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徐分别，已有十年之久。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春节前回老家的通村客车上。
老徐是我高中同学，家住在县城。因为年龄稍长、想问题办事情比较老练，所以班上同学都称她为“大姐”或者“老徐”。节前返村，是因为她主动报名参加了村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次所见，感觉她与高中时的清新、麻利和健谈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变黑了不少，话少了很多，腮旁添了两处“高原红”，额上增了几道“抬头纹”，头发并不齐整，也没化妆，黑眼圈很是清晰，但依然很爱笑，还是那个“大姐”的模样。
攀谈得知，她高中后去西安读了大学，毕业后报考了老家镇安县的事业单位，成为了一名扶贫干部。
说到老家的贫困，我是深有体会的。在秦岭深处的农村，山田狭小，村民们守着贫瘠的土地种植玉米、土豆；公路蜿蜒在山岭间，乡道大都晴天一层土、雨天一身泥；没有什么产业，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基本是靠天吃饭、自种自销；当地一些老百姓还有个极为陈旧的思想：穷人有穷根，折腾也白费……就这样，镇安成为陕西省的深度贫困县之一。在这种环境下做扶贫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聊起扶贫，老徐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我们是全商洛市第一个实现脱贫指标的县，也是深度贫困县高质量脱贫摘帽的典范！”她显得很激动。
“找准病根，是我们的开局一步。”她信手拈来了扶贫工作刚启动时的几组数据：以前贫困人群数量很大，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8万人，贫困发生率达32%；村集体经济严重薄弱，全县154个行政村（社区），集体经济年收入5万元以下就有146个；住房条件很差，贫困户危房近1.2万户；民用自来水普及率也非常低，只有40%左右。听到这些数字，我感同身受，同时也为她倒吸一口凉气。
“探索创新，是我们的制胜之道。”老徐所在的工作组，按照所包村的情况，抓住劳动能力这一最关键生产要素，推行了有、弱、无劳动能力户的“户分三类”精准帮扶机制，使识别和帮扶更加精准、资源分配和政策扶持更加合理。坚持县、镇、村三级联动，推行“扶贫中心户长”制度，打造“以产定搬”搬迁模式，建立“教师+学生”“医生+患者”结对帮扶机制，开发“爱心超市”“扶贫超市”等平台，有效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注重发挥产业扶贫作用，帮助贫困家庭争取小额贷款，引入生猪养殖、中草药种植、食用菌栽培等产业项目，有效推动村民创业增收。同时，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人才缺乏、经营困难、后劲不足、优亲厚友等问题，探索实行“双委制”，通过签订委托书，采取托管、租赁、入股等形式，引入专业团队，采取市场化手段，不断提升村集体经济的运营质量和效益。“依托这些创新手段，我们才实现了‘弯道超车’”，她兴奋地说。
“埋头苦干，是我们的动力源泉。”扶贫这些年，很多干部都以包扶村为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一线度过。推进项目、联系市场、走村入户、疏导群众、检查落实、整理数据……老徐参与了扶贫工作的每个环节，自己都31岁了还没成家，真正是各级领导在苦抓，广大干部在苦帮，人民群众在苦干。“我们有个同事，在驻村期间被查出得了糖尿病，头发都快掉光了，在医生的强迫下才住了院，可是有贫困户打电话哭诉田里种的草药发病倒秧时，他又偷着从医院跑出来赶回村里，有几次都累晕倒了……”说到这里，老徐的声音哽咽了。“我们是扶贫干部，我们不干谁干啊？有我们的‘辛苦指数’，才能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党建引领，是我们的坚强支撑。”老徐说，经历这几年的扶贫工作，她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坚强的党组织万万不行，没有冲锋带头的党员干部万万不行。所以，她所在的工作组，坚持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抓好创业致富带头人、选好脱贫先行者作为治疗“穷根”的药引，积极在包扶村开展“党旗引领脱贫路”主题实践活动，不断开辟“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劳务输出”“党支部+企业”等多元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村“两委”干部作用，让干部既当管理者又当经营者，既锻炼了发展和服务能力，又提高了干事创业积极性，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彻底摒弃“等、靠、要”思想，共同奔跑在脱贫致富的路上。“这种改变，才是本质的改变！”老徐一脸骄傲。
“这些年很辛苦吧？看你都‘老’了，真的成了‘大姐’了！”我调侃道。老徐坦然地说：“确实很辛苦，也有辛酸，但是看到包扶的村摘帽了，看到帮助的村民过上好日子了，顿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前面那么多的艰难都蹚过来了，今年一定能赢得全面胜利！”
客车缓缓驶入村里。透过车窗，我看到宽敞平整的大道通向远方，清澈的溪水在冰封下静静流淌；我看到整齐的楼、洁白的墙、朱红的窗，勤劳的农人、嬉戏的孩童、欢笑的脸庞；我看到“扶贫之花”开放在这曾贫瘠多年的土地上，让一切都充满阳光，一切都充满力量。
“扶贫之花”别样红。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组织部 柯尊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