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辽宁省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迎来一群特别的访客。他们大多来自贵州农村，来祭拜去世多年的亲人。
“大外公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在一份名单里看到他的名字，才赶了过来。”烈士亲属手捧鲜花说。
这份名单，出自辽宁鞍山市台安县的一位志愿者——杨宁。
60岁的杨宁头发花白，身材精瘦，默默用手机记录着烈士亲属前来祭拜的一幕幕画面。十几年来，杨宁见证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他的足迹遍布8个省份大大小小烈士陵园200余处、村屯184个，为400余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属。
2020年3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本小册子，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朝烈士名字、籍贯等信息。
这些信息，杨宁收集整理了5年。
6年前，杨宁听说陵园还安葬着很多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墓碑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有些已经字迹模糊。杨宁一块一块查看后，发现贵州籍的烈士十分集中。
“我把墓碑上的名字和籍贯一一记录下来，再找来陵园的原始记录核对。很多原始记录可能是战士在弥留之际的口述，有的还混杂着方言，导致记录下的文字不准确，需要反复推敲。”
接到杨宁的来信后，贵州有关部门和专家迅速行动起来，查阅文献、调查走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确认了109位烈士的名字，找到了20位烈士的家属。
“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要感谢杨宁这样的志愿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说。
杨宁退休前在博物馆工作，在一次文物普查中，他听说许多烈士的陵墓几十年来鲜有人来祭扫。“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烈士为国家抛洒热血，长眠他乡亲人却不知晓。”杨宁说，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帮烈士寻亲的想法。
靠着一辆自行车，杨宁遍访辽宁省内烈士陵园。“200公里以内，我都骑车前往。”杨宁说，有的烈士陵园不通车，只能靠骑行，沿途还可以走访附近的烈士陵园。路途超过200公里的，他才坐长途客车。
寻访往往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都要自理。十几年来，杨宁去过200余座烈士陵园，最远曾到过广西，为400余位烈士找到了亲属。仅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就去了不下200次。
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杨宁摆摆手说，为烈士寻亲，不提钱。
杨宁把在博物馆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为烈士寻亲中，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找寻线索，再将烈士信息一一编号，逐一核对。
“一边是烈士的孤独，一边是烈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亲属，也是对他们莫大的安慰。”十几年来，凭借着这份责任和韧劲，杨宁一路前行。
杨宁有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随身不离，里面装满了照片和纸质文档。
照片有1000多张，都是杨宁拍摄的烈士墓和烈属。每一张照片，杨宁都能讲出一串故事，准确地叫出照片上烈属的名字。几摞纸质文档，按陵园分类，打印着烈士的详细信息。
“每一位烈士和烈属，都像是我的亲人。”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
在烈士胡明许的墓前，侄子胡炳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告叔信》，向他报告家中的情况：“儿辈兄弟姐妹14人，孙辈15人，重孙辈胡姓5人（义务兵一人），全家都身体健康，一切均顺，放心吧！”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杨宁也会跟着感动不已。
在各地寻访时，常有人问起，“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什么人啊？”杨宁回答说是亲人。“起初是为了方便，久而久之，就真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