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香烟自动贩卖机的时候说到日本人为了限制未成年人抽烟而导入了年龄识别卡片“TASPO”。但这个卡片人气很低，因为不能当场发证，大家都嫌烦，因此有这张卡片的人很少，引起的问题就是香烟自动贩卖机的销售量剧减，看样子这样下去还不是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有，像德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用身份证里面的IC片来读取年龄信息。但日本人用不了这个方法。
因为日本人没有身份证。
在日本有其他地方都有的各种证件，员工证、学生证、保险证、驾驶执照，等等等等，就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有法律意义的身份证。
日本人没有身份证的最大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人很少移动这个特性上。绝大多数日本人一辈子在一家公司工作，住在同一个地方。日语中表示认真的字眼是“一生悬命”，直接意思就是一辈子拼命干。其实这个字原来的写法是“一所悬命”，在一个地方拼命干。这样在其周围有数不清的人认识他，知道他的底细，不需要他用什么证件来证明自己。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直到现在日本社会相对来说治安情况不错。这样日本警察就没有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警察都有的那种职业病，把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而加以戒备，没事就让人出示身份证。
还有一个理由就很有点日本特色了。实行身份证制度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每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日本人对身份证本身并没有什么反感，但对于这个人手一号的身份证号码则无法接受。也不知道是谁，给这种制度起了个绰号叫“国民全员总番号制”。这个制度到底为什么不好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据说是军国主义的东西，起码会引起军国主义，于是大家一起反对。全体番号会和军国主义挂起钩来的原因可能是来自战时的记忆。那是全部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在胸前全要缝上一块写明姓名年龄住址血型什么的布条，一来是“防谍”，二来是万一遇上了美军轰炸，受了伤便于抢救，就是死了也好收尸，所以日本在统计美军空袭造成的死伤人数时能做到很精确。
战争的惨痛回忆使日本人对这种被迫全部公开自己隐私信息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所以不少人接受这种反对的声音。虽然一码是一码，实行身份证制度，每人有一个一生不变的身份证号码和军国主义八杆子打不着，但一朝被蛇咬，从此怕了草绳的日本人就是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所以在日本就是实现不了身份证制度。
那么日本人在某些必须要证明身份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可以用驾驶执照，现在的日本几乎全体成年人都有驾驶执照，所以没有太大问题。但驾驶执照的普及也就是这三十几年的事情，而且“几乎都有”毕竟不是“大家都有”，再说驾驶执照遇到违章什么的还会被吊销，没有驾驶执照怎么办？日本人有办法来解决。
日本人有一种人人都有的东西可以用来证明身份，那就是健康保险证。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现在发生了不少问题，老有人在怀疑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下去，但到现在为止人人都加入了健康保险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健康保险证可以用来证明身份。
但是使用健康保险证来证明身份是有不少问题，首先是携带问题。现在的健康保险证已经为了便于携带做成为一人一枚的卡片式的了，前几年是一张B5大小的纸，对折起来。一般一家人是一个保险，不管这家人口多少就那张纸。这家人如果要同时使用怎么办呢？用复印件也行，因为“人人都有医疗保险”本身就排除了有人冒用健康保险的可能性，保险证的作用就是让医生记下名字以便向国家要保险费罢了。
健康保险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没有照片。没有照片怎么能证明本人？奇怪的是日本人就信任这种仔细看起来什么都不能证明的东西。比如在世界各国都使用签名来证明本人的时代，日本人还就是相信图章。人没有身份证，图章倒有身份证，日本人的图章分“认印”和“实印”两种，认印是一般用的，重要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场合一定要用“实印”。这枚“实印”还要先到政府机关去办理“印鉴登录”，使用时要出示“印鉴登录证明书”。如果没有这枚“实印”加上“印鉴登录证”，就是本人的本人也办不了任何事，日本就是这么奇怪。
有人就利用这点做文章了。
日本是发达国家，工资水平高，不少人偷渡到日本来打工，打上几年黑工挣上一点钱再回去。来的时候偷渡，但回去的时候不少人能够大模大样地手持一本护照回去你相信不相信？不可思议的还是日本护照，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是真的日本护照。
日本人的这种奇怪行事方式给人开了一个骗取日本护照的方便大门。
日本人申请护照的手续是这样的：申请人先到区役所(相当于区政府的政府机构)去开一张“住民票”，就是证明这人的出生年月日，姓名读法什么的户籍文件(日本的户籍管理是政府的工作，与警察无关)，再凭这张住民票到各都道府县的护照中心事务所去填申请表，交照片，交钱，就可以拿护照了。
区役所开住民票时需要本人证明，但原来就只需要一张医疗保险的纸片，根本就不能保证保险证上的人名就是那个人，所以很容易开得出来，而当时的护照中心事务所也没有想到需要对来人进行身份确认，而且为了改善服务态度，甚至可以在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通过邮寄的方式将申请表格、照片、费用寄到护照中心事务所，最后本人去拿一下就行了。拿护照的时候倒要检查是不是本人，但是护照上的照片肯定是去取护照的人的照片，这种检查的手续其实毫无意义。实际上那个检查只是一种防止错拿护照的核对手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检查。这样只要有了一张健康保险证就可以很简单地弄到一本护照，除了名字和照片对不上号以外其余全部是真的，偷渡客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地离开日本，还可以周游世界。因为日本能够享受免签待遇的国家是最多的。
这种方法一直到很晚才被发觉。
所以现在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在申请护照时能够使用的像驾驶执照之类的几种证件，除此之外的证件即使有照片也还需要加上纳税证明什么的才可以使用，至于如果没有带照片的证件的人就干脆不能办理护照了。
在对身份证明重视起来了的同时，对“国民总番号制度”的过敏也在逐步消失。一方面是悲惨的战争记忆已经成为了过去，另一方面也因为经济的无国界化和雇佣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这十几年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发展也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主关键字确实很不方便。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年金问题了。
日本的年金制度由厚生省属下的社会保险厅管理执行。绝大多数日本工薪阶层的年金是由所在公司按月在工资内扣除，再加上公司出的那部分上缴各地的社会保险事务所，少数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则是自己去缴纳。缴纳了的年金按缴纳记录做成台账管理起来，到退休时计算出领取金额。
从大约20年前，这种纸质台账全部输入计算机进行联网管理。本来那个纸质台账就不能保证没有错误，姓名、读法、住址、出生年月日、所在公司等信息中所有地方都可能出错，再来上一次从纸面到计算机的转换，加上政府衙门职员所特有的马虎了事，到最后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没有独一无二的主关键字，出现了错误也不容易纠正。就这样积少成多，到2007年东窗事发时据统计有5 000万条年金交付记录找不到当事人。这5 000万笔年金缴纳金是谁缴的都不知道。
所谓年金缴纳记录是一个真正的一一对应关系，缴了一笔年金就只有一笔记录。多出来了5 000万笔无主记录的意思就是说有5 000万次不知道是谁白白缴纳了年金却没有被记载，算捐给国库了，只有到最后领取年金时才会被反映出来。更要命的是这种反映除了少数错得实在太邪门的之外，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他们的年金其实少拿了。因为年金金额的计算公式除了社会保险事务所的人之外没人弄得明白，一般日本人也不是确切地能够知道旁人的工资和年金，连个比较的对象都没有。
这件事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但事件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却被政府自民党隐藏了起来没有公布。不但不公布真实情况，政府反而利用这件事在1996年推出了一个叫做“基础年金番号”的东西，理由就是为什么会出点小错是因为没有个发现纠正错误的主关键字，你看人家美国都人人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险号码，人家可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你不能说美国人也在搞军国主义吧？就这样不但撇清了自己，还趁机贩卖私货，又堵上了几个反对这种“国民总番号制度”的左翼政党的嘴。
年金记录出错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这个问题直到2007年才被在野党闹上了国会，顿时群情激愤，这也是安倍晋三在2007年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但一直到现在政府除了当然不得不认错之外，对错误产生的根源的解释是除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再就是把没有统一的年金缴纳番号作为出错的最根本原因。日本政府自民党在这种推卸责任的手法上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一般在推卸责任之外还可以乘机再贩卖点私货。
比如前几天在野党在国会里追究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搞腐败的事。政府机关特别是财务省的人晚上下班都很晚，午夜以后，公共交通已经没有了，得坐出租汽车回家，而坐出租汽车的时候接受了司机的回扣，甚至有拿现金的，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十多万日元。
官房长官町村信孝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盗窃税金的恶劣行为，一定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但是这些人为什么深更半夜不回家呢？不就是因为你们在野党成天提些没营养的问题，还专门半夜提问，弄得大家不熬到两三点回不了家”。嘿嘿，要想反腐败？你们在野党先把嘴巴闭上就天下太平了。
原来在日本有这么一句话：“空气和安全是免费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经济无边界时代的到来，日本已经不是那么安全了，几乎每天都能在传媒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凶恶犯罪。安全已经成为需要花费的，并且肯定会越来越昂贵。为了便于警察执行任务，日本人人手一张由法律规定出门必须携带的身份证的日子看来也为时不远了。按照日本人的办事方法，甚至可以想象日本人会推出一种制作精良、功能齐备的身份证来。但是一个从来没有身份证概念的国家也开始使用身份证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却是社会学家去争论的话题了。
刘太行：将校学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川中办的第一所军校，所以很受关注。当时将校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共有400多人，我爸爸被分在第二大队的一排一班。这时，他已经换上了黄绿色竖领紧身的崭新军服，头发也理成了小平头，完全是一副英武、威严的军人模样了。
我父亲比较喜欢读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诸如孙子、吴起、刘伯温等人的兵法，后来听他说当时他能出口成章。
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当时熊克武为蜀军第一师师长。很快他就作为排长参加了讨袁战争。有一仗打得很残酷，整个阵地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几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最后我爸爸挥着一把大刀，高声喊杀，再次发起冲锋。士兵们勇气大增，蜂拥而上，终于夺下了敌方的阵地，因此他被火线升为连长。
后来我爸爸又参加了护国、护法和讨袁战争，他转战巴山蜀水之间，打了不少胜仗，立下屡屡战功，他的军事才华和无畏的气概不断地显示出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好几次险些丧命，一只眼睛也打瞎了，所以在四川军界，就有了“刘瞎子”“独眼龙将军”的称号。
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德回顾自己和您父亲参加革命的话，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到最后参加共产党以前，在川军中，刘帅历任团长、前敌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在旧军队是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那为什么1926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呢？
刘太行：有一天，我爸爸在路上走，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你再哭！‘刘瞎子’把你抓走！”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刘瞎子”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这件小事，让他很不安。我爸爸常说，他很不愿意陷入一些混乱的厮杀。他常常叹息，双方交兵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当他回忆起那些被双方践踏的庄稼、受伤的老百姓心里就更难受。
1923年，我爸爸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正当他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腿肿得老粗，失血过多，后来昏迷不醒，于是就被送到成都就医，然后休养一段。这时候他认识了吴玉章。吴玉章又介绍他认识了杨闇公。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我爸爸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我爸爸是非常谨慎认真的，他陆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仔细进行研究，深入思索中国革命和今后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在经过二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揣着银圆上“梁山”
“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家庭状况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时他把这些家产全部甩掉了……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曾经很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
他大吃一惊，跟我爸爸说，我没有亏待你，把你埋在山上了啊。爸爸就跟他说，哪里的事，我根本没有死。
记者：据说后来给您父亲治疗眼伤的是一位德国的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了手术，这位医生感动得不得了，称您的父亲为军神？
刘太行：当时我父亲的眼睛打瞎了，袁世凯的政府还到处抓他，所以他就到处逃跑。因为伤口的肉开始腐烂，眼看就没办法了。他的一个副官找了一个箩筐，把他从涪陵抬到了重庆。后来就找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一个德国医生给他治眼睛。
动手术时他就问医生：“打麻药对我的脑子有没有影响？”
医生说：“当然有影响的。”
他就说：“那我动手术不用打麻药了。”
当时，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当时，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割一刀都疼痛钻心，令人难以忍受。但我爸爸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他面不改色。等包扎完毕，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就问他很疼吧？我爸爸说：“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
医生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你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就靠脑子，如果对脑子不好就绝对不干，所以他开刀不用麻药这一点，我相信。后来医生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你真是军神，军神！”
记者：可是后来您父亲两只眼睛都失明了，具体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刘太行：说老实话，我父亲的眼睛瞎掉就是看书看多了。
大概1965年的时候，他到中苏边境视察，每天都看书，我和妈妈都劝他，他还是看，后来视力就突然下降。他还患有青光眼，但是东北的两个医生误诊，说是年纪大了视力应该下降。他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就吐，吐得特别厉害。后来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医院动手术，医生讲动手术非瞎不可。大概动完手术还稍微能看到一点，不到一年时间就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了，哪儿亮他知道，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从那以后眼睛就瞎了。
记者：对于一个军事家、指挥家来说，双目失明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候您父亲已经73岁了，刘帅双目失明以后，精神状态怎么样？
刘太行：直到眼睛看不见了，他还经常跟我们说，将来打起仗来我可以当个参谋——为了这个还跟医生谈了很多次。我们觉得他已经70多岁快要80岁的人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跟医生讲，你把我眼睛治好给我放大镜，有放大镜再拿着地图我就可以给主席或者给总部当个参谋。
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1937年9月6日，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
不久，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记者：1942年麦收季节，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大扫荡”，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6月上旬，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冈村宁茨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刘太行：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一个上策，一个中策，一个下策。
作为他来讲，当然希望是上策。所谓“上策”，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这是上策。
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没有找到空隙，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插开空子，然后钻出去。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日本鬼子一“围剿”，就出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
下策呢，就是死命抵抗，换句话说就是“敌进我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周围就全都是敌人，这是下策。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大扫荡”的时候，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准备得较早，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围剿”当然扑了空。
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扫荡”是从6月9号开始的，但是他从5月21号、22号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围剿”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
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叫李聚奎，他讲有一次在前线，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我爸爸还在那儿看。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我爸爸还讲，把我拉得摔倒了。他很勇于实践，经常到第一线去，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
记者：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在一般人眼中，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制胜谋略、克敌妙法，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时期，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刘太行：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等。”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您父亲有关“敌进我进”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
刘太行：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除了每天打仗转移，他从来不忘学习，不忘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的形势、地形和气候，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正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当时的敌情、气候和各种情况研究得比较透彻，所以在1940年的七八月份，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敌进我进”的问题。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但是父亲经过论证认为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打红军，红军当然要跑，日本鬼子战术完全变了，他们围，把八路军包围起来步步紧逼，像用梳子篦，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敌进我退，根本就无法生存。
后来到延安去了，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跟他说，你这个“敌进我进”提得好！
痛失爱女——至今未解的谜
刘伯承元帅和夫人汪荣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晚年，刘伯承面对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大半生风风雨雨的妻子，内疚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大女儿啊，我没能把她养大。”旁边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您的名字很有特点，一定跟您父亲在太行山的战斗经历有关吧？据我们了解，许多将帅家的孩子的名字都能多多少少反映父亲的战斗经历，你们家兄妹6个的名字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能跟我们说说您的弟弟妹妹吗？
刘太行：我现在兄妹6个，我是老大，父亲给我起名叫太行，现在看来，人家说名字起得很高明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是在家谱里面，我这辈是太字辈，另外我爸爸一生当中，抗日战争就是在太行山打的，所以凑在一起就成“太行”了。
我弟弟以前叫刘太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说毛主席是太阳，你当什么太阳啊，所以就改了个刘向阳，再后来又改成刘蒙，还有个弟弟叫太迟。妹妹有三个，大妹妹叫密群，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还有雁翎，最小的就是解先，就是解放先遣队的意思。
记者：听说小平同志给儿子起名时，也想叫“邓太行”，但是因为和您重名，所以就让您父亲给他的儿子起名字，这个孩子就叫邓朴方了，是吗？
刘太行：那是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当时我爸爸和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那时我已经7岁了，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才两岁，还没取名，因为他长得很胖，大家都叫他“胖胖”。
有一天，他们两人都在院里休息聊天。
邓夫人卓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
邓小平想了一下说：“我们也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我爸爸就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
邓政委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我爸爸就把胖胖叫到跟前，让我妈妈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朴方’好不好？”
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那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还有个大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延安保育院被人杀害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了解您的大妹妹究竟是怎么遇害的。
刘太行：华北比我小一岁，1942年到的延安幼儿园。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我记得冬天烧炭盆烤火，华北和邓琳(邓小平的女儿)被烧伤了。邓琳把胳膊烧了，华北烧了腿。说起来女孩子很惨哪，才三四岁就烧成那样子。我记得妹妹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留个短发，或者是剃个光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男孩女孩都剃光头。我妹妹也不爱说话，整天跟在我后面太行哥哥、太行哥哥地叫，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在一个保育院。到1945年的时候，我6岁了，该上小学了，才从保育院出来。后来我妈妈说幸亏我迁出来上小学了，要不也冲着我来了。
记者：那华北当时遇害的情况您知道吗？
刘太行：一天晚上，突然有个人说要看我妹妹，说是我爸爸的警卫员。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妹妹叫不起床来，最后才发现我的妹妹已经被勒死了。后来还在墙上发现了爬墙头的手印。发现了以后就赶快通知我的爸爸妈妈。那天晚上他们给我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我爸爸妈妈去了，可人都已经死了。我妈妈站在那儿就哭了，我爸爸在那里浑身冒汗。我爸爸轻易不掉泪的，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他就浑身冒汗。当时正好是抗战，妹妹死了没多久，爸爸就接到任务去前线了。但是这个案子一直也没破，到最后也不知道妹妹是被谁杀死的。
后来爸爸患重病躺在床上，精神也已经非常不好，他对我妈妈说：“荣华啊，我对不起我大女儿啊，我没把她养大啊。”听了他说的话，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爸爸自己都到那个时候了，病得快不行了，还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他就是那样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想，我爸爸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不仅对党的事业负责任，对下属负责任，对上司负责任，对家庭、孩子也是负责任的。
记者：那您父亲在子女面前一定是个慈祥和蔼的爸爸，平时对你们都是什么态度？
刘太行：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而是在前线打仗。我还记得妹妹华北生下来以后就被送到延安去了，送到延安以后就一直见不到她。后来打仗的时候也不能一天一见，我的妈妈带着她，爸爸打仗也顾不上，只能是妈妈管她。1943年到了延安，也就是待在幼儿园，到1945年最多只有两年的时间和父母在一起。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在幼儿园只能礼拜六接回来。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是很负责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爸爸对孩子们非常关爱。他住院时，礼拜天我们去看他，他先摸一摸孩子屁股，看长得怎么样，胖不胖，瘦不瘦，他都要说两句话。我去了以后，他首先说把太行的孩子抱过来我摸摸。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就跟我们讲现在我不摸了，因为我的手受不了控制，捏重了怕把孩子捏坏了，从那以后就不捏了。
记者：他那么疼爱孩子，有没有打过你们？您父亲学问的功底很深，对你们的教导一定也很严格吧？
刘太行：爸爸打我最多。我小时候脾气拗，他越说不行我就越是说行。我七八岁的时候，你说是红的我偏说是黑的，就老是把我爸爸惹得生气，他讲话我不听，他就动手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9年，我们在无锡，去的那天有个小伙子在太湖淹死了。爸爸就告诉我们没有大人带着不许到太湖去，太危险。但是吃完午饭，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太湖玩，回来倒是没出事。结果妹妹告状了，爸爸怎么能不打我，这是最后一次挨打，那年我10岁。
我很喜欢找他讲故事，他的口才非常好。我们请教他问题他都非常认真，很耐心，也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你不学，就不行了。比方说他让你学这本书，就先要把书背下来。我爸爸这人很认真的，到时候就得背。但是让你背你背不出来，他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就要打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背书。背过《史记》的《鸿门宴》《刘邦本纪》《项羽本纪》，鲁迅的《社戏》《故乡》，还有《古文观止》里面很多东西。他自己也很能背，他背得比我背得好，我不用功。比如说《史记》里面的故事，《史记》里面是文言文，他用白话文讲出来，基本上不差。你让他背古文他也能给你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古文功底是很深的。
记者：小平同志在一篇文章里面写道：“刘伯承的缺点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那您的记忆里父亲的娱乐真的很少吗？
刘太行：他的娱乐最多的是散步、爬山、到庙里看古迹，然后就是锻炼身体。其他的也没什么，他也不看电影，不会跳舞，也不唱歌——有时候听点音乐，《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什么的。
我爸爸从来不让做寿，因为什么？毛主席带头不过生日，你过什么生日啊？上边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同意，问他生日他也不说。后来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们给他过生日都不给他讲。爸爸生日时，我们就到外边做点面条，放点牛肉，吃个牛肉面就是给爸爸过生日。我们就是在他病了以后才给他过生日的，以前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
记者：那后来您父亲住院以后，病情怎样？刘帅曾经表示——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他对生死的看法是怎样的？
刘太行：他有个口头禅，路死路埋，沟死沟埋。就是说在路上死了，你就在路上把我埋掉，死在沟里就在沟里把我埋掉。这说明他在参加部队的时候就是这么想，对死就是这么个观点。
后来我妈妈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说：“根据伯承同志一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对我们的教导，为人民的事业要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永远同战士们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因此我要求把伯承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撒在淮海、南京、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大西南及故乡，撒在养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经与战士们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让他安息在与他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之中。”
记者：那么刘帅对自己这一生有过什么评价吗？
刘太行：我爸爸从来不谈自己的历史，要讲也只是只言片语。比如我们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再比如说淮海战役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光辉的事，我就去问他。结果呢，他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找我要儿子，多少年轻的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够当元帅，有多少人在底下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得意洋洋地讲这个仗打得多么漂亮，那个仗打得怎样，我没见过。
我爸爸很反对我们学军事，他不让我们学军事，这大概是职业上的问题。我们家全是学技术的，我学的是导弹，我一个妹妹学发动机，两个妹妹是医生，小弟弟是学飞机的，还有一个弟弟是学制造电子器件的，没有一个学军事的。
爸爸的历史他自己也从来不跟我们讲，真的。除了他的只言片语，我就是听跟他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讲的，还有就是到当年的战场去看看，就是这么知道他的历史的。
他这一生匆匆走了90多年，从事业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辉煌。因为他本身是个农家子弟，通过奋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到最后这个新时代。但是他自己绝对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我这种辉煌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爸爸今年诞辰100周年，我跟妈妈讲，这次到太行山去，就是为了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我要把这段路走一下，回来我准备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刘伯承元帅是用兵如神的一代儒帅，他的一生兵戎倥偬，经历沙场无数，却对战争有着沉重的认识。他渴望和平，所以反对儿女学习军事；他痛恨杀戮，所以对曾经的胜利和辉煌绝口不提……
晚年的刘伯承双目失明，只能在黑暗中感受生命的无限高远。
1986年深秋，一架空军专机穿过飘浮的云雾，向祖国的西南飞行。飞机上坐着三位空军军官——他们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刘太迟和女儿刘雁翎。
元帅在1986年10月7日离开人世，走完他94年的艰难历程，儿女们护送着父亲的骨灰盒，返回故里。在这段日子里，刘伯承元帅的儿女们从老辈的口中知道了家乡的习俗，知道了父亲的身世，知道了这片褐色土地的遗传密码。
对儿女们来说，父亲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