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洪辉在家中休息(6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黎云/摄
90岁(2006年)的刘洪辉个子不高，走路很稳健。
他收集了很多地图。每张地图，都被他密密麻麻地标画出红军的长征路线。他说到哪里，手指就迅速地在地图上指到哪里。
1934年，国民党军队开始全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保卫建宁的战斗中，我们9军团和敌人进行反复的争夺，可是红军的武器哪能和国民党正规军硬拼。”时任红9军团卫生部卫生员的刘洪辉回忆，“中央苏区的形势非常糟糕，我们吃了很多败仗。”
为了及时救助伤员，军团卫生部在紧靠阵地的一个小树林里设立了医疗站，救治伤员。战斗从天亮打到天快黑，9军团抵挡不住，决定全线撤退。
没想到在撤退的时候，司令部忘了通知卫生部，部队已经全线后撤了，卫生部的同志们仍然在树林里抢救伤员。
刘洪辉回忆说：“等到9军团战斗部队撤退到二线阵地进行防御时，清点部队才想起来卫生部还在前边，赶快派出通信员骑马飞奔前来通知。”
这时候摸上来的敌人离卫生部所在地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了。骑马的通信员也不怕死，一边向卫生部飞跑，一边大声地喊：“快跑啊，敌人上来了啊。”
“我们一听，抬的抬，背的背，拖的拖，急忙往后方跑。”刘洪辉说，“我抓起身边的一个伤员背着就跑，累得我差点岔了气。”
后来刘洪辉才知道，他背出来的伤员是一个指导员，叫刘孝德，刘孝德后来改名叫刘昂，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上世纪80年代刘昂在庐山疗养时与救命恩人刘洪辉邂逅，刘昂指着刘洪辉对孩子们说：“当年就是他把我背出来的。”
9军团一直担负后卫，在草地里总共走了70多天，是最后走出草地的红军。部队行进到一个叫上堡卓的地方，突然接到了一个情报，说身后有三四万骑兵追了上来，而前面，胡宗南的一个骑兵团也围了过来。
情况非常危急。当天夜里1点多，军团长罗炳辉突然命令部队成4路纵队突围。“要求我们把可能响的东西全扔掉，不能有半点的声音和光亮。”刘洪辉回忆。
9军团有3000多人，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悄然前进。“一直走到早上7点，我们听到后面传来非常大的声音，敌人的4万骑兵向我们冲了过来。”刘洪辉说，“我们感觉到地都在发抖。”
军团长罗炳辉马上命令部队向附近的一个小高地靠拢，用一个团对付后面，一个连对付前面，并且特别要求，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开枪。
“敌人骑马冲到离我们阵地只剩下不到50米，罗炳辉一声令下，3颗信号弹上天。”刘洪辉回忆道，“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开火，还用迫击炮连续向敌人纵深打了6颗炮弹。”
乘敌人晕头转向之时，红军发起冲锋，3000人的红军迎着敌人三四万人的骑兵勇猛地冲了上去。这一仗打下来，红军未伤亡一人，缴获颇丰。
“罗炳辉军团长看到我在前线，很不高兴地警告我不许往前靠。”刘洪辉解释说，“他对红小鬼非常好，不让我们到火线上去。”
在刘洪辉的眼中，军团长罗炳辉是个非常优秀的红军将领。“他治军有方，打仗勇敢，管理部队的时候又很细致。”刘洪辉说。
在长征中，9军团在罗炳辉的带领下，不但没有减员，反而因为不断收容还增员，被中央军委赞誉为“战略轻骑”。
“罗炳辉让部队把牛肉全切成拇指大的小块，规定每个人每天吃两碗糌粑，5至10块牛肉。吃饭的时候要互相数。”刘洪辉回想起军团长严格的管理措施感慨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