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七国集团（G7）在伦敦达成有关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该税改协议有望结束多年来各国之间降税的“逐底竞争”，变稳税负或降税负为增加税负，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双支柱包容性框架的主张达成一定共识，将有助于美国促进境外资本回流。美国智库税务基金的数据显示，全球平均企业税率由1980年近40%已降至2020年23%左右。但G7有关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能否正式实施,还要取决于各国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改革方案是否能够进一步达成共识。总的来看，G7有关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为二十国集团（G20）未来达成更为广泛的税改协定铺平道路，有助于阻止全球跨国公司转移利润而降低本国的税收收入，特别是剑指数字经济企业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突破时间与空间界限，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受到挑战。为应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给国际税收政策带来的挑战以及与之相关的单边数字服务税、平衡税等问题，各国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争议由来已久。基于此，2012年，G20委托经合组织（OECD）启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研究，并于2019年在BEPS第二阶段倡议——双支柱方案中提出“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议题。继OECD启动研究之后，各国开始合作研究有关应对数字经济对税制挑战的议题，在国际税收治理方面逐渐达成一定共识。
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与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的主张达成一定共识。G7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跨国企业除在总部所在地纳税，也要在市场国合理纳税，即跨国企业若利润率达到10%以上，需将超过10%的剩余利润部分按20%重新分配至市场国进行纳税。另一方面，跨国企业需按15%的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缴纳税收。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加拿大的企业所得税率分别为21%、32%、29.9%、27.8%、29.7%、19%、15%（净税率），远高于15%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可见，G7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与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的核心要义趋同，都是旨在打击跨国企业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行为。联合国估算数据显示，跨国公司转移利润导致各国政府每年损失的税收高达5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之间。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实施有利于美国促进大型企业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跨国企业的境外资本回流。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曾提出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规则，该规则是对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单方面实施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同时规定对美国企业的海外超额利润按照最低有效税率（10.5%）在美国补税。拜登政府延续这一思路，但于2021年4月提出，将GILTI规则下的最低有效税率提高至21%。由于全球企业税率长期呈下降趋势且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国家形成税收洼地，为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提供了空间，少数低税经济体从中受益。借助G7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美国有所妥协，提出15%而非之前21%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主张，一方面，是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财政资金，另一方面，也将通过创造更加公平的全球税收环境促进跨国企业回流，重点避免跨国的大型数字经济科技企业海外避税。
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能否正式实施取决于各国就最低税率方案是否能够再进一步形成共识。G7提出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倡议虽与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目标相契合，但两者出发点存在分歧，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旨在弱化各国企业所得税率的恶意竞争，克服跨国公司全球避税问题，强调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在最低税率目标的设定上，美国标准略高于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目前建议的12.5%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在技术层面上，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对剩余利润征税的方案也会增加企业税收遵从成本和政府部门的征税成本。整体来看，目前G7各国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议题上的意见与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的目标已较为接近，国际税收改革可能有望在2021年迎来重大调整。
二、政策建议
理性应对，加强预先研究，提出适合国情的“中国方案”。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有别于法国、英国等国家，中国是全球少数拥有自主完整互联网生态体系的国家，再加上受益于互联网领域政策限制，国外跨国数字经济企业较难获取利润。中国本土跨国数字经济企业依托国内单一市场已占有较高市场份额，且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但若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得以推广，中国跨国企业将面临税负增加的风险。中国相关部门应借助G20财长会议等平台，择机表达中国意愿，健全争议预防解决机制，为中国跨国企业争取“缓冲期”，同时实时追踪国际税改动态，加强预先研究，制定应对数字经济对税制挑战的“中国方案”。
适时整治清理财税优惠政策，警惕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打压中国新的“贸易壁垒”。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可能会对中国当前财税优惠政策造成影响。做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财税政策将影响地区经济利益分配机制，更是助力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调研发现，各地方政府为谋求本区域经济利益，吸引其他地区资本注入本地，加大产业特别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纷纷出台财税优惠政策，导致企业有效税率或低于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15%），或成为将来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打压中国新的“贸易壁垒”。区域性财税政策优惠差异造成各政府之间税源“恶性竞争”战，不利于全国统筹协调产业发展格局，难以防范产能过剩风险。应基于全国“一盘棋”原则，梳理中央与各地已实施的财税优惠政策，择机取缔不合时宜的财税优惠政策。
加大税收征管体系建设，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叠加疫情按下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加速键”，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但现行税制调整总体上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难以及时将新模式、新业态转化为新税源。应参考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税改协议与OECD双支柱包容性框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税收征管技术能力，加大原有课税对象的判定标准与新业态之间的衔接度，同时积极引进与培养精通国际税收规则的税务精英人才，有效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保障企业依法合规纳税，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