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间靖子(中文名“刘静贞”)出生在中国，二战后流落东北，隐瞒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受尽折磨，后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加入中国国籍。55岁时，她第一次回到日本。这个给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当过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刚回日本时连饭都吃不饱，却一直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八旬高龄还多次回中国，资助中国的穷孩子。她说：“我把中国当成娘家，日本不是。为了中国孩子，我也要活下去。”
被苏联红军追赶的日本女孩
胜间靖子出生在大连的日本人居住区，邻居们以为她是中国人，或者顶多是个中日混血儿。她没有说破，认为这样能保护自己。
86岁的胜间靖子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我生母去世得早，继母对我很不好。我吃不饱，有一次她竟发狠用熨斗烫我。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日本邻居们很同情我，说‘你最好赶快离开家，不然会被折磨死’。”
上世纪40年代，胜间靖子在大连一个日本小学当老师，只要回家就挨打、挨饿。当时她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当兵(日本当时规定小学教师不能转行，除非服兵役)，“我宁愿到前线去死了，也要摆脱继母的折磨。”
胜间靖子的父亲是日本的大富商，天皇的家人经常进出他经营的高档宾馆。父亲无法制止女儿的继母施虐，胜间靖子只好到哈尔滨的关东军陆军医院做护士。没工作多长时间大家就传说，跟苏联不打仗的条约(《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已经结束。关东军预感苏联马上要出兵，陆军医院于是从哈尔滨向大连转移。
撤离的那天早上，胜间靖子上车前发现病房里静悄悄的，就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了一辈子难忘的惨像：那些重伤员，还有在战争中吓疯了的士兵们都被处死，“往血管里注射空气”，一排排躺在那里。
胜间靖子和同伴在火车上听到了天皇的投降诏书。苏联红军截断了日军的退路，火车停在长春走不了了。伤兵们抱头痛哭，各自奔逃，靖子无依无靠，一个日本护士有亲戚在长春，就拉她去寄住。有人劝她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日本人，街上到处是寻仇的中国人，还有一些抢掠奸淫的苏联士兵。
这个小护士的亲戚已经撤走，她突患胸膜炎发高烧，胜间靖子把她背到日本的慈十字医院，一个星期后病逝。靖子孤身一人，中国女医生绍淑荣收留了她。绍大夫曾留学日本，她所在医院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跑了，剩下几个中国医生勉强支撑，“病人积了一大堆，没人治。”胜间靖子留下帮忙，兼给一家有钱人做保姆。
为了乱世求生，绍大夫给靖子起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刘静贞。有一天，刘静贞正在楼上晒尿布，忽然楼底下有人喊她快跑，几名苏联士兵远远走来，走楼梯已经来不及了，她抱着柱子滑下来，跳墙逃到别的院子里……
大家觉得刘静贞孤身一人太危险，就给她介绍对象。后来，一个有俄国血统的小伙子成了她的丈夫。
被俄国疯婆婆锁在木屋里
靖子的丈夫王德成的父亲是山东人，早年在中俄铁路干活，后来跑到莫斯科，遇到一个俄国孤女，两人结了婚，生下王德成。一家人回到东北，王德成学了点儿日语，进了长春满洲电影制片厂。
国民党要打进长春，刘静贞和丈夫跟着电影厂(抗日战争后，满洲电影制片厂被我党接收，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撤往黑龙江。
刘静贞的俄国婆婆在日本占领时期被日本警察打疯了，看谁都像小偷。到了哈尔滨，王德成到前线工作，婆婆把刘静贞锁在小木屋里，怕她席卷而逃。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侯波知道后，把刘静贞救了出来，动员她参加工作。于是她替电影厂留用的日本技师们当翻译。那年是1947年。
刘静贞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家，“我觉得日本像外国一样，我对中国更熟悉。”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于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刘静贞成为正式党员。
当时东北的每个大战役都需要电影厂去拍摄、留存，电影厂极缺摄影师，刘静贞就尽心尽力在日本技师和中国学生中做翻译，想快点儿培养出新摄影师。电影厂刚培养出3个新摄影师，却在上前线时遭遇敌机扫射，一下牺牲了两位。
周总理救了“日本女间谍”
全国解放后，刘静贞到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和丈夫来到北京。她有两个孩子，人们每天看到面目清秀的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风风火火去上班。她这时已经成为电影技术工程师，先后担任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要是没有特殊情况，这个日本女人会在中国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文革来了。一直向组织隐瞒自己是日本人的刘静贞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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