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起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
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入深渊。1937年秋，日军加紧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日军沿长江推进，一直打到南京。江泽民在扬州的学校被日军强行征用，他们将体育馆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教职员工和学生被强行遣散。
不过，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说是幸运的。扬州陷落时相对流血较少。而仅在50英里之外，南京的市民却遭到了劫难。据估计，日军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屠杀了4万到6万人。(译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街道上，尸横遍野，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这恐怖的一幕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大强暴”(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针对妇女犯下的。
有多达2万名中国妇女———下至7岁幼童，上至70岁老妇———被日军奸污，其中许多遭到轮奸。这些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些妇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后，日军士兵通常会杀掉受害妇女，有时还会割掉受害妇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开她们的肚子，而此种行为竟然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默许。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级军官，所有的日军都参与了这样的暴行。据说，有一群日军士兵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孕妇，随后剖开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儿，并将胎儿挑在刺刀上。当他们把这一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的指挥官看时，这名军官竟然哈哈大笑。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欧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前，以及日本空袭珍珠港并引起太平洋战争的四年前，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关注。当其他中国城市逐一陷落时，日本人并没有丝毫收敛，而来自海外的反应依然冷漠。伴随着北平、上海、汉口(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日军仍旧四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到流血杀戮暂告中止时，已有超过25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如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军校的副校长。他还创办了一份日报，并使之迅速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喉舌。该报不仅报道战地新闻，还刊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他还为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大量的播种工作。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部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
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
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在江上青的葬礼上，盛子瑾颂扬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多才多艺的奇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而且“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一支抗日合唱队演唱了专为江上青谱写的挽歌《陨落一颗巨星》。这只是授予他的众多荣誉中的第一个。江上青起初葬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他的墓被迁至烈士陵园。
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延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由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与死象征了三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动荡时代。”
在实际生活中，过继一事对江泽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江家逃到了乡下，并过着贫困生活，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并保持着大家庭的氛围。这些年来，江泽民一直把王者兰当作至亲的婶娘，并把两个堂妹———江泽玲和江泽慧看作亲妹妹。他的生母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他，就好像他仍然属于她一样。在过继之后，他与他生母及养母之间的关系只是稍有改变。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江泽慧解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江泽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随着正式过继仪式的举行，他在法律上成为一名共产党英雄和烈士的儿子。他养父的牺牲，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不朽事迹之一，尽管在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些。
“江泽民真是我的三哥。”江泽慧重申道。
从三个方面来讲，她都是对的。中国人喜欢按照出生顺序来称呼他们的孩子，而不管是男是女。作为他祖父的第三个孙儿，江泽民在那个大家庭中就是三哥。另外，他也是他亲生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当他被过继给江上青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如果只管顺序不管年龄的话。
“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叫他三哥，”江泽慧说道，“他即便是国家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但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永远都是三哥。”
“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江泽慧回忆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但我们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管我们有多穷，家里始终重视学问和文化。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都因此才能够健康成长。”
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迫中断，江家的男人们都去打仗了，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每个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连妇女都必须出去打工。江泽民的养母来自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以前从未工作过，但是，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养家。
妇女们很快学会了适应她们的新角色。作为最年长者，江泽民的生母吴月卿当起了一家之主。虽然出身农家，她却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学、诗歌、现代小说和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还十分沉着干练，这在当时还被看作是“男人的事”。
1939年秋冬之交，江泽民的养母王者兰对丈夫的死感到悲痛欲绝，尽管路途艰难，她觉得自己必须前往安徽东北部她丈夫牺牲的地方凭吊。她自己从没出过远门，而此时又没有一个男人在家可以陪她同去。看到妯娌痛不欲生的样子，吴月卿提出愿意陪她去。
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和四处游荡的土匪，而年轻貌美的王者兰肯定会招惹男人觊觎。这趟旅途将经过已失去法治的地区，路上要花好多天时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她们必须通过重重关卡，穿过国统区、日占区以及一些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地区。
尽管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已经年过40，而且健康不佳，她还是一心想保护年仅28岁的妯娌。她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那就是让王者兰女扮男装。
“不管发生什么事，”吴月卿告诉她，“你都不能开口说话。你不能露出你是一个女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让我来处理。”
王者兰听话地换上男人的衣服，并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随后，两个女人便动身向北进发。今天，从扬州到皖东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坐汽车也就四五个小时，但如果坐的是大伯母租来的人力车，这一路走来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150英里的乡间土路。
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在战争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整个中国已被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瓜分殆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还有地方军阀、民团、打家劫舍的土匪、乌合的帮会，尤其是日本人。两个女人经常被各式各样视打仗为家常便饭的男人拦下来盘问。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伯母都能沉着应付过去。最后，两个女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她们的旅程，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我们始终非常敬重我们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江泽慧说道。
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我在扬州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包围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在抗日时期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我甚至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将伴随终身的感情印记。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开始感到祖国的唯一希望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对江泽民而言，共产主义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甚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江泽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他的家庭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学业。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养母四处托朋友和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最后，她在琼花观小学找到了工作，江泽民和他的妹妹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她有时当老师，有时做管理人员，包括打扫教室在内的许多事她都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