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现象。应该说，这个秩序最近一轮的变化早于疫情暴发，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这个变化。
二战结束前后，在美国牵头和积极推动下，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下，国际社会建立了战后国际秩序。然而，从一开始，各国对这个秩序的认识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宏观地讲，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认为，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尊重各国自主发展的，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的制度安排。另外一种解读认为，战后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的，以保障和维护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力为目的的，以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民主理念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认同第一种解读的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认同第二种解读的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
在西方比较强势的时期，战后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解读。近年来，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解读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解读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上述变化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大幅度下降。近年来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国内矛盾激化，继续在原来意义上承担领导责任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第一”政策，进而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因此，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由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特朗普的上述做法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冲击，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方国家眼中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也对挑战了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基于主权国家之间合作的国际秩序。拜登上任以后，美国再次强调自由主义的秩序观，试图重新领导国际秩序，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二是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呈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经济方面，有研究表明，G7国家的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1992年的68%下降到2018年的31.5%，预测到2023年其在世界GDP中的占比重还会进一步降到27.26%，降幅十分明显。军事方面，北约的军事开支一度曾占世界军事开支的三分之二，但到2017年时只有一半左右。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使得西方阵营分化，进一步削弱了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
三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随着非西方大国自身实力的增加，世界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国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解读与西方国家不同，更多地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反对以人权为由干涉他国家内部事务，它们的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对国际秩序自由主义的解读构成日益强大的挑战。
在西方主导下，战后国际秩序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第一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美国不时挑战联合国和国际规则的权威，甚至擅自发动战争，如越战、科索沃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第二是过于以西方为中心，如推行西方治理模式，不太考虑到国家间的差异，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少困惑和伤害。第三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这个体系是排他的，人为地把国家分为两类，客观上增加了国家间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阻碍了安全合作。第四是重效率轻平等。虽然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推动人类社会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全球化红利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许多民众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甚至利益受损，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和逆全球化的做法盛行。
客观地讲，尽管存在种种缺陷，现存的国际秩序可能仍然是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最好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各国普遍接受并遵守一些共有的价值和原则，如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别国内政、人权、法治、自由贸易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因此很可能会继续认同这一秩序。由于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利益，美国也会反思特朗普的做法并重新支持这个秩序。
总之，西方国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解读和主导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非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解读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鉴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品质和功能，以及大多数国家对此的认可，未来大多数现存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很可能会继续存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一个主导性大国，西方将会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秩序很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那么以西方为中心。随着国际权力的扩散，不好的是世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效率上可能会有所降低，好的是做法上可能会更多地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会更加公平。崛起的大国将拥有更多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它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总之，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不同以往，对此，我们既应充满期待，也应抱有足够的戒心。
（本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战略与安全大讲堂第9讲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的演讲，整理人CISS学生助理郭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