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不是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而是从1978年算起，“因为文学的"复苏"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
谌容1980年代与巴金 《收获》杂志供图
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不是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而是从1978年算起，“因为文学的‘复苏’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形成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但几十年的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并没有一夜消失，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大墙文学等等，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甚至不乏重拾“批斗”的声音。但和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阻挡一样，作家们的文学探索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在读者拥护声中，翻开新的篇章，这也使1980年代初的文学生机勃勃，“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又渐渐恢复活力。
1979年复刊后第一期《收获》发表的重量级作品是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也许预示着命运多舛的中国即将走出这政治运动的黑夜，又迎来了新的早晨。175万字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复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用17年时间精心创作而成。选择《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作为《收获》复刊号重量级作品，也许是续上1957年《收获》创刊那年的血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即是在那一年的《收获》杂志上刊登。不过，正如《收获》之后20年间走在“停复刊”之间，三部曲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从1957年在《收获》发表，1958年出版之后，因为历次政治风波，直到1979年，小说才最终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经了20余年时间。《上海的早晨》的经历，只是中国文学和作家的一个缩影。
从维熙“大墙文学”不胫而走
从维熙在“文革”后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复刊后第二期刊发，“大墙文学”不胫而走。小说约6万字，描绘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监狱里与“四人帮”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者说出了一句没有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而当时“两个凡是”还盘踞着中国政治思想界。那时杂志复刊不久，刊登《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这期杂志从开印时万册飙升到后来的几十万册。“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时，正是我结束了20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1979年1月6日乘夜车离开山西。”从维熙对早报记者说。
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引发出各种麻烦，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绿灯。“让我最为惊愕的是，当年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1000多封来信。信件中的绝大多数，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位知名文学杂志编辑还给《收获》写信，称我是跟苏联解冻文学时的爱伦堡一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维熙说。从维熙向早报记者回忆起30年前的这部曾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作品时还说，他手上的一份材料还记录着当年他所服役的劳改单位，专门为他这部“大墙文学”小说所开的批判会议。
“我曾对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已做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从维熙回忆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已确立，但几十年极“左”思想还不愿在历史巨变中退位。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虽再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不过在从维熙看来，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历史必然，“即使我没有写，受难的知识分子也会写出这样的小说，而当时有些政法机构，要封杀《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是历史的必然。”但从维熙也向早报记者承认，如果没有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后雷厉风行的贯彻，“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我真有可能再进大墙。”
张抗抗唤醒热爱生活的权利
复刊后第一期《收获》还收入了刘心武的《等待权利》。巧合的是，复刊后第二期《收获》上，还刊发了另外一篇“权利”小说———女作家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长期极“左”路线折磨着人的精神和肉体，包括对人们对美好爱情权利的剥夺。1969年，张抗抗从南方杭州插队到黑龙江的农场，8年的农场生活异常艰苦，“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解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张抗抗回忆说，“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爱)。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在塑造舒贝时，我想要唤醒新时代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
远在黑龙江的张抗抗在1979年初将手稿最初给了《上海文学》，“当时《上海文学》主编是茹志鹃，不过她建议我把小说给《收获》，也确实在《收获》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回忆与《收获》30年的友谊，张抗抗说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编辑孔柔“用密密麻麻的小楷毛笔写的一封封修改意见信。”
谌容“浩然式”作家成功转身
成名于“文革”期间的女作家谌容一度被认为是“浩然式”的作家，她那部发表于1975年的《万年青》同浩然的《艳阳天》一样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还被“四人帮”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过，《万年青》描写了一批中间人士，所以小说一度不能被出版。”“文革”结束，下放北京郊区的谌容回到城里，在中学教授俄语。不同于一大批“文革”中红得发紫的作家在新时期销声匿迹，谌容并没有放弃写作，“因为我在‘文革’中问心无愧，我在1978年写了《永远是春天》。”《永远是春天》描写了饱受磨难、意志坚强的老干部韩腊梅，标志着作家摆脱极“左”路线，重新回到文坛，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但真正给谌容巨大成功的是《人到中年》，小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获》，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社会影响。那一期的《收获》更成为当时最紧俏的阅读物，“后来刘心武开玩笑对我说，《收获》一期的价格是1元，‘人到中年’这个小说名每个字的价格是2角5分。” 谌容对早报记者说。
《人到中年》主要通过描写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一方面，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工作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超负荷地工作。对于小说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谌容对早报记者说：“这是因为，《人到中年》可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我最早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抗战期间我随国民党法官的父亲避难于四川农村，后来又下放农村多年，我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也有感情。后来写了《人到中年》等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也跟我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有关。”
写《人到中年》时，由于各种原因，谌容“失业”在家，“写《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时，我都没有工作，借了很多钱，《永远是春天》发表，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后才开始还债。可以说，我是那个时候真正的‘专业作家’。” 小说发表后，随着同名改编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影响力。“电影在1982年就拍好了，但电影要到一年后才能上映。” 谌容说，“审这部电影时，我陪着中央领导胡乔木一起审，他建议我修改下结尾部分，但我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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