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
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多次申明，“外交部大权属中央，谁也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1967年1月和8月，外交部一些持过激观点的人先后两次篡夺外交部的大权，打倒陈毅外长，拼凑领导班子，妄图推行“左”傾外交路线。但他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只不过是作了一场黄粱美梦。
一、1967年1月第一次夺权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部委的党委几乎都受到冲击而且大多数党委被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外长主持下，仍然行使着领导权，部内各级当权派和所有群众（即一般干部）坚守工作岗位，只在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我国对外活动的正常运行。
1967年1月初上海掀起夺权风暴后，各地造反派纷纷效尤，国内迅速出现夺权浪潮。1月17日晚，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领导人召集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周总理严正指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
1月18日中午12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由外交部新闻司科员王中琪和国际司科员张殿清发起，串联部内各单位近300名群众，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1966年12月20日成立的一个没有当权派参加的群众性组织。当时它是外交部唯一的全部性组织，夺权后发展到拥有1700多人，那时外交部总共有2300多人。）决定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夺权”。他们发表声明称：当此部党委继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特郑重声明：自1967年1月18日中午12时起，我部运动和业务的领导权全部由我站掌握。我站建立监督小组，凡有重大问题和决定（包括政治和业务方面），部党委必须取得我站同意。部党委任何成员，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消极怠工，否则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论处。
是日中午12时20分，《联络站》造反派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带领数名造反派将仍在办公的姬鹏飞、罗贵波、韩念龙、乔冠华、徐以新（以上五人皆为副部长）、龚澎（女），宦乡（以上二人为部长助理）等部党委委员召集到外交部大楼（东交民巷15号）部长会议室开会，宣布《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声称：“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力地领导对外斗争。因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接管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成立监督小组，对部党委的工作进行监督；部党委在对外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前，必须取得监督小组的同意。”在场的七位部党委委员都缄默不语。
会后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下午4时，《联络站》向总理办公室汇报夺权情况。
当晚10时20 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受周总理委托，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代表周总理和他本人对《联络站》夺权表示支持，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但他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可由造反派组成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陈毅说：“希望你们很好地掌握这个权，要把过去的业务大大地提高，要真正体现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权才能真实。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陈毅还补充说：“你们走了第一步，就要走第二步，你们还要团结其他同志，要和他们商量，争取他们完全站到革命方面”。
1月19日上午，《联络站》所属各战斗队（群众组织）在各自单位向当权派宣布夺权时，都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很顺利地将权夺了。因为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既然周总理、陈外长已表示支持《联络站》夺权，非《联络站》的群众组织和各级当权派们也就接受和服从。
可是，一些单位持过激观点的造反派砸烂外交部“一切旧的官僚机构”。他们把本单位的党、政、财以及人事调动、文件批阅等权力，全都夺了过来。有的单位成立监督小组，监督司、处长的工作。有的单位取消司级、专员级、处级的“官衔”，司长、专员、处长等当权派和科员（一般工作人员）一起办案，大家都做具体工作。他们取消按级别阅读机密文件的规定，认为这项规定是“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些单位全由造反派掌权，带长字号的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造反派指令当权派们集中时间和精力写检查，交代揭发问题。“有问题”的当权派还必须参加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1月19日下午，外交部造反派召开庆祝夺权胜利大会。
1月25日周总理接见我国驻外使领馆先期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时，再次明确申明，“领导革命（指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不算保守”。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中持过激观点的人对监督形式甚感不满，觉得权还不够大。2月2日《联络站》召开战斗队队长会议，研究撤销《联络站》，计划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员会”，实现彻底夺权。会上有人表示反对，有人建议必须先请示周总理同意后再采取行动。
2月9日下午1时至5时30分，周总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陈毅外长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联络站》负责人及其所属各战斗队（群众组织）队长，听取汇报。
《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是领导运动，一个是领导业务。”
周总理严正地询问：是“领导”还是“监督”？我跟你们讲过主要是领导革命，监督业务。我提的是“监督”，从来没有提过“领导”。你们罢免了司长、处长，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得到外事口批准？你们这样做要不要通过中央？你们夺权只限于监督业务，人事权力直属中央批准。……你们现在做的超过了中央授权给我和你们谈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我没有提过你们可以把旧机构砸烂。这个班子是直属中央的。
第一亚亚洲司的一位造反派辩解说，刚解放时毛主席指示新中国外交工作“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要另砌炉灶”。
周总理耐心地解释说：那是主席对国民党旧的外交说的，那时侯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49年逃到台湾。——笔者注）的外交我们一点没要，只有三个起义（指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凌其翰等三名起义外交官——笔者注）过来的做了（外交部）顾问；整个外交大权都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有些要另砌炉灶，有些修修补补，有些修改，修改还可以用。上海没有全部另砌炉灶。
谈到建国后的外交工作时，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十多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主席路线，这条路线是主要的，至于有没有反主席思想的言行，肯定是有的，总是不断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贯穿在党、政、军、民，任何一个单位不能排除。
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年青一代超过我们，我们犯过的错误你们不要再犯，我们走过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在夺权形式没有解决前，造反派应该和部党委很好配合，部党委应很好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腰杆要挺，腰要挺直，不要怕责备，没有勇气还行？！不管戴多大的帽子，要有勇气。同时也希望你们给他们积极性，使他们敢做工作，不要都靠边站，而要反复的做工作。
陈毅补充说：希望（《联络站》）监督小组和部党委很好合作，这样对我们斗争有利。我们相信年青人要掌权的，但是从监督到掌权不是一下子。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要有阶段，不是跳就跳过去，象跳高一样，一点点升。……对部党委几个同志叫他们靠边站，我看是不公平的。让他们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大使、参赞一下飞机拉去斗，我是不赞成的，章文晋我打了电话去也没制止住。（章文晋时任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67年2月初他回国抵达机场后，造反派不让他先回家而直接把他拉倒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大楼进行批判。——笔者注）……在中央我是挨斗出名的，现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以前是斗完马上拉出去枪毙，不容你说一句话，我是刀下投生。我自己也犯过错误，我也斗过人。我在这里大胆地说，这种斗争方式，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在中央会议上我讲过这个话，在这里我对你们还讲这个话。 …… 在国外不要搞战斗队组织，不要搞夺权斗争，这是主席批准的。要一致对外，不要让大使、参赞前面和敌人斗，后面失火，自身难保。（文革开始时，我国驻外机构共有48个，即45个大使馆、2个代办处和一个总领事馆。1967年初，有些大使馆成立了战斗队，横扫“四旧”，批判当权派并计划夺权。为制止驻外使领馆的混乱局面，2月6日，陈毅将外交部起草的一份电报送周总理审批。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参照军委的作法，外交部也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红色宣传品；不得逼外国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决定我国驻外人员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革。周总理阅后呈送毛主席。2月7日，毛主席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系统的“二七”指示，从而扭转了我国驻外使领馆运动向逆境发展。）
根据周总理指示，2月下旬《联络站》核心组被迫进行整风。《联络站》第一把手王中琪（新闻司科员）迫于形势，勉强作了“检查”，但仍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顽固坚持错误立场。
4月初，社会上掀起袭击陈毅等老帅的“二月逆流”（现称“二月抗争”）。北京航空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在社会上贴出“打倒陈毅！”的标语后，外交部形势突变。《联络站》中持过激观点的人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借机反扑。
《联络站》核心组多数人认为，陈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开大会批斗他，而且发誓非要打倒他不可。由于周总理根据毛主席“一批二保”的指示保护陈毅，他们开始对总理有意见。他们对群众大搞一言堂，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支持《联络站》的都是“造反派”，反对的则是“保守派”。对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宗派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支持《联络站》的，就是“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对象”，反之就是“保皇派”、让他们“靠边站”。在对外业务上，他们硬把十八年来毛主席制订的我国外交路线诬蔑为“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胡说什么“陈毅是刘少奇在外交部推行‘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理人，是刘少奇干扰和冲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大帮凶，是外事系统头号走资派”；公然叫嚣“我们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到了改变的转折关头。”
4月5日，外交部《联络站》通过了“炮轰陈毅声明”。4月13日外交部《联络站》与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红代会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相继纠合外事口和首都红代会的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外事系统《批判陈毅联络站》（简称《批陈联络站》，成员见注一）。11日和12日，外交部连续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大会”、“反逆流大会”。14日，外交部举行“打倒刘、邓，炮轰陈毅大会”。17日，通过了“打倒陈毅”决议。他们的口号是“坚决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在大字报中，他们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叉叉，还把他的名字倒着写。笔者称《联络站》为“打倒派”。
陈毅没有出席上述会议。周总理不同意他们的过激作法。于是他们向周总理施加压力，要求周总理交出陈毅让他们批斗。周总理却千方百计地保护陈毅，顶住了这股揪斗陈毅的恶浪，并且不断地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
为打破外交部“一言堂”局面和抵制《联络站》核心组的无政府主义思潮，4月10日非《联络站》的200多名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总务司交通科的司机、修车工人和办公厅文印处的排字印刷工人，少数为亚非司、国际司、礼宾司、总务司供应处、总务司财务处、机要局、干部司业余学校、干部司调干支部等单位的科员）组织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他们在对待总理、陈毅、夺权、干部亮相等问题上与《联络站》有原则上的分歧。他们认为，陈毅犯有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他们与《联络站》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笔者称《总部》为“批判派”。
5月毛主席听取了外交部王海容（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科员）和唐闻生（办公厅翻译室英文翻译）的汇报，同时也从一些材料中获悉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总理的逆流，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过激派因周总理保护陈毅而遭到非难和攻击。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5月27日与6月3日，中央文革两次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代表，指出他们炮打、攻击周总理的言行均属极“左”派行径。
《联络站》核心组“打倒派”王中琪等人不断受到中央和群众的批评后，被迫在6月份进行第二次内部整风。他们虽没有倒下去，但已风光不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经过两次整风后，《联络站》所属战斗队内的一些群众在对待总理、陈毅、外交路线、群众、干部等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观点与他们的核心组“打倒派”产生原则性的分歧，同时也不满核心组的过激行径。他们酝酿倒戈。6月10日领事司、美洲大洋洲司、条约法律司、西亚北非司、苏联东欧司、西欧司、第二亚洲司、政治部、办公厅、翻译室等单位的二百多名群众，从《联络站》内分裂出来，成立《攀险峰野战兵团》（以下简称《攀险峰》）。他们的政治观点基本与《总部》雷同。笔者也称其为“批判派”。《联络站》遇到了第二个对立面。《总部》与《攀险峰》并肩战斗，同《联络站》分庭抗礼，发现他们的问题后即予以公开揭露或上报中央。外交部形成鼎足局面。
《联络站》“打倒派”的日子每况愈下。在他们处境极端困难时，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跳出来拉姚登山、王中琪等人一把，煽动他们反击“右倾保守势力”，鼓动他们彻底夺权，所以外交部才会爆发第二次“夺权”。
在叙述第二次“夺权”前，有必要简单提一下姚登山这位昙花一现的人物，因为他在外交部第二次“夺权”中扮演了打头阵的角色。
姚登山(1918年-1998年)是山西襄汾人，出身贫农，上过高小。1935年他加入山西军阀阎锡山部队混饭吃，当过班长、副小队长。1938年抗战时，20岁的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213旅任中队长。在党的领导下，他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襄陵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他在山西襄陵汾东一带率领游击队英勇抗击日本鬼子和伪军，历任大队长、教导员、副政委。
1945年抗战胜利后，姚登山任中共曲襄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他带领襄陵独立团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这支部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姚任独立团团长兼政委。
1950年姚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文革前，他在外交部西欧司和总务司任专员、副司长；在我国驻芬兰、锡兰（现改名为斯里兰卡）、印尼等国大使馆任参赞和临时代办。
1967年印尼反动派发动反华排华浪潮，姚登山临危受命到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任临时代办，领导抗暴工作。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驱除”姚登山。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领导人以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负责人和数千群众英雄式的热烈欢迎。
姚回国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经周总理引见，毛主席接见他，后来林彪和江青也来了，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张大幅照片（见下图）：姚登山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江青，他站在毛主席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国内媒体称姚为“红色外交战士”，报道我国驻印尼使馆外交人员的英勇斗争事迹。姚一跃而为一棵迅速“登天”的政治明星。
一时间，姚登山利令智昏，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姚登山在外交部和其它部门对造反派作“抗暴斗争”报告，号召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姚诬蔑国内对印尼抗暴斗争的指示“右倾”，说他“没有执行那一套”，“那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告会上，他同过激派一起狂呼“打倒陈毅”，俨然以响当当的“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自居。
5月份在极“左”思潮席卷下，外事系统一些单位的过激派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例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联络站》“打倒派”第一把手王中琪分析形势后认为，五月中以前，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心在学校，从五月中开始，运动中心转移了，已经从学校转移到机关，特别转到外事口，而外事口是总理管的，因此把斗争矛头直向总理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王说：“我们也要在总理身上打开一个界限”。他认为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总理，要打倒陈毅，要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就得“动一动”总理。他认为，对总理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这是“造反精神”。于是外交部进入揪斗陈毅、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高潮。5月11日《联络站》组织外交部群众游行到中南海，示威“揪陈”，向中央施加压力。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姚登山作劝说工作。周总理对他说，国家机关不能同学生一样，不能上街，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行动，要考虑国际影响。姚站在过激派一边，胡说什么“群众情绪很高，都发动起来了，正在礼堂开会，就准备出发了。”周总理在电话中一再指示他要进行“劝阻”，但姚竟叫嚷说，“《联络站》的小将们造反精神很强，热情很高，我无能为力，不好劝啊！”姚甚至借机向周总理转达过激派的无理建议，要求“停止陈、姬、乔对外活动”，“撤销姬鹏飞常务副部长职务”。周总理严厉驳斥了姚的一派胡言。《联络站》仍组织外交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了中南海。
姚登山的所作所为极大地鼓舞了“打倒派”。他们表示要以姚登山为榜样，狂称要敢于把外交斗争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臭东西扫个精光，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条条框框砸个稀巴烂。要向姚登山学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把外交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中了这位“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也在伺机蠢蠢欲动，妄图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亮亮相，大展宏图。在外交部“夺权”问题上，他们共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联合演出一场“夺权”丑剧，攫取中央的外事大权。但他们的恶劣表演却宣告他们政治生涯的终结，自掘坟墓。
二、1967年8月外交部第二次夺权
7、8两个月是外交部文革中无政府思潮泛滥最猖獗的时期。7月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大江南北视察。王力、关锋、戚本禹错误估计形势，疯狂地煽动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该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学》。当时受外交部领导——笔者注）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时受《对外文委》领导——笔者注）的“打倒派”揪斗打倒陈毅，妄图实施彻底夺权。
7月15日傍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六一六造反兵团》二百余名头脑发热的学生组成“揪（斗）陈（毅）大军”，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办公楼对面的正义路的广场上“安营扎寨”。7月16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团》派了数十名造反派前来助阵。两校持过激观点的学生抄写、张贴所谓“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搞广播。他们还将大字报贴在北京最繁华地区王府井大街上。他们进行街头演出、街头演讲，声讨陈毅。
7月19日，外交部《联络站》发表声明支持“揪陈大军”，宣称他们来外交部“安营扎寨”是“百分之百革命行动，好得很!”表示坚决支持，并表示将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连续数日，所谓“揪陈大军”在正义路广场上召开“揪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刘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问题答辩会”、“陈毅黑历史报告会”等。这帮人表示要“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他们决心“把陈毅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誓死与陈毅血战到底！”
8月1日至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极端派）头头刘令凯等十余人强行冲入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部长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封锁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他们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他们还张贴“外交部里有大鬼”、“周总理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周总理说话要兑现”等大标语。他们殴打外交部大门值勤的警卫，冲撞与他们说理的外交部工作人员，辱骂他们是“洋奴”，诬蔑外交部为“卖国部”。他们闯入部长办公室，揪走姬鹏飞、乔冠华、徐以新等三位副部长。外事活动被迫中断四天，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大会。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会议。外交部的姚登山也与会。会前，戚本禹、关锋和姚登山就陈毅问题进行了短暂的晤谈。
戚本禹和关锋竭力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当他们讨论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冲击外交部揪陈毅时，戚本禹说，“革命小将不怕艰苦，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这种革命精神很好。这是大方向，这是主要的。进入外交部，这是方法问题，这是次要的。”戚本禹接着又说，“陈毅，二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如果他不翻案，他就过了关，也就没事了，可是他翻案，我们的保也就收回了。这是二月的事了，现在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最后，戚本禹说，“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关锋向姚登山表明，陈毅不下来同中央文革无关。姚登山问，那么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关锋未作回答。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陈毅下来接受群众批判的问题，稍作说明。戚本禹所云完全不符合事实。笔者愿将事情真相叙述如下：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外交部和外事系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到外事系统各单位。1967年初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的会议上，陈毅发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言论。陈毅的这些言行应该听取群众的批判。毛主席的态度是“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
外交部人员在对待陈毅问题的性质以及如何批判陈毅错误等方面，有原则分歧，存在着两种态度和两种批判方法。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即“打倒派”）认定，“陈毅是外交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在对外事务中推行“刘邓陈‘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主张“坚决打倒三反分子陈毅”，“誓死与陈毅血战到底！”开批陈会是为了彻底打倒陈毅。实际上，这是一条“先定性（打倒）后批判”的方针。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即“批判派”）认为，陈毅犯有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和批判，执行周总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最后根据中央对陈毅问题的精神、已经核实的材料和陈毅本人的态度，判定是挽救还是打倒他。口号是“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后来成立的《攀险峰野战兵团》（简称《攀险峰》）也持这种观点。
外事系统在对待陈毅问题上也是两派。它们在批判陈毅的方式、口号、批判的目的、两家联合批，还是分开批等问题上，意见相左。1967年4月13日成立的《批判陈毅联络站》（成员见注一），属于“打倒派”。他们坚持只有他们这一派有权批陈，并且反对另一派批陈。4月10日成立的《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成员见注二），属于“批判派”。
鉴于外交部和外事系统两派意见不统一，6月至8月初期间，周总理多次召集外事口两大派代表和外交部三群众组织代表开会，磋商如何批陈。所以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因为“打倒派”一直在从中作梗。最终于8月4日达成协议，决定于8月6日外交部两派三组织的200余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联合批陈小会，之后再召开几次小会，最后外事系统两大派在人民大会堂分别召开万人批陈大会。两派通过批陈，实现革命大联合，然后进行斗批改。
周总理规定，开批陈大小会议时，会场不得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会议期间不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不准对陈毅采取侮辱人格的动作等。造反派答应完全照办。周总理还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以上是陈毅迟迟没有下来接受群众批判的情况。
就在外交部和外事系统达成协议准备付诸实施时，8月5日戚本禹、关锋和8月7日王力先后粉墨登场搅局，致使阴云笼罩了外交部和外事口。
8月5日下午，外交部《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的讲话。传达过程中，持过激观点人的狂热情绪急剧升温，好像打了一剂强心针，刮起了一阵猛烈阴风，长时间无数次地狂吼“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等口号，欢呼拥护戚本禹。会后，《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批判陈毅派”）认为，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与周总理对陈毅问题的指示精神不符，影响恶劣。当晚该组织即致函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实情。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
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姚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会议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北外六一六及红旗革命造反团（主张坚决“打倒陈毅”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和《红旗革命造反团》——笔者注）听了姚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
此致
敬礼！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谁知这封信和附件竟全部落到代表中央刚处理完7•20武汉事件返回北京的王力手中。8月7日晚9:00-11：45，王力拖着伤腿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专门“召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在他们汇报外交部运动、批判外事系统“头号走资派”陈毅及其“三反”言行、夺权、北京外国语学院狂热派冲堵外交部等情况时，王力不断地插话，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讲话”，射出他自己政治生命中的最后一颗子弹。（王“八•七讲话”后被毛主席斥为“大大大毒草”）。王竭力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赞赏和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陈毅）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彻底篡夺外交大权。他还打一派拉一派，宣布反对“打倒陈毅”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为“保守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
下面是王力同姚登山等人的部分对话：
《联络站》代表：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王力：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他们说你们方向错了，那陈毅方向、路线倒对了？
王力：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联络站》代表：我们一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部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毛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搞另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了啰？！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王力：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8月5 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有人竟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的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王力读这封信的全文）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指姚登山）。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话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揪陈毅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们的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来，没有办法，有的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去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 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 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会见后，姚登山、王中琪等人欣喜若狂，对王力感激涕零，解救他们摆脱困境，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倍增对抗周总理的邪念和蛮劲。事实上，“王八七讲话”并非是王力有讲稿、有头有尾的讲话，而是《联络站》“打倒派”代表在汇报外交部运动过程中，王力时不时地插话，发表他的“高见”。《联络站》“打倒派”为突显王力谬论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把王力的”插话”说成是“讲话”，视同“中央文革的指示”，以震慑和驱使外交部和外事系统的群众无条件地言听计从。
王力觉得对姚登山和《联络站》点燃的这把火还不够旺，冀望再添上一把阴火。次日（8月8日）上午，他还专门写信给姚登山，以书面形式确认他8月7日晚上的讲话内容。
王力给姚登山信的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像。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 礼！
外交部又大乱起来了。8月8日上班时间一到，《联络站》“打倒派”第一把手王中琪急如星火地召集其所属战斗队队长开会，传达“王八七讲话”和王力8月8日来信。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正式指示，决心要坚决打倒陈毅，要彻底砸烂外交部的“三降一灭”。会议决定要借王力讲话的“东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队伍，采取行动。
8月9日下午先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宣读王力来信，大谈王力如何支持他，要他站出来，要旗帜鲜明。接着《联络站》核心组反复传达“王八七讲话”。会场狂热气氛达到无可比拟的地步，极“左”思想肆虐。他们咒骂《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皇狗”，呼喊“打倒保皇派”等口号，决定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压垮它们。他们印发“王八七讲话”，人手一册，并将“王八七讲话”传到我国驻外使领馆。他们把这株大毒草捧上天，胡说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是“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是“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新十六条”等等。他们凭借“王八七讲话”所造成的声势，大造“夺权”舆论，采取更加激烈行动，再度进行“机构改革”，使大批干部彻底靠边站。他们贴出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他们决心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把外交部的的极“左”思潮推向顶峰。
8月10日外交部召开《批陈小会》，批判陈毅推行“三降一灭”的投降外交。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派”拼凑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陪同陈毅与会。会前，他们向周总理保证不举和张贴“打倒陈毅”标语。但当周总理步入会场时，主席台上有人发出暗号，突然从二楼抛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大幅标语，前排30多位女学生也即展开“打倒陈毅”的标语。他们在向周总理示威。期间，他们不断要陈毅低头弯腰。个别好斗分子还跳上主席台妄图殴打陈毅，被事先安排坐在前排的警卫战士制止。大会主持人宋远利（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派”头头）宣读“批斗陈毅大会通令”，要陈毅在十五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递交有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的“认罪书。”大会主席团还建议中央，“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随后外交部《联络站》“打倒派”成立所谓“反迫害大队”。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和“反迫害大队”头头黄安国（新闻司科员）多次开会筹划对外交部政治部进行夺权。8月13 日，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通过了接管政治部的《通告》和《声明》。当晚，姚登山和王中琪“请示”王力。14日清晨，王力通过秘书转告他们说，“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姚登山和王中琪决定实施他们的预定方案。当天上午10时，他们派遣数十人包围位于东交民巷40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所有公章和钥匙。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在政治部原有130多名工作人员中，仅留用少数几个人。他们还竟然委派“反迫害大队”头头黄安国（新闻司科员，非党员）出任《联络站》驻政治部代表，充当政治部“主任”。他们就这样簒夺了中央外交人事大权。下午三时在外交部政治部大院内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会上姚登山吹捧《联络站》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辱骂《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守派“。他还声称：“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的分界线”。他还煽动说：“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现在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 有人要我到部党委工作，我不去。同志们，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革命不能改良，要彻底砸烂”。
政治部所谓“领导小组”接连发出两道通令：第一道是通知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篡改中央口号为“打倒刘邓陈”，并立即停止轮换驻外工作人员。第二道是，已经办理了出国手续而尚未出国或正在办理中的出国人员，暂不出国。他们将根据王力讲话精神对出国人员进行重新审查。据不完全统计，有17人被留了下来不准出国，严重影响了一些使领馆的工作。
针对他们的极端作法，周总理指示说：政治部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有人要砸，要劝阻。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总理还指示外交部，今后政治部的有关业务用外交部党委名义，不再用政治部名义。
8月15日《联络站》核心组内部进行改组。凡不紧跟王中琪为首的“打倒派”的成员也被称为“保守势力”，被“改选”掉清洗出核心组。随后各基层战斗队的领导班子也都效仿进行“整改”。他们的口号是“保字号靠边站”。
8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近百名狂热学生在《联络站》某些人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大院，砸毁《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正在值班的数名工作人员，刷写诬蔑性大标语，勒令这两个群众组织解散。他们橇开《总部》、《攀险峰》办公室的办公桌、材料柜的锁，搜查并抢走它们的文件、资料、录音带等，查封它们的办公室。他们还狂叫“打倒保皇派！”“炮打中央文革罪该万死！”在《总部》办公室内贴满了侮辱性的大标语，“砸烂总部”、“踏平保皇总部”、“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等。这伙暴徒用大字报形式对《总部》和《攀险峰》核心组下达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交出“认罪书”，并解散。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对《总部》和《攀险峰》发出一道道“通令”、“通缉令”、“勒令”，一张张“通告”、“警告”等。什么检讨会、批判会、斗争会、揭发会、反戈一击会，在各个单位一个接着一个地开。《联络站》核心组欲借机彻底打垮这两个群众组织。
8月17日，《联络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批判右倾保守思潮大会“，揭发、批判《总部》和《攀险峰》。与此同时，20多位过激人员到王海容工作的办公室（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批判7月8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陈德和等十一位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他们名为“辩论”，实为围攻，说综合组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指责“一批二保”是“保皇理论”，是“批造反派，保走资派”，要王海容“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18日下午，《联络站》召开外交部“干部亮相大会”。会上，董越千（外交部部长助理）、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和冼依（政治部副主任）按照《联络站》“一捧（捧姚登山）、二骂（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三打倒（打倒陈、姬、乔）”干部亮相的标准，争先恐后登台亮相，妄图一举钻进“革命领导干部行列”。
经过这场批、打、抄、砸、封后，《总部》处境极端困难，无法在外交部内生存。为躲避灾难，不少人宣布退出《总部》，最后剩下不到30人。但他们没有屈服，被迫转移到日坛公园活动，继续斗争。《攀险峰》顶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暴力威胁于8月18日被迫宣布解散。
8月18日，《联络站》核心组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外交部《业务领导小组》方案和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方案。
8月19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打倒派”头头宋远利派遣百余名狂热学生 “进驻”外交部，强行封闭部党委办公室，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三项“通令”：①从即日起，所有党委委员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②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前来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部党委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汇报。③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悠然地接受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临时指挥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权”。
《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并决定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
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新愚公”战斗队在部内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狂热派在天安门刷大标语，“强烈拥护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当晚，姚登山向王力汇报了封闭部党委的情况和他们拼凑的领导班子方案。王力对封闭部党委十分满意，对“两个权利机构不能同时存在”的提法十分欣赏，连声说：“讲得不错”，“提得对”，并建议他们派人先去煤炭部学习戚本禹炮制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外交部的实际情况研定自己的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8月19日至22日，外交部所谓“监督小组”擅自处理重大案件42起；擅自通报所有驻外使领馆，提出“打倒刘邓陈”口号；宣布暂停驻外人员轮换等。这一切引起驻外使领馆的混乱，它们纷纷回电质询。部内17个司局级单位中的14个单位（包括机要局）实现了“彻底夺权”。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各单位机要局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对机要单位行使监督权。
8月21日深夜，外交部机要局八一八《大喊大叫》等五个战斗队的极端派冲入张闻天（建国初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私宅，将张和他的夫人刘英劫持到外交部关押。23日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张闻天大会》。
8月22日上午，外交部机要局《大喊大叫》战斗队的一些极端分子冲击中央机要局，妄图批斗该局的“走资派”，但阴谋计划落空。当日深夜，北京某些大专院校过激组织临时拼凑组成的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极端分子打着“反帝”的幌子火烧了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是建国以来政治影响最恶劣的一次震惊中外事件，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等紧急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制止了丑剧越演越烈。
周总理愤怒地说：你们为何不和我们商量，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必须向中央报告，中央不批准就不能登报，不合法，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为什么不报告？…… 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指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可以自由发报，中央也不大招呼。你们提“打倒刘邓陈”，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你们给换了一个人，各使领馆不能接受。……这样的电报副部长要签字，送来我看，才能决定。 你们不能拿你们的观点强加给中央，这样的电报还得送主席看。…… 四天中断，这是犯罪。我们再不来讲话，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一千三百人（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人数——笔者注）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我没有帮助好你们，你们招呼也不打，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周总理当即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狂热份子立即撤出外交部，封条完全无效。
会见后，周总理又单独召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否定了他们上报的夺权方案，即“关于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周总理气愤地说，“你们的方案行不通。”
8月25日部党委封条被启封，重新开始办公。外交部“打倒派”短命的夺权丑剧再次遭遇挫败。
8月31日，周总理再次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头头、姚登山及部党委成员。周总理说：当前最大的两个错误，一个是冲击解放军，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的领导。你们内部是有敌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你们要坚信党中央，坚信中央文革，坚信中央军委。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一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姚登山狡辩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
周总理怒斥道：你这是推卸责任，批评你们严的不是我，我是爱护青年的。…… 姬鹏飞、乔冠华，你们給定了性，可以留用。多一种意见还是有作用的。副部长、部长助理，都叫他们工作。
9月2日周总理在接见国务院财贸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外交部夺权错了。一个学院的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销了，看来非把中央抬出来才相信。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你们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们就此止步。”
正在南方视察运动的毛主席看到“王八七讲话”后，斥之为“大大大毒草”。巡视期间，毛主席对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指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
1967年9月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陆续被隔离审查，极“左”狂潮被扼制住了。随后在外交部揭批两面派王力罪行和彻底肃清其“讲话”流毒运动中，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的政治生涯终告完结。
此后毛主席、周总理还多次痛斥外交部夺权。
1970年12月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罪行时，毛主席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1年8月周总理对来访的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说：“运动发展到（1967年）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1972年6月，在揭批林彪运动中，毛主席又痛斥那帮人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最后，笔者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王力家属委托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和发行《王力反思录（上）（下）两册——王力遗稿》。全书共1293页，约80万字，定价港币200元。在《反思录》中，王力不但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反而美化自己，嫁祸于毛主席、周总理。在《反思录（上册）》第261页，狂妄自大的王力提到他的“八•七讲话”。他说，他的讲话“贯穿当时毛主席基本的指导思想”。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他（指毛主席）都是反右为主，但他还是不断提出反左。可是他的特点，每次都是以反左开始，以反右告终”。（《反思录（上册）》第262页）
在《反思录（上册）》第268-270页中，王力专门谈到外交部问题，他辩解说：“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8月7日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这个根本不对。外交部之所以不能控制局面，同王力没有任何关系。…… 外交部是受了一个文件的影响，这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有那么一个文件，说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在毛主席那里议论时，我不同意这个方针。…… 外交部不但都烧，而且把驻外大使都调回来烧。…… 外交部瘫痪了。…… 外交部失去控制，主要领导人不能控制局面，这决不是『八•七讲话』造成的。”王力还说：“江青因为自己搞乱外交和国防，控制不了局面，蓄意转移目标，推卸责任，并乘机铲除王力这个眼中钉，借此煽动一场风波”。（《王力反思录（上）》第17页）
王力还诡辩说：“问外交部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的情况，我没有说什么。我事前奉命说它是保守组织。江青暴跳如雷，说它是保守组织” 。（《王力反思录（上）》第272页）他说，“《革命造反总部》被中央文革定为保守组织”。（《王力反思录（上）》第276页）事实上，1967年8月王力赤裸裸地煽动外交部“打倒派”制造了不少重大祸乱。
为表白自己反对打倒陈毅和乔冠华，他在1971年11月20日写过一首诗“怀乔冠华”，声称乔是他的好朋友。1972年他写过一首诗“悼陈毅”，宣称陈毅是他华东时的老上级，关系一直很好。（《王力反思录（上）》第14页和第16页）
文革初期，王力一伙是有直接发动群众权力、“左得出奇”的耍笔杆子的几个文人。他们手握“文革”的重要权力，煽动极“左”思潮，推行无政府主义，促成了运动的消极面，是“文革”的一大祸害。文革运动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左得出奇”、形“左”实右的干扰以及一些别有用心两面派的恣意对抗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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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外事系统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注一：《批判陈毅联络站》（打倒陈毅派）的成员有：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红代会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驻外使领馆九·九战斗兵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外语专科学校革命造反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团、新华社新华公社、红代会科大东方红、红代会农机东方红、红代会清华井冈山、红代会邮电学院东方红、红代会师大井冈山、红代会北医八·一八、红代会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代会北二医东方红、红代会人大《三红》、红代会轻工红鹰、红代会矿院东方红、红代会化纤红旗、红代会地质东方红、红代会化工红旗、红代会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红代会师院革命造反大队、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红代会北京林业学院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红代会商学院革命造反军、对外文委革命造反联队、红代会机械学院东方红、红代会外文局外训班红旗、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外专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和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办公地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红旗革命造反团》。
注二：《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批判陈毅派）的成员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红旗造反团、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红色造反联络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红色战斗队、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归国留学生红卫兵勤务站、对外文委井冈山革命造反联络站、国家科委对外局、全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国家体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农业科学院红旗战斗团、外文印刷厂红色造反团、外文印刷厂全无敌兵团、外专局毛泽东思想造反团（新总部）、红代会新北大公社、红代会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红代会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红卫兵、红代会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代会北京轻工业学院红鹰纵队、红代会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革命造反团、红代会北京中医学院红旗兵团、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抗大公社。办公地点在西单贸促会大楼五楼。后来陆续加入的有：驻外使领馆革联、外交部攀险峰野战兵团、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矿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批陈联络站、北京化学纤维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