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的分法，毛泽东进的是一所普通中学，受的还是基础教育，并没有受职业教育。
这也意味着，毛泽东从读书到谋职，还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在一中，毛泽东在颇受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校方的繁琐规则束缚，还受到了学习上“吃不饱”的折磨。这让他很不满意，加上“遇”到了那本书，结果呆了半年，他就告别一中，走向了自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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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紫东园
省立一中的“第一号学生”
创办于1912年春的省立第一中学，最初的地点在北正街的紫东园，校址就在现在的民主后街4号、5号。记者7月20日再一次来到这里时，只有一片人家。也怪不得，一中初创，本来就是借用民房做校舍。据已故的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融回忆：学校“是新建并排五开间三进两层的两所民房成立的。后来班次较多（最多时八班），又租对门驻省湘潭中学（今石怡织布厂）为宿舍。”直到1914年，“才迁往荷花池”。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被编入普一班，毛泽东无疑是新成立学校——省立一中的“第一号学生”。
甘融回忆他和毛泽东投考一中的情景：当时报考的普通科有“二千余人”考生，“借贡院优质师范校舍为试场。我记得第一场试国文，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要策》。第二场，试史地、算术理科。榜发，普通科取一百五十名，榜首是毛泽东，我列第四。”“普通科分英文两班，德文一班，毛泽东习英文，编入普一班，我习德文，编入普三班。”
“紫东园校舍既系民房改装，当然不适合学校之用，楼上作寝室和自修室，楼下每边把四间房打通，作为教室，其余间作办公室、图书仪器室和教职员住室。一栋轿厅作为风雨操场和礼堂，另一栋轿厅作食堂，师生二百余人，挤在全校面积不到一百二十平方丈的斗室中，无宽旷校园可资游息。教室黑暗，雨天要点灯，天晴要到谘议局上体操课，那时学校还没有电灯，晚间自修，点燃油斗笠灯。”
“普通科第一年课程为国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植物、修身、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等。国文、外语每周都有六小时，全周上课时间36小时，课外活动时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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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再试，让校长认定毛泽东“可堪造就”
毛泽东“榜首进一中”，校长符定一心里却有点嘀咕。因为他深知此时社会的黑暗，最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不仅严格考场纪律，而且还亲自复审录取生的考卷。
当符定一审阅了毛泽东的考卷之后，深为其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为此，他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他惊愕了，不禁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于是，他决定亲自面试一次。
为此，符定一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出惊人之语。符定一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即成的文章赞叹不已。从此，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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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作文，让老师发出“伟大之器”的预言
“榜首进一中”，本来就是一次“出风头”，而他的一篇作文，又让他成为学生“明星”。他的这篇作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首先为毛泽东这篇作文叫好的，自然是“第一读者”——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这位前清秀才给了如此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由此，柳潜得出结论：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柳潜从这篇作文中看出了作者的潜能，所发出的预言日后得到印证，可见他本身也是“目光如炬”。可惜的是，只活了52岁的柳潜1930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自己弟子成为‘伟大之器“之日。而毛泽东却没有忘记柳先生，解放后，曾多次与同学周世钊提到柳先生，称赞这位真心关照和培养过自己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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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巧遇”，让毛泽东萌发自学念头
在一中，青年毛泽东“巧遇”一部书，让他的人生之路又发生转折。
他回忆说：“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借了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位国文教员就是柳潜（一说胡汝霖），他藏有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乾隆皇帝下令修《四库全书》时，决定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子们将《资治通鉴》删节本、乾隆在该书上的800多条批注和所作序言汇集起来，就成了这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当时，课堂教学满足不了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便常常去学校图书馆看书阅报，阅览室便成为毛泽东的又一求知场所。柳潜既然认为这个弟子“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也就格外喜爱，非常器重，师生间来往也就密切。一次，师生二人谈论一件历史事件时，柳潜为了引证一段乾隆“御言”，便拿出了这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毛泽东被这部书吸引了，柳潜便慷慨借给自己的弟子。
毛泽东回到宿舍后，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不由得边阅读边圈点批注起来。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大部头”。到了还书之日，见书上满是圈点、批注，柳先生心有不悦，但细看其圈点批注，很有道理，颇具文采，又转怒为喜，慨然将此书相赠。
可柳先生哪里知道，毛泽东读了此书，深感收获很大，也就觉得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比按部就班上课更有效果，而学校里（文史）课程太肤浅，内容太陈旧，校规太繁琐，难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不如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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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决断，6个月后离开学校
毛泽东回忆自己离开一中情景时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
一中的“规则繁琐”不假。甘融在回忆中说：“清晨闻号声起床，以十分钟盥漱整理内务，即摇铃点名晨操，点名时校长训话，无非是勉励学生进德修业，有时对犯规同学公开批评。校长的态度是严肃的。学生与校长之间有很大距离，学生们认为校长是官老爷。”
应该说，毛泽东在一中是“得宠”的，校方重视，老师喜欢，同学钦佩，可他一旦发现有更好的学习途径时，便义无反顾地弃旧拥新。 不过，毛泽东虽然不喜欢一中，却尊敬校长符定一，符定一也非常器重这个学生。1925年，做了高官的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家中看到当局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解放后，师生二人多次相见。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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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第三次冒险”
紫东园仅仅是毛泽东人生路上的一站么？
当然不是！
套用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此时毛泽东是“我爱老师，但我更爱追求新知识”。一中的“规则繁琐”能让“一心读书”的学生按部就班、苦读“圣贤”，但会让一个追求知识、追求理想的热血青年反叛。在“爱师”和“追求”二者矛盾不能调和时，毛泽东只有选择离去。
再套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投考一中是他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那么在记者眼里，退学于一中、走自学之路是他“第三次冒险”。如此，离学问之道近了，离职业定位更加远了，基本生活压力更加重了。
宁可负重，不变追求，这就是青年毛泽东。紫东园可以作证。
■链接
省立一中
即现在的长沙市第一中学。创建于1912年，原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是湖南省最早的公立中学，素以名师云集，校风朴实，人才辈出而著称，毛泽东、朱镕基、周谷城、周立波、杨小凯、谭盾等蜚声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家和17位“两院”院士均先后在此就读。该校现为湖南省教育厅直属的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