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 “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 “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会儿，有位战十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十，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 “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干康元的叔父子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搏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思，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十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十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 “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 ‘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人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季和皋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