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周海滨赐稿，原刊发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10期，原题：《跟随父亲蒋光鼐抗战》
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政协原副秘书长。2010年6月8日，蒋光鼐去世43周年，他早早等候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蒋光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而年幼的蒋建国在战火中跟随父亲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童年。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壮举，中国以惨烈的代价赢得了胜利。期间，山河破碎，人民涂炭。我们纪念这场胜利，更应珍惜和平，认清并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而不是挑动民族仇恨，甚至动辄言战，以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抗衡普世价值。
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本刊特刊发此文。
避难香港，有惊无险
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1933年11月至次年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简称“闽变”——编者注)必然失败。部队底下的人不愿意反，认为反蒋是上头的事情，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我出生之时，正值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之后，父亲和他的许多朋友都从福建逃出，云集香港。我的出生不仅让47岁的父亲老来得子，也给这群忧伤的革命者带来了欢喜。
父亲趁着给我做满月的机会，在香港大同酒家把二楼包下来大摆宴席，通过这个活动联络旧部，给大家鼓劲。
席间，父亲把我从襁褓中抱了出来，赤条条地让众人过目，引起欢呼和热烈的掌声。父亲重重地在我的屁股上亲了一口，对我寄托了无限的希望。这件事是我的母亲黄晓霞告诉我的。
我至今仍保留着小时候在香港的些许记忆。我模糊地记得常躺在床上，房间黑漆漆的，门窗紧闭，连木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怕我伤风感冒，还老要我喝很苦很苦的中药，可我还是经常伤风感冒，还落下个遇上阴天下雨两腿就酸痛的毛病!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檀香山、南洋群岛一带进攻。在此之前我们家曾经作过两次疏散，一次去澳门，一次去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都有惊无险又回香港了。
我们一家住在九龙金巴伦道，我还未满7岁。香港倒是经常搞防空演习，晚上在阳台上看那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组织成各种图案，还觉得蛮好看的。
接下来，我看到的却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个白天，日本大批轰炸机在香港上空排列着整齐的队形，三架一组，九架一队，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群孩子们听到马达的轰鸣以为是防空演习，都跑到花园的草坪上去看飞机。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让这群好奇的孩子如梦方醒、慌忙躲避。
此时，父亲在广东曲江(今韶关市)担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母亲则带着3岁的弟弟庆渝去曲江照顾父亲的生活。
留在香港家里的全是妇女和儿童。年龄最大的是大嫂陈艳珍，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年龄最小的定蜀妹还未满周岁。好在第一次空袭没有炸弹落在我们家，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香港的信号。
留港家人心里非常清楚，作为抗日将领的后代，如果日军占领香港，呆在家里就会非常危险。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马上转移，躲到父亲的朋友家里，免得落入敌人手中。
几经转折来到了藏身地。我至今记得，那是一座形状像军舰的楼房，有五六层高，房子很多，但仍挤满了人。这座位于山顶上的房子是父亲的好友邓瑞人的私宅。邓瑞人是香港银行家，十九路军的人，淞沪抗战的时候也立过功。他家盖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楼，餐厅都是大落地窗。仓库里存了不少罐头等吃的东西。
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这所房子连同邻近的两所房子一起，成了敌人军舰炮轰的目标。日本飞机怀疑这是建在制高点上的军事指挥部。事后，据对岸友人提供的数字，敌人一共向这三所房子打了108发炮弹。
我对这惊险一幕记忆犹新：我们先是躲在楼下的汽车房里，一发炮弹命中了车房，我是被大人们用棉被盖住才幸免于难的，万幸的是全家没有人遇难。
然而，我12岁的定苏姐脊背上被炮弹的碎片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我们转移到餐厅，让定苏姐趴伏在餐桌上，再盖上两条棉被，我们则藏在餐桌下面。
餐桌下，我的周围一片漆黑，只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落地玻璃门窗的碎裂声、受伤者的呻吟声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求救声。
从餐桌下逃出后，我看到上四楼的楼梯已经被炸断了，楼房正在着火，到处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楼顶上响起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哭泣声和救命声。
在经过一道楼梯的时候，大人拉着我的手往上走，躺在楼梯台阶边上的重伤员抓着我的脚往下拉，呼喊着别丢下他不管，这让我茫然无措，终于还是被大人拉着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烧的楼房。
由于战时香港夜间灯火管制，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经放大，我跑出来看到天上的星星时，觉得有碗口那么大，特别明亮。我们刚刚跑过一座房子，整面墙就在身后坍塌下来。大家集中到一个被认为是较安全的地方。天还未亮，几个男人就冒险回到那座楼房的瓦砾堆中寻找食物，居然还找到不少罐头食品，惊魂未定的人们匆匆忙忙填满了肚子。定蜀妹没有牛奶喝，用开水泡饼干喂她。
当时我们都很小，一家子没有一个掌事的男人，所以，逃难路上很艰难。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他们要在战斗开始前找到安全的落脚处。一个佣人背着受伤的定苏姐，我拉着大人的衣角，顺着蜿蜒的马路往山下小跑起来。
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令人不忍一看的尸体;有蠕动着的缺胳膊断腿的受伤者;如果不小心就会踢着一条伸出来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抛，干脆自己顺着山坡往下滑。我只知道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往前跑，从来没跑过那么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当我回头看家人的时候，发现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们掉队了还是跑得太快，结果与家人跑散了。幸亏那个大人有主意，我们跑到凤凰台一个熟人家去，主人劝我们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
战争让香港的物资供应变得紧张起来，每次吃饭，因为人多饭少，我年纪小吃得慢，等我吃完一碗，锅早已空了。所以，盛饭的时候我总小声提出要求：再装满一点。
我还记得，九龙仓库起火后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烧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香港，天黑就戒严。据说，在戒严期间日军见了行人举枪就打。
随父抗战，颠沛流离
经过多方努力，失散两周后我与家人联系上了。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蔡廷锴伯伯和李济深伯伯的家属都联系上了。
从十九路军时期起就给父亲开车的司机黄巩，是负责和东江游击队联系的，不知是游击队找到他，还是他找到了游击队。我们从香港一直跑到惠州，就感觉到家了，惠州是东江游击队的据点。
回忆从香港到惠州，我忘不掉与日本军官相遇的惊险一幕。在香港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队日本骑兵正好通过，一行人赶快在人行道上停下来让行。没想到，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也停了下来，招手示意叫我过去。我不动，他大喊着不知说了什么，手还作抽刀状。身后不知是谁推了我一把，让我快过去，我向前走了几步。军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糖和饼干递给我，我正犹疑间，身后又有人提醒我伸手去接，我接过东西后赶快转身跑回家人身边。
一阵马蹄声过去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庆幸没有旁生枝节。大人们告诉我，糖和饼干是绝对不能吃的，万一有毒怎么办?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十九路军1932年在上海抗日的故事，知道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我们和大批难民一起沿着公路往内地走，途中有时可看到日本兵在砍伐树木或在修建什么，也没有太多干涉逃难的人群。日本人也不愿太多的难民滞留香港，物资供应已经难以为继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把我扛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广东话叫“骑膊马”)。到惠州有人接待我们，家里人的脸上才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定苏姐脊背的伤口已长上，只留下一块疤。其他人也都算平安，这就很不容易。
蔡廷锴伯伯在自传中记述了在桂林见到和我们一家一同逃出的家人的情形时说：“此时正在严寒期间，各人逃出，均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状极可怜。”
衣衫褴褛也是客观需要，因为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必须和难民们一个模样，隐姓埋名，不暴露身份才不会出事。当时，我们确实已是蓬头垢面、满身虱子、精疲力竭了。
历时一个半月，我虎口脱险，回到父亲身边。但生活的安定并没有因为父亲在身边就伴随着我这个小男孩。
抗战时期的曲江是广东的临时省会，经常能听到“呜——呜——”的警报声。警报就是命令，听到警报人们就赶快躲进在房前屋后挖掘的防空壕、防空洞，马路两侧也挖有掩体坑。
在我家的后山坡，工兵修了一个很“讲究”的防空洞，足能容纳数十人，里面坑道是用圆木支撑的，迂回曲折，脚下还铺有木栅防潮。有两个洞口，其中一个洞口还顺着山坡修了伪装棚，从上面根本看不出有洞口。即使炸中其中一个洞口也无大碍。
但是，父亲从来不进防空洞。敌机空袭时他总是利用松树作掩护，密切注视着敌机的行动。有一次他刚刚午睡起床，一块炸弹的碎片就破窗而入，穿进他的枕头中间。事后，他轻松地说：“我是福将，身经百战还从未受过伤。”
在一次空袭中，姑父一家人躲在屋旁挖好的防空壕，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中央，13人中除了在最边上的两位客人(二人被炸起的泥土埋住，幸被抢救者挖出)，11人全部遇难。二姑妈(我父亲的亲妹妹宝燕)当时正在我们家，幸免于难。
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父亲慷慨激昂地讲话。他以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和死难者家属的双重身份，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身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本来是一片哭泣声的会场上，最后响起了一阵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的口号声。
父亲虽有军职在身，在家却常穿便服，冬天穿一件灰布面的棉袍，夏天穿对襟的“唐装”。一点也不像油画像中那个威风凛凛的军官，倒像个文人，怪不得有人形容他具有儒将风度。早晨洗脸修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口中念念有词，有时还吟诵起来，好像唱歌一样，很悦耳，但多少带有一点淡淡的哀愁。仔细听，原来是用东莞家乡话读唐诗或宋词，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像他那样吟诵。
在曲江，我最愉快的事是跟随父亲上山打猎。我扛着比自己个子还高的双筒猎枪，父亲带着名叫“胜利”“和平”的两只猎犬。在鹧鸪、斑鸠等鸟儿飞起来时，看到父亲敏捷、准确地击落空中飞鸟的动作后，我才意识到他曾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科班出身的老指挥官。他教我怎样在草丛中前进，教我黑夜行军的口诀……
敌人的进攻仍在继续。为了打通粤汉铁路，日本不断增加兵力，发动攻势，曲江数度告急。一家也就几次疏散，往东去兴宁，往西去罗定(蔡廷锴的家乡)和广西的梧州(李济深的故乡)，还经过湖南的衡阳、广西的柳州、江西的龙南……最后一次疏散到平远。此时第七战区司令部要搬到江西寻邬，我们被安置在广东省东北角平远县的乡下居住。两地都是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之处，相距不远却分属两省，是偏僻宁静的山区，十分贫穷，日本人始终没有打进去。
在衡阳，我亲眼看见过一场激烈的空战。虽然不断有“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有危险，但所有人都探头观看这一场面，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和有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上下翻飞，在空中互相追逐。当看到敌人飞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坠下时，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秘密策反，开除出党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广州团聚，原本渴望已久的安静的生活被一个秘密任务打破了。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秘密策反余汉谋。他出入麻将桌上，经常早出晚归，行踪不定，还瞒着母亲去了一次台湾。母亲心生疑虑，她以为丈夫有了外遇，便让丈夫的警卫员李苏秘密跟踪。父亲觉察后，坦然地对妻子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放心吧。”
我知道这件事是在“文革”期间，这要从父亲一次怒撕与老友的合影说起。
“文革” 中，父亲不能忍受那些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都被打成“坏人”，许多他熟知的朋友也纷纷被打倒了。他卧病在床时，让我把他和别人合影的旧照片递给他，结果他撕了一大堆,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但是，他留下了几张，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湾郑成功祠堂——明延平郡王祠门口的一张与余汉谋等的合影。
抗战期间，余汉谋是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父亲是副司令长官。 余汉谋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时,父亲是副主任。对日作战，余对父亲是言听计从, 他们私交甚笃。1949年，余汉谋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时，做余策反工作的人选，父亲也许最恰当不过了。
早在1939年，经叶挺和廖承志介绍，父亲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曾有一次长谈。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曾致信父亲谈道：“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目。”
在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周恩来交给父亲一个重托，希望他争取余汉谋起义。那张在台湾的合影，就是他做工作的记录。但余汉谋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余对父亲说，他只能做到一点，“共军”进攻广州，他将命令部队不战而撤。
正如余汉谋所言，他没有起义，但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时，他没有死守广州，使广州人民免受战争苦难。他把部队集中到雷州半岛，从海南岛逃到台湾去了。后来，政协开筹备会，有一次，总理去看大家，有人提到蒋光鼐做余汉谋的策反工作没有成效时，总理说：“我们对憬然先生要借重的地方很多，不在乎这次策反的成功与否。”
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我们家所在地梅花村周围住满了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我们家。在广州太危险，母亲带着一群孩子跑到乡下暂避。
由于列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父亲只得放弃了再去广州做两广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的计划而待船北上，由乔冠华陪同，只带着一只小皮箱到达北平。1949年8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做出决议，永远开除蒋光鼐的党籍。有人报信说，国民党特务要动手抓人了。于是, 母亲又带着一群小孩, 连夜乘小艇潜逃到香港。
铁路刚恢复通车, 母亲即赶到北京照顾父亲的生活。随后，1906年同父亲一起离开家乡东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的老朋友袁煦圻受父亲之托，来到香港，将我、弟弟蒋之翘、蒋庆渝和蒋思云四个年龄大些的男孩带到北京。这是1950年夏天，我正好初中毕业。
1951年，母亲专程去香港，把五个最小的孩子也全接到北京来了。
(周海滨：口述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