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所受启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他父亲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
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这种书写中国繁体字的艺术，把语言概念和视觉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中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体字，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已经改用一种简体字。不过，时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体字，并经常用繁体字为一些他所支持的机构或活动题词。
每到放学的时候，江都会唱起一首歌谣，几十年后，这首歌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里：“……课毕放学归。……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盼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学生时代的歌谣对江有着一生的意义。有一次，已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因为想不起某几句歌词而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老同学寻求帮助。
但是在外界残酷的现实面前，校园只能给学生们提供一时的庇护。日本人正打来，凶恶而残暴。1931年，就在江刚上小学后的几个星期，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疯狂蚕食。1932年，为了获得一个入侵中国内陆的基地，日本发动了“上海战役”。此役，日本的航空母舰第一次投入了实战。
而在他的家乡扬州，一场文坛骚动把整个城市搅了个天翻地覆。1934年，江泽民8岁那年，一本名为《闲话扬州》的书在上海出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员。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懒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译注：查《闲话扬州》，有以下一句：“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故这句话其实是易君左所说。“烟花三月下扬州”为李白名句。)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该团体由一位非凡的妇女领导，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并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和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团体迫使易君左作了公开道歉并支付了800元的赔偿金。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该书的纸版。
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易君左的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即使当日本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相互厮杀。共产党进行了为时一年、行程6000英里的战略性撤退，这被称作“长征”。在此期间，在1935年8月，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敌对的双方仍充满仇恨，无法搁置歧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1936年12月，内战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由于不满蒋介石一味“剿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些国民党士兵在张学良将军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他们在蒋视察古城西安的时候挟持了他，并把他囚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
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
扬州中学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校6年，学生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这位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巨匠。毛泽东赞扬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行动，他称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来，作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回首往事说：“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仲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的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她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
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党官员的鼻子底下。
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 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