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从南京迁到了武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亦随迁武汉。
一天，一名黄包车夫拉车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停住，取出烟袋吸着烟，静静地等候。
不多时，周恩来从门内走出来，车夫上前问讯：“先生，去哪？”说着，坐在车把手上，将烟斗往鞋底上磕了几下。原来，这位“车夫”是中共秘密党员。烟斗往鞋底上磕，是和周恩来接头的暗号。接上头后，周恩来走到黄包车前微笑着向“车夫”点点头，从容地坐上车，挥挥手，说：“坐好了，走呀！”“车夫”掌稳车把迈开脚步，绕过大街，向偏僻街巷走去。
到了小巷深处，“车夫”放慢脚步，扭头轻声说：“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找到刘少奇的女儿了！”周恩来一听，不由得喜出望外。
来到潜伏的据点，“车夫”请周恩来下车，沏上茶，将寻找孩子的经过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与3个儿女骨肉分离。何宝珍不幸牺牲后，刘少奇与女儿刘爱琴完全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也无法去寻找女儿。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刘少奇终于可以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的下落了，他将这件事托付给了前往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
之前，党组织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寄养刘爱琴的那家工人的住址，周恩来立刻将寻找刘爱琴的任务交给了“车夫”。按照那个地址，“车夫”比较顺利地找到那处房屋。经了解，其房屋已换了主人。现住户告诉他：那家工人已搬到靠江边的棚户区去了。于是，“车夫”沿江边挨家挨户地寻找。经一个多星期的打听查访，终于找到了寄养孩子的这家工人。
哪知，一提起是来接孩子的，孩子的养母便号啕大哭起来。经解释劝导和安慰，养母才说：“家境困难，孩子又多，实在无法养活她。为让孩子能有个活路，已将孩子卖给汉口一殷实小康人家，做了那家的童养媳了，听说对她还好。”“车夫”心里一惊，二话没说，立即让孩子的养母带他去找那户人家，见见孩子，了解情况。
到了孩子所在那户人家，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在水井边打水。一挑木桶有她半人高，瘦弱的她挑起水桶摇摆不定，水桶里不断泼出水来，孩子的裤管被水浇得湿淋淋的。当时寒冬腊月，孩子穿着单裤单鞋，两手冻得通红，手上、耳垂上长了许多冻疮……
孩子愣愣地望着来人，当认出她的养母时，立即“噗通”丢下水桶，跑过来扑进养母的怀里。养母抚摸着她蓬乱的头发，说：“跟你‘舅舅’走吧！他是来接你的。”可说什么孩子也不跟“车夫”走，怯怯地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跟他走！我要跟你回去。”在这样的场合，养母也不便把话挑明，便抹去孩子脸上的泪水说：“不跟他走，也行。” “车夫”和孩子养母商量了一下，决定见见这家人的家长。
见面后，养母对这家主妇说：“孩子他‘舅舅’还未见过这孩子，我们想接她回去住几天。几天后，我们送她回来。”主妇说：“孩子是我家花钱买来作儿媳妇的，看在‘舅舅’的面上，就回去耍几天吧。一定要送回来哟，有些活还等着她干呢。”
这样，刘爱琴被平安地带回了养母家。 “车夫”向周恩来汇报后请示：让孩子在养母家住一段时间？还是带来？
周恩来当即表示：不能留在养母家。沉默了一会儿，周恩来说：“孩子从人家家里接出来了，如果养母和养母家人泄漏情况，会引来社会的关注。如果孩子在养母家住久了，收养童养媳那家的家长前来要人、或要钱，发生纠纷会惊动当局。若查询，容易暴露其身份。万一国民党当局知道了，对孩子、对抚养过孩子的工人夫妇都不利。”最后，周恩来指示“车夫”：“你一定想办法尽快安全地将孩子接来办事处。”
几天后，“车夫”又来到孩子的养母家，说明要按组织的要求带走孩子。同时，代表组织和孩子的亲人向工人夫妇表示感谢，还送上微薄的一点现金作为对工人夫妇的补偿费。
临行时，养母才告诉孩子：“你名叫刘爱琴，这个名字，是你生身母亲为你取的。”
刘少奇散失多年的女儿——刘爱琴，终于回到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刘爱琴的到来，让邓颖超十分高兴，亲手为她洗脸、洗澡、梳头。 周恩来抽空来看望时，邓颖超让她叫“周爸爸。”刘爱琴爽快甜蜜地喊：“周爸爸。”周恩来抱起刘爱琴，仔细地端详着，亲吻着说：“真像你的妈妈啊！”见孩子穿着不合身的补丁衣裤，周恩来让通讯员找来小号军装为刘爱琴穿上。军装虽然不完全合体，但是穿上军装的小姑娘显得英姿飒爽！
不几天，刘爱琴和邓颖超十分熟悉了，常常问这问那。有时她问邓颖超：“我的妈妈呢？她在哪儿？我还没见过她呢！”邓颖超一下把刘爱琴搂进怀里，动情地告诉她：你的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她是你的好妈妈，我们的好姐妹，更是党的好女儿！党组织千方百计寻找你，让你回到亲人身边，这不仅是你父亲的愿望，也是你母亲的愿望，还是大家的愿望。我们送你去延安上学，你的父亲在那里……
有时，周恩来会亲切地问刘爱琴：“你记得你爸爸、妈妈啥样吗？”刘爱琴茫然地摇摇头。周恩来告诉刘爱琴：“你还有哥哥和弟弟呢！”他叹了口气：“已经打听到了你哥哥的下落了，他在你父亲的老家当放牛娃。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不久就来到这里。可是，你的弟弟，现在还没有查寻到下落……”刘爱琴知道自己不仅有爸爸，还有哥哥和弟弟，感到分外高兴、幸福。
见孩子很懂事，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工作之余，就向刘爱琴讲述何宝珍革命的故事。
刘爱琴的妈妈何宝珍，小的时候因家境贫寒，10多岁就被卖给地主的一个女佣人当童养媳。地主家办有私塾，何宝珍借伺候女佣人的儿子读书的机会旁听。1918年，16岁的何宝珍坚定地和地主及那个女佣人解除关系，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她半工半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6月因参加揭发校长欧阳俊贪污腐化丑行的何宝珍，被校方监禁。后经衡阳党组织营救离校。无家可归的何宝珍经张秋之帮助，来到长沙借宿在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的家里。在这里，何宝珍得到毛泽东的悉心指导，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何宝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了党的何宝珍同杨开慧一起，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资料。 后来，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少奇，来到毛泽东家里接受任务，经毛泽东介绍认识了何宝珍。端庄秀丽、朝气蓬勃的何宝珍，让时年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观察入微的毛泽东把他们相互流露的爱慕之情，记在心里。
1922年9月，毛泽东派刘少奇、何宝珍赴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两人在革命斗争中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感情。1923年4月一对有情人在安源喜结良缘。
婚后，何宝珍与刘少奇相互关心、爱护。大革命失败后，何宝珍将1岁的女儿刘爱琴寄养在汉口一个同情革命的工人家里。化名“王芳芬”的何宝珍随刘少奇到了上海，在白色恐怖中，何宝珍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做联络员。1932年，刘少奇、周恩来等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见何宝珍未暴露身份，就安排她带着小儿子刘允若在上海坚持斗争。1933年3月的一天，她在街上行走，不料被叛徒认出，她设法摆脱了叛徒的跟踪。可是，她刚回到家收拾东西，准备带着儿子转移时，便衣特务就包围了她的住处。何宝珍知道难逃敌人魔爪，实在不忍心让幼小的儿子遭到不幸，她急中生智，将儿子推进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的房东太太怀里，低声说：“以后会有人来接孩子的，请你帮我照管几天……拜托了。”随后，国民党宪兵冲进来抓捕了何宝珍。
1934年秋，何宝珍英勇就义于雨花台。
妈妈的英雄故事让刘爱琴泪流不断，妈妈的牺牲让她伤感，但妈妈的英勇不屈又让她自豪！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办事处有人去延安，周恩来让他们将刘爱琴带去延安，交给刘少奇。此时，刘爱琴依靠在邓颖超怀里，不愿意离开刚认识的亲人。周恩来为刘爱琴抚去腮边的泪珠，说：“你爸爸在那儿，到那里更安全。”他还千叮咛、万嘱咐护送人员：从武汉到延安，一路都是抗日战场，十分危险，千万注意安全！刘爱琴含泪告别周恩来、邓颖超，随同办事处工作人员赴延安，终于同父亲刘少奇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