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向轩仍然笑容满面(7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
向轩今年80岁了(2006年)。
这位7岁参军、9岁参加长征的老人，曾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我们见到了向轩老人。他穿一身洁白的病员服，右裤腿卷着，露出脚脖处的伤痕，那是他7岁参军时留下的纪念。
两岁坐牢，7岁参军
“我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母亲贺满姑，是贺英的妹妹，贺龙是我大舅。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妈妈就带着我上山打游击。两岁时，敌人抓住了妈妈，被绑在桩子上一刀刀割死……哥哥向楚才、妹妹金枝和我一同被关进了大牢。贺英大姨设法买通了监狱看守，把我们救了出来。”向轩回忆说，“从此，我管贺英叫妈妈，很多人由此认为我是贺英妈妈的亲生儿子。我自小跟着她习武，三四岁就能打手枪了。”
1933年4月12日，这是向轩终生难忘的日子。农会委员许潢生叛变，团防大队偷袭了游击队。因为寡不敌众，贺英倒在了枪林弹雨中。
提起贺英妈妈牺牲的那一幕，老人忍不住泪湿衣襟：“临死前，贺英妈妈塞给我两支沾满鲜血的手枪和四块银元，要我快跑，去找大舅报仇。”
“趁着黑夜，我胡乱地往山上跑，子弹从身后飞来，右脚脖不知什么时候被打中了，我昏倒在山里。幸好遇到了来接应的廖汉生他们，我才得救。解放后，总政和成都军区商定，我的军龄就从那天算起。因为那天我拿起贺英妈妈给我的枪参加了战斗，并且负了伤。”
违反群众纪律，挨了贺老总一顿批
“小时候，我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把贺英妈妈和大舅的手枪偷出来打。部队过云南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老百姓的一匹小花马，这匹马看起来很乖，我一高兴，跳上去就把马骑跑了。”向轩回忆说，“舅舅为这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
贺龙对孩子要求一向都很严。向轩回忆说：“像我的表哥肖庆云(贺龙的二姐贺五姑之子)也在部队干，舅舅对他的提拔就很限制，总是比同龄的同志晚一些。还有舅舅的堂弟贺文玳，退休时的职务是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我了解得更多。”
过雪山草地牺牲的同志很多，贺龙鸣枪为烈士送行
“1936年，红2、6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决定北渡金沙江，到川康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等我们一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赶到江边的时候，发现渡船很少，部队渡江困难。前面大江汹涌，后面追兵步步紧逼，形势非常危急。关键时候，舅舅站出来说，家属和小孩都往后站，让战斗部队先过。我们这些小鬼，都是最后才过江的。这一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长征中，红2、6军团牺牲的同志很多。过玉龙大雪山的时候，山顶有一段空气稀薄，好多战士都倒在了那里。那天，首长们没骑马，马都用来抢救伤员了。过了雪山，看到那么多同志没能走过来，舅舅、任弼时都很悲痛，晚饭都没吃。”
“长征的时候，我是通信班副班长。我们通信班有十几个人，都是些小鬼。组织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年纪最小的3个人配了一头骡子，每天轮换着骑。3个人中我最小，有个叫辛先柱的大我一两岁。他的父亲是军部的炊事员，每天背着行军锅，一到驻地就忙着给大伙做饭，过草地的时候粮食缺乏，他的父亲总是优先保障战友，最后自己因饥饿牺牲了。”
“辛先柱的父亲下葬时，贺龙来了，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天鸣了3枪，为烈士送行。”
记者问向轩老人，长征给他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长征一路上虽然很苦，牺牲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始终有一种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我不会走到今天。”老人说。
向轩曾任成都市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正师职)。目前，老人在成都一处幽静的干休所里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