震惊蒋介石的军统电台特支案
1939年，共产党员张露萍由延安被派往重庆，与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组成特别支部，特支由张露萍负责，受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电台特支”源源不断送出的情报，对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避免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袭击和破坏，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7人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和贵州息烽监狱。1945年7月14日，7人牺牲于贵州息烽快活岭。由于他们从事的是极为秘密的工作，人们不了解他们的革命事迹，几十年来寂寂无名，经过艰难的调查，1983年，他们的事迹才为人所知。比英勇就义更难的是委曲求全。能为主义献身者，必重人格。牺牲众人眼中的人格，而为主义献身，则更为难能可贵。
一、军统局里的“红色”电台
1940年的一天，坐落在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
军统电讯总台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都是电台的骨干，他们处在国民党军统的这个秘密机关里，看到了太多的丑恶。
张蔚林，江苏无锡人，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里。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聪明好学，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因此，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久，这位使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诱骗一些学员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人民抗战的革命党。
不久，军统又派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等人，到皖南补充那里的潜伏电台通讯人员。由于身在偏僻的敌占山区，生活较为艰苦。加之，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上层人员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张蔚林的严重不满。腐败的国民党官员大发国难财，大肆贪污，对他们这些前线人员也不放过，经常克扣他们的薪水，张蔚林与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等抓住时机，联络其他秘密电台工作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这在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军统局内部是绝不允许的。因严重违反纪律，他们被调回重庆。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他们在一起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被专门监视内部人员的督察室发现，报告给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董找他单独谈话，他以“只是好奇看看，没别的意思”遮掩过去，加上他曾是董的得意门生，此事才没有被深究。
冯传庆出生于北平的一个电讯世家。由于他听力特别强，技术特别好，从国民党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军统知道后，拿着国民党军委会的公函将他从交通部调到国民党军统电台。
冯传庆在同事们的眼中，是一个勤奋好学、爱读进步书籍、思想进步、为人朴实、技术好的年轻人。他在天津电报局工作的时候，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西安事变以后，冯传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冯传庆早就听说苏联是一个到处充满光明、没有欺压、人人平等的国家，非常向往，他曾动员妹妹和自己一起去解放区投奔革命，但因为母亲孤身一人无人照顾而作罢。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国难当头，好男儿当为国分忧。”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受抗战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产党坚持抗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精神吸引。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突然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他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第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派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相信自己，张蔚林、冯传庆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他们向叶剑英提供了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诚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每次取送情报都是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亲自取送，虽然安排得非常的隐蔽，但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叶剑英正在考虑必须有人代替取送情报的时候，一个令叶剑英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由延安派回四川，利用自己家庭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人。1935年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她的同班好友车崇英常带她到自己家里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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