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正当我跋涉在巴山蜀水之间，突然传来噩耗，我们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医生朱琏同志在广西南宁病逝了。多少年来，朱琏同志用她深入学习祖国针灸学的知识，为董必武同志和其他同志治疗疾病的形象，不时萦绕在我的脑际。
朱琏同志是一位精通针灸医术、积极执行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女医生。她从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勤勤恳恳地致力于革命工作和医学业务。接受她的治疗，解除了痼疾，得以重返战斗岗位的病人，不计其数。董必武同志和我有病时，就经常得到她的精心治疗，得以恢复健康。一个患过病的人，对于为他治好病的医生，总是怀着一种异常亲切和感激的心情，期望妙手回春的医者能比别人更为健康长寿，更多地治病救人，并把医术更好地传授给下一辈。出于这种心情，朱琏同志逝世的噩耗对我来讲，更是一件不愿置信的事。特别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针灸疗法，多么需要她在实践中去继续挖掘、研究、整理和提高啊！
我沉思过去，低声朗诵着董老一九六六年年初赠给朱琏同志的两篇未发表的诗稿，忆起历历在目的往事。
我和朱琏同志相识，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在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人们告诉我说，朱琏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响应毛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号召的一个女医务工作者，也是我们党内最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近代科学知识，研究祖国医学宝贵遗产针灸疗法卓有成效的一位女大夫。当时，她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华北卫生学校的领导工作。董老是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之一，朱琏同志经常关心董老的身体健康。全国解放以后，董老生病时还常请她来进行针灸治疗。六十年代初，董老得了三叉神经痛的顽症，连续被折磨了几年。病发时疼痛难忍，虽经医院反复用过多种疗法，都不能取得比较稳定的疗效。一九六六年初他在广州时，三叉神经痛第三次发作了。如刀割般的剧痛，使他坐立不安，无法进食，夜间更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当时已从中央下放到南宁市的朱琏同志闻讯赶来，排除了一些不合适的疗法，确定用针灸治疗的方案，并亲自细心施针。经过二十多天有计划地针刺和艾灸，终于止住了病痛。病愈后，董老以切身体会，生动而恳切地写了题为《赠朱琏同志》的诗。他是这样写的：
“余久患三叉神经痛，剧发已二次矣。入今年又发，时在广州，请南宁市副市长朱琏同志为余针灸，二十余日而病愈。其间陶希晋同志常自南宁来电话询问治疗状况。陶朱夫妇深情妙技，均可感也，为诗纪之。老顽生病亦称顽，千里深情电话传。顽病应用顽法治，毛公耐字我知先。金针控制第三枝，二叉功能有异歧。唇吻翕张难自在，齿龈舌颚失调司。三叉神经皆服贴，口腔面颊已如常。|埋针先后逾旬日，艾灸相资亦异方。一月将完病榻过，幸同针灸共消磨。|累年痼疾从兹愈，耄矣安听国际歌。”
不久，董老又激情地写了另一首五言诗，题为《又赠朱琏同志》：万里传针灸，能人遍市乡。随身带工具，行箧即药囊。大众皆称便，孤贫更不忘。我邦古医术，赖尔好宣扬。
董老不仅热情地赞扬朱琏同志的高深医术，更重要的是对她那种科学态度，即不抱偏见，不盲目否定祖国古老医术，而且善于继承发扬其中精华部分的研究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董老早就认为针灸疗法有许多优点：工具简单、疗效好、不用药、花钱不多、方便易行，应当大力推广。一九四八年，在华北人民政府时，董老就支持朱琏同志搞中西医结合的平山医疗实验区；建国之初，董老又大力支持朱琏同志在北京创办第一个针灸研究所。勉励她要把针灸事业不断发展提高，并且培养更多针灸人材，使这门古老的祖国医学遗产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董老还热心地为朱琏同志所著《新针灸学》第一版撰写了序言。
我还记得，毛泽东同志曾对朱琏同志说过：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的。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一九五六年我国办起了外国医生训练班，朱琏同志第一个讲课，传授针灸技术。与此同时，朱琏同志著的《新针灸学》，也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医药卫生战线上，朱琏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好战士，她也没辜负董老对她的期望和支持。她把古老的针灸医术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加以整理，使之普及全国并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世界。
朱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原是一位西医医生，参加革命后，就以医生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她一方面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努力学习自己的业务。四十年代初期，她在延安担任医大领导工作的时候，首先响应毛主席要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亲自拜一位民间的针灸医生为老师，认真学习针灸。许多医务界的同志都知道，从那时起，她一直走在前列，为实现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而努力。 朱琏同志在掌握和发展祖国针灸疗法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实践，也善于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提高。无论在太行山、延安、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还是在北京，直至后来到南宁，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她从没有放下过为人治病的手中武器——针和艾卷。一九七四年董老去世前的几个月，朱琏同志尽管自己患病，仍然来京给董老进行针灸治疗，这种忘我精神十分可贵。在南宁期间，她一直带病担任南宁市针灸研究所、南宁市七·二一针灸大学的领导工作和教育研究工作，同时坚持修订《新针灸学》第三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遗憾的是，在这样的繁重工作下，由于她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都能象朱琏同志一样，重视对祖国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使它永放光芒。我更热切地期望朱琏同志的战友们、学生们，尽快地协助完成她未竟的著作计划，这将是对人民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