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特
暴帆摄
请叫我“特特同志”
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请叫我‘特特同志’吧，我最喜欢这个称呼，志同道合的朋友。”李特特坚持让记者这样称呼她。
今年已84岁的李特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洋气、率真。鲜红色熨烫平整的衬衣，配一条黑色短裙，白色的羊绒外套，典型一个干练的“女白领”。李特特说自己退休后“累得要命”。她从写字台翻出一堆电话簿，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家庭电话。“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说到这里，李特特突然皱起眉头，“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总生气”、“总受骗”、“总着急”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忙的时候，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和其他扶贫人员不同，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头头脑脑们，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许多人对她风言风语：“她一个人，国家又给她配了个保姆，住着宽敞的三居室，别说安度晚年，就是游山玩水、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可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
“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外婆对她影响至深
“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她16岁结婚，生了三儿两女，其中舅舅蔡和森、妈妈蔡畅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革命家。我外公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外婆对他十分失望，一心只想将儿女培养成才。她50岁时卖掉了娘家陪送的嫁妆，凑足学费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之后又一起去法国留学，成了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太。”李特特笑得合不拢嘴，“毛主席叫她‘大家长’，因为她先后带出了4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与葛健豪家相隔不远。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葛健豪非常悲痛。从此，她不断鼓励儿女要像秋瑾一样做人。
1919年，葛健豪借来600元银元，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她都50多岁了，硬是跟着年轻学生啃法文，经常问得舅舅不耐烦，又去找妈妈，妈妈厌倦了，再去找舅母。外婆最后甚至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葛健豪每晚还带着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她的刺绣工艺精湛，一件可卖几十甚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供全家勤工俭学。
李特特的生命几乎是外婆给的。1923年，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为了革命，妈妈坚决要做人工流产。但外婆极力反对，甚至说她宁愿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女。后来，母亲才同意生下我。革命意志坚决的母亲，在产床上便做了绝育手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生命，李富春夫妇为女儿取名“特特”。
葛健豪从此更忙碌了：做工养家，吃力求学，参加革命，还要抚养外孙女。这个三寸金莲的小脚老太太，硬是挺了过来，直到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李特特辗转归国。
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
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一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每次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正当蔡畅一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艰难斗争时，他们突然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外婆最伤心，几天没吃饭。她最喜欢舅母，常说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一年后，舅舅再婚，外婆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葛健豪走后，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我总是被他们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战争让她成为“轻机关枪手”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我感觉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国际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
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我护理过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在零下40℃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时，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本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看淡人生起落悲欢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回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李特特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反而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到北大荒开荒，一待就是3年。“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各种压力的包围下，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对于这段婚姻，李特特认为很平凡，不愿多谈。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她对记者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李特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