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勤奋学习，不仅有丰富的学习经验，在求学方面也有丰富的思想。毛泽东的论学思想主要有：学要胜古人，积学贵有恒，书要反复读，广收博览，系统钻研，勤动笔墨，学思结合，不闭门求学，学离不开问，善于挤和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等。
毛泽东是个终生与书为伴的人，他热爱学习热爱读书无人能比。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善于挤时间看书学习。长沙求学时期他勤学苦读，革命战争年代他利用战争空隙争分夺秒地研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加嗜读。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就像个书天书地，居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连厕所里也摆放着书。为了读书，毛泽东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他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之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书本翻阅起来。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等书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时，毛泽东也总是带着几箱子书。路途中他不顾列车震荡颠簸，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读得津津有味。到了目的地，毛泽东同在北京一样，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读起来。有一次，毛泽东高烧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毛泽东这才高兴地笑了。直到病重临终之前，毛泽东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弥留之际，毛泽东仍在坚持看文件、读书。据医疗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其中有一次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书，就又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书香味中离世了。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是他成为伟人、做出丰功伟绩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数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毛泽东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也有着丰富的学习经验。毛泽东常常论及学习，其论学的思想非常丰富。毛泽东是怎样论学习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学要胜古人
这一观念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期形成的，并且受到老师的巨大影响。在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讲堂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在现实中，毛泽东也确实是才胜今人，学胜古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探寻宇宙的大本大源，想读尽天下书。他曾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毛泽东虽然没有购买并读完这些经史子集，但已读了不少，故对“国学”造诣很深。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说等，他都作过认真的研读。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西方近代的著作也读了不少，如在1912年下半年，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书，对西方近代进步思想有较好的把握。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到北京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后，就开始潜心钻研，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并完成世界观的转变，终于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依据中国国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时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其军事思想值得特别称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它，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继孙子兵法后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是毛泽东学胜古人的一个杰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哲学、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也都胜出古人。凭借《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成为举世闻名的哲学家。经过刻苦练习书法，毛泽东练就无人能比肩的狂草“毛体”。作为诗词大家，毛泽东留下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甚至动人心魄的佳作，其所赋诗词之格调均在同代人及古代人之上。毛泽东历史知识之丰富，更是一般史学家难以企及的。
积学贵有恒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曾说：“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而他立言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用功读书，持之以恒。毛泽东还曾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它是化用明代学者胡居仁所撰的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在1917年为同学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作的序中，更显露出了毛泽东的积学贵有恒的观念。他写道：“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在说明积不积学问与有获有不获的重要关系后，毛泽东进而把读书积学比作修筑百丈之台，需从一砖一石开始。他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读书、积学，恒久而不间断。他的似百丈高台的渊博学识，正是日积月累、一砖一石地筑起来的。毛泽东自幼时起饱读诗书、且终生吟诗、赋诗，后来成就为伟大诗人。这中间他付出了常人未曾付出的努力。例如，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把屈原的《离骚》一丝不苟地抄录到笔记本上。1958年，已是大诗人的毛泽东在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将祠中的数十副对联全都让随行人员抄写下来。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哲学家，也是他终生注意研习哲学的结果。在延安时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亲笔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还致信艾思奇虚心求教。
书要反复读
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三复四温的读书能读出品味、读出与众不同的心得。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对喜欢读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每读一遍书，他习惯在封页上画上一个圈。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这说明毛泽东对书读了四五遍。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这类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多次读过，对一些篇目能背诵如流，但他对之长读不厌，晚年仍在反复阅读。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十遍以上。如《昭明文选》，他阅读批注过的版本，存留的就有三种。此书他青年求学时代读过，20世纪50年代他又读，60年代再读，70年代仍又读了好几遍。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毛泽东几乎是从小读到老。对于这些古典小说，毛泽东同时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而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毛泽东曾说，《红楼梦》要读过五遍以后才能有发言权。由于有独特的阅读视角，毛泽东从书中看出了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韩昌黎诗文全集，除少数篇章外，毛泽东都曾一篇篇仔细琢磨，从用词汇、章句到全文意义，他都有很好地研究。对于全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背诵如流。
广收博览
读书广收博览是毛泽东一贯提倡和践行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曾这样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这句话其实也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自己的读书范围就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总之，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报纸杂志，都在毛泽东的涉猎范围。到了晚年，毛泽东读书时侧重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著作。文学书籍中，包括诗词歌赋、楹联、笔记小说，毛泽东都百读不厌。对于文学作品，毛泽东一方面是在鉴赏和品味，另一方面也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那些诗文小说之中深埋着历史事实和思想。中国历代史书则是毛泽东的最爱，对此他几乎什么都读。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外，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毛泽东也读，甚至连小人书都不放过。毛泽东读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从中找出可资利用的东西。正因为熟谙历史，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阐明深刻的道理，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来指导自己领导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过，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段话点出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为何一生博览群书、吸取新知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毛泽东为何要革命者努力学习、认真读书的真谛所在。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大思想家，不仅在于他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更在于他读书时广收博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
系统钻研
毛泽东提倡博览群书，同时又提倡认真研究、系统地掌握书本知识。毛泽东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入了解，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同时，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也可以窥其一斑。在中南海毛泽东近10万册的个人藏书中，主要有这么几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中国历史典籍及各种中国古书，包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部分收藏），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诗词、文论及市井笑话集；中国近现代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工具书；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以及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馆借书阅览。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9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图书馆等馆借用各种图书2000余种，共5000余册。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是号召系统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学习问题时，毛泽东曾这样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对于这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他还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毛泽东同样有研究兴趣。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哥白尼、布鲁诺的著作，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著作，毛泽东曾反复研读过多遍。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系统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著作。
勤动笔墨
勤动笔墨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毛泽东对所喜之书要反复研读的习惯有关。动笔墨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养成的。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后，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利用时间读书时，仍保留了这一习惯。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又一次开始发愤读书。他的这种发愤读书，不仅为当时的人们耳闻目见，也通过他所研读过的书籍——后来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毛泽东所读过的书页上，到处都有他留下的阅读符号，如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等。有些符号不止圈画一次，而是杠上加杠、圈外画圈。从毛泽东所留下的批注看，它大多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页边、中缝或字旁行间。有不少批注呈“密集型”，即密密麻麻写满书页，这样的文字密集型批注多达100余页。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专心读书的精神状态。经统计，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留下的总字符数为27604个。其中在10本书上作的批注为830条，总字符数为22834个；1篇读书摘要、1篇读书日记及1封书信的总字符数为4770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故他读书时作批注更勤。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收集有毛泽东阅读40部文史古籍时所留下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这本批语集计有批语314处，总共有6733个字符。其中对16部文学书的批语75处，计2468个字符；对24部史学书的批语239处，计4265个字符。这些读书批注，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纪录，是毛泽东读书时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的证明，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品。
学思结合
毛泽东提倡多思，在学习方面也是这样。这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一致。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青年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这样写道：“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毛泽东以自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来读书，从不为书所俘虏。在恰当评价书中所言风物政事、以明利害得失时，总是显露出自己的独具智慧。毛泽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善于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辨别史学真伪，甚或勘正文字错误，校改和添加标点符号，这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菲薄的人难以做到的。例如，毛泽东喜欢读史，但他却又这样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根本的把握，也对历史上忠奸贤庸各式人物及其行为有中肯评价。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他对一些杰出人才的赞誉比比皆是：“臧质豪杰之士”，“生子当如李亚子”，“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对一些历史人物，毛泽东进行认真比较，如“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李恪英物，李治朽物”，“袁觊无能”，“袁粲死节”。对于一些无能、昏庸、奸佞之辈，毛泽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给予客观评价，如（刘表）“虚有其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王建庸人，不知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读书时严于考证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甚至对所读书中的史实哪怕是一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予忽略。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时，毛泽东也表现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精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回避了“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他还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对于产品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总之，在学习态度上，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他认为前一种态度不好，需要的则是后一种态度。 不闭门求学
毛泽东主张，求学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曾经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曾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月有余，收获颇多。1917年冬，毛泽东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考察。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他看到农村存在着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游民。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毛泽东以极大精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以及调查研究工作。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养疴”。他除了对韶山一带的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外，还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特地对当时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及官吏，总共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这些调查材料为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根据。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华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为了回答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并更大规模地掀起农民运动，毛泽东1927年1月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毛泽东认为，农民在几个月之内做到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奇勋。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以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和做法。正是在长期、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动力，找到了一条革命阵线，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学离不开问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面向社会生活实践。而读“活”的书本就离不开问，因而他主张学孔夫子的“每事问”。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还辛辣地讽刺有些蠢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曾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不要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在实践中学习需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要了解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举例说：“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开调查会“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还表示，自己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毛泽东这种甘当群众小学生、“每事问”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着。1952年1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即开门见山地问：“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没想到毛泽东会关心地质力学的具体问题，便向他作了解释，说明“山字型”构造是一种地质构造类型，形状如同汉字的“山”字。通过这件事，李四光认为毛泽东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使自己倍受鼓舞。
善于挤和钻
用挤和钻的方法进行学习，是毛泽东尤其提倡的。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学习运动是可能的时曾说：学习运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大家虽然忙得很，理论书一般也看不懂，但可以想法子解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 “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毛泽东是“挤”和“钻”精神的提倡者，更是实行这种精神的模范。青年时期他曾在路灯下看书，甚至躲在厕所里看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间隙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会议，其间20多天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推，端起碗就吃。还未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又投入了工作或学习。有一年夏天在武汉，天气炎热，但毛泽东仍秉灯夜读，汗水从脸颊直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毛巾给他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步入高龄后，毛泽东体力衰弱、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后来由于患白内障，他的视力极其微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毛泽东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毛泽东在学习上提倡“挤”和“钻”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发扬光大起来。这在人民的好战士雷锋身上表现尤其突出。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毛泽东曾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事实上，毛泽东对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者都做出了表率。学而不厌首先表现在他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毛泽东收集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立即忙着研读和讨论。长征路上，他宁可丢掉衣服也不肯丢掉书。患病的时候，他就躺在担架上读。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许多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曾接触到它的部分章节，后来便经常阅读它，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能背下来。1939年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对名著《资本论》，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翻阅过，1954年再次阅读了它。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同样锲而不舍。在青年时代他初步学过英语，在延安时期他坚持学习英语。新中国成立后学习环境改善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虽然已到花甲之年，他每天都要学习英语，夏夜十二点还在路灯下大声朗读。每次外出，毛泽东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毛泽东非常爱哲学。在延安时期，他发起成立哲学学习小组后，每到星期三晚上便约十来个人在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在暗淡的烛光映照下，大家围坐在一起漫谈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每次都亲自主持，并事先指定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作中心发言，发言后大家跟着发表意见。对每个人的发言毛泽东都认真听，并做笔记。毛泽东同时是诲人不倦的导师。无论是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还是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讲课，毛泽东都能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且循循善诱。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是毛泽东诲人不倦的另一个重要例证。1955年，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见警卫团一中队的全体战士，用商量的口气要卫士学文化。学校开学后，毛泽东不断地关心卫士们的学习情况。他常问一些外出执勤的卫士：“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把学习的东西都带来了吗？”在一次冬季的旅途中，飞机快要起飞了，毛泽东还在向随行的卫士了解文化学习情况，并温和地说：“代数一定得学好！物理、化学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你们要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他还鼓励卫士说：“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毛泽东除询问卫士文化学习的情况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常常提问，以启发卫士的求知欲。从天上的行云到地上的流水，从空中的飞鸟到院子里的花木，毛泽东见到什么就问什么，如在游泳的时候就问水的成分是什么？人在水上为什么会浮起来？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在广州就问广州为什么这样热？天热有什么好处？见到老鹰就问老鹰在云中为什么翅膀不动就可以飞？等等。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家，他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实践论》中他曾这样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中，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学风，毛泽东对人们在理论家、理论和实际联系等问题上存在的糊涂观念作了澄清。他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进而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毛泽东把它们比作“箭与靶的关系”。他说：“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但“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毛泽东把对理论的应用或实践本身看作是更重要的学习。这主要是投身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亿万革命群众不是先通过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不断加入的。人们往往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只能是从干中学。因此，毛泽东就有了如下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看，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范。他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中国革命过程中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党的建设尤其是农村环境中建党的理论，革命根据地及其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理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正是有赖于这些正确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论学的内容，除了以上十二个方面外，还有很多。例如，关于学习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不要不懂装懂的论点；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的论点；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学习必须从不自满开始的论点；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的论点；拜一切内行的人为师的论点；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的论点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为我们获取新知、积累精神财富提供了有益借鉴，毛泽东热爱学习的精神值得我们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弘扬。当前，要落实建立学习型政党组织的任务，就要像毛泽东那样认真读书学习、学以致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正是时代所需，全党全民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