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62年4月27日他的《词六首》投稿给《人民文学》，发表在当年第五期上。这期刊名换了印刷体。
王蒙被称为意识流小说代表作的《春之声》发表在1980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他后来担任了这份国家文学期刊的主编、文化部部长。
1949年10月创刊号，郭沫若题写的刊名
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用的是毛泽东的手迹
第一任主编茅盾为《人民文学》写的发刊词
(图片由 《人民文学》杂志社提供)
前记忆
《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周扬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论文。
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人民文学》，由茅盾任主编，艾青为副主编。当年的创刊号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刊名题字则是经过毛泽东推荐，由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手书。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它是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构建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运作的产物。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的功能。
《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但从1952年三四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导致《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或者说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
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把大炮带回家的士兵》。在早期，《人民文学》经常发表译作，当时的编者大概很难想象，卡尔维诺的名字在四十多年后会标志着一种抽象、纯粹的文学精神。
1962年的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这六首词是毛泽东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把稿件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文学收”。
然而到1966年5月，“文革”风暴掀起，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民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被迫停刊。
它在1976年的“复刊”则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种结果，成为一代政治和一代历史的文学见证。
复刊的动议，是在1975年间。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7月25日，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现状的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之外，这种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复出”直接相关。
《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张春桥做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 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署名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一次的结果实在不“残酷”，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他和蒋子龙在两年之后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一起，开始了一个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文学成了社会意识的先导，它参与确定公共议题，有力地改变了大众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想象。在那个初冬，千百万人的心被一篇小说激动着，他们从中听到了新时代降临的征兆。
幸存者归来
1950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的创刊号发表了柯仲平和何其芳献给共和国诞生的颂歌《我们的快马》和《我们伟大的节日》，茅盾先生约请正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刘白羽写了反映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火光在前》，作为当期小说的头题。
创刊号还发表了一组巴金、胡风、郑振铎和冯雪峰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撰写的文章，胡风的题目是《鲁迅还在活着》——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就这样出世了。
1952年，白桦在第6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竹哨》，同期有巴金的散文《平壤》。
次年白桦又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年轻的白桦将奇丽的边地风情带进当代中国读者的想象空间。然而不久，白桦被打为“胡风集团成员”遭到批判。
1953年，因为向毛泽东递交阐述自己对文艺工作意见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胡风受到批判。两年后因震动国内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入狱。受胡风冤案株连，众多的作家被打成胡风集团成员，遭受监禁。
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被彻底破坏了。把本来应该有的、必要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立案、调查、取证、起诉、法庭辩论、宣判、上诉、复查、再次法庭辩论、再审判等等全部省略。成百上千的人的生死、荣辱、只凭一个人一时的“浮想联翩”就一锤定音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只凭“胡风分子”四个字就照单全收……
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
1977年，远行者归来，白桦、闻捷、碧野，他们来自地理上的远方，他们从被迫的漫长沉默中终于归来。1977年第6期，白桦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地上的神仙》。
1979年11月中旬，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白桦接到胡风一封信。
信是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来的，比较厚，信封却很小。然而这封信让白桦获悉了胡风的下落和出境。“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地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
1979年，胡风获释。1980年胡风被平反。1983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复出的胡风的杂文《写在“坟”后面》。在此间，因1957年反右斗争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余人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成百上千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和放逐的作家陆续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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