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和外交学院研究生班的几位同学被提前抽调进外交部工作，就此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外交成了一生的事业。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当年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至今倍感亲切，永久难忘……
周恩来营造的良好氛围
我们怀着兴奋和急迫的心情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青年干部，他一面办入部手续，一面与我们交谈：你们是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招收的外交学院研究生，是外交战线的新兵;外交部是周总理亲自主持掌管的国家重要部门，你们能到这里来工作十分光荣，也十分幸运;部里有许多老革命、老同志，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和政策水平，你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可能要从一把剪刀、一瓶浆糊、贴贴剪报等具体事务做起，扎扎实实提高自己。
他所说的“周总理特批”指的是我们大学毕业时，外交学院起初没有招研究生的计划，应届本科毕业生都已投考各院校研究生，周恩来根据外交工作发展的需要特批外交学院可在已报考各院校研究生考生中招考。我就是报了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转报外交学院的。
我被分配在第二亚洲司越南处，简称二亚二处。二亚主管朝、韩、蒙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国家不多，但都是周边邻国，是当时最忙的一个司。尤其我所在处主管的越南正在打仗，越南问题是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大家经常从早晨上班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回家。
司里大约三分之一是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有的来自部队，是部队里文化较高的干部，有的曾是从事城市地下斗争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几位早年在越南参加革命的华侨。他们中有的当了司、处领导，有的做着一般科员的工作。不管担任什么职务的，他们都以能到周恩来手下从事外交工作感到自豪!一种甘为外交作奉献的精神洋溢全司，激励着每一个人。
上班不久，姚广司长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话干脆利落，简明扼要。勉励我尽快适应外交部工作环境，完成从学生到干部的角色转变，做一个合格的外交人员。周恩来有十六字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说：要做到这些要求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主要看主观努力不努力，看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从手里的每件工作做起。此后，这几个词成为入部后听到机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司里的工作气氛十分严谨。处里出手的文电稿往往因不同原因被司里打回来，各处都把争取本处出手文电稿到司里一次通过作为努力目标，因此大家对领导的修改和意见总是反复琢磨，认真领会，集思广益。 此外，处理各种文稿必须缮写清楚，整齐干净。司领导修改过后，主办人员要立即抄清，有一次，我看稿上修改不多，就问是否可以不抄了?处领导说：不行，这是周总理当部长时定下的要求。你看看历史档案就知道，过去的上呈文稿都是写的工笔楷书呢!
老同志熟知周恩来的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外交无小事”，“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尚往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提倡民族自尊”，以及“外交干部是文装的解放军”等等。大家都以此作为工作的规范和座右铭。
我入部时周恩来虽已不兼外交部长，但他在外交部培育的优良作风已形成传统，使我们年轻人自然地受到濡染和熏陶。
要求每天送一份大事记
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国际上各种势力加紧活动，军事、政治、外交等各种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形势瞬息万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密切跟踪形势，随时掌握情况，并且要求主管处每天给他送一份当天越南问题大事记，晚上七时前必须送到。
记大事记是形势调研的基础性工作，处里从事调研的同志个个都记并有专人负责，这项任务本来不是件难事。可是送给总理看的，不能将平时记的素材送去了事呀!因此每天下班前后几个同志忙着“紧张冲刺”：先由一位同志拿出初稿，其他同志补充材料，接着由一位同志进行文字斟酌和润色，经处领导审定后立即送去印刷和校对，然后经部办公厅送周恩来办公室。为了使大事记反映当天发生最新情况，常常己定了稿，甚至已送去印刷，又追回来补充更改。有时眼看已快到七点了还有新消息来，忙得人人都急如星火。此外，为了能让周恩来看得一目了然，大家不断改进编写方法，使之形式上是份大事记，实际上是一份简明扼要的形势报告。
周恩来对越南问题每日大事记很重视，每天及时阅看，对有的材料还划上杠杠，做上记号。记得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外国领导人谈话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要用在大事记上看到过的一个材料，但记不清是哪家通讯社发的消息，就让在场人员打电话到处里查核该日大事记，处里很快作了答复。周恩来让处里送每日大事记既是掌握情况的需要，也是促进调研的一种措施。由于每天整理当天发生的新情况，使我们掌握的材料和对形势发展的看法保持条理化、系统化。
写声明要有感情和针对性
当时我国经常在越南问题上发表声明且都是书面声明。这一方面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通过发表官方声明揭露美国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残暴性，呼应国际反战舆论，促进世界和美国国内人民的反战运动;另一方面也是应越南的要求。越南几乎每次发表领导人的告全国同胞书、政府声明、外交部声明等，都要求我国支持，当时外交部还未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发表书面声明成了表态的主要形式。
周恩来对声明的要求很高，他认为声明要简短有力，要有份量。他以抗美援朝时他代表政府发表的声明为例：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起初国际上有些人对“不能置之不理”只当说说而已，及至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才感觉到份量。
起草声明稿是当时处里最富挑战性的工作之一，经常是几个同志一起切磋讨论，集体起草。初稿拟出后还要经过各级领导审改。尽管这样，送到周恩来处往往难以一次通过，在稿子上作些局部修改后通过算是顺利的，退回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我们正是通过一次次的修改、批示和批评意见，体会起草外交声明的要领的。
由于当时在越南问题上发表声明太多，而且大多是谴责美国侵略行动、支持越南的立场，内容雷同，用词常常似曾相识。周恩来多次强调发表声明一定要有针对性，不能“老一套”，首先要有新思想，才会有新语言。
记得1966年1月，美军在越南南方推行“焦土政策”，炸毁村庄，烧毁房屋，破坏庄稼，强迫居民迁到“定居营”，企图以此消灭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周恩来看了上呈的谴责美国这一野蛮侵略行径的声明稿，感到力度不够，指出，美国军队的做法如同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搞“三光政策”，惨无人道。你们应该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来写，怀着对侵略者无比的愤怒和对越南人民深切同情来写，把中国人民的立场义正词严地表达出来。周恩来的指示不仅站得高，有历史的深度，语言也很具感染力。按照他的指示精神改写后，声明立刻显出了份量。参与文件的起草使我感受到了外交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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