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快速增长，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使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最终使中国物质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而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又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不断降低，父母能够为“有限”的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入，从而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快速上升。可以说，上述供给侧生产要素的变化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一系列内生结果。
这一时期的人口转变带来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并使劳动力供给得到快速增长，最终打开了中国潜在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中国具有了高速经济增长潜力。同时，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打开国际市场的同时，外需增加也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最终获得了高速的实际经济增长。我们将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现象称为“人口红利”。根据笔者测算，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从潜在增长率视角出发，1980～2010年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46.7%、10.2%、5.5%和37.6%。这一时期的人口红利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增长所带动。
然而，人口结构变化是动态的。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之前的持续增长转变为持续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根据测算，从“十三五”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开始减弱。实际上，人口红利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增加；第二，人口抚养比降低带来的物质资本快速增长；第三，生育率降低带来的教育投入增加和教育年限延长，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不断降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导致形成人口红利的第一个因素——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同时，抚养比上升将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放缓。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63.3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了6.79个百分点。人口的快速转变导致人口红利不断减弱，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人口红利的第三个要素，即教育投入增加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快速增长。笔者认为，要想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必须从依赖劳动力数量转向提高劳动力质量。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比2010年第六普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0.83年。虽然中国的人力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仍有很大的差距。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采用巴罗和李（Barro & Lee，2013）提供的2010年国际可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见表1）。与日本和美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相比，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1年，比日本少3.5年，比美国则少了近五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等教育”（包括初中和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2.86年，日本为4.51年，美国为5.58年。说明我国初中毕业后没有进一步读高中或高职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因为九年义务教育涵盖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在完成了初中教育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从宏观层面看，虽然增加了短期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影响了长期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需要高技能的工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使义务教育能够涵盖高中和高职，至少能够使中国的“中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提升，进而“高等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会有所上升。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1950年日本分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明显低于美国。然而，到2010年，除了15～19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低于美国，其他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反而都略高于美国。这与日本战后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中等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日本开始技术革新，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技术和熟练工人的需求，迫使日本对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改革。首先，在中等教育中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其次，通过开设不同学科，增加职业教育的多样化。这项改革最终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
从可比的巴罗和李的研究数据中发现，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低于日本和美国。如果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日本在197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分年龄受教育年限与中国2010年非常接近。因此，我们将1970年的日本作为基准，假设中国未来人力资本变化与日本相似，并推算中国到205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见表2）。按照这一推算，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基准情形下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到20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达到11年。鉴于与中国普查数据相比，巴罗和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所低估，我们认为到2035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率达到11年，与日本2010年人力资本水平相当。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延长年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第一，潜在增长率不断放缓的趋势与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变化有关——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使得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导致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进而资本存量增速放缓。即使我们乐观地认为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但是人口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实际上，提高劳动力素质可以延缓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投资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投资的形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投资于“物”，即我们常说的通过资本投入增加资本存量；另一种是投资于“人”，即通过教育和培训等增加人力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存量还是人力资本存量都是推动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动力。然而，2010年以来，中国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相反，虽然中国的人力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与其说继续投资于近乎饱和的物质资本，不如进一步加大对中国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
第三，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已经达到9.91年，虽然仍低于巴罗和李给出的2010年日本和美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然而这一增加幅度超出了我们之前的测算结果，按照测算，中国需要到2035年才能使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这一水平。笔者测算，如果2050年中国年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延长3年，则与基准情形相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平均增加0.2个百分点。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放缓，教育对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明显。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有助于减缓潜在增长率的放缓趋势。
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简单劳动力的倍乘，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如果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也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带来的负向影响。其次，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也将间接影响技术进步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由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放缓，增加教育投入，适当延长教育年限，将是改善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将影响供给侧要素中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和资本供给潜力，从而影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并增加人力资本水平，将使潜在增长率得到提升。笔者认为，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有以下两点。
第一，普及高中教育，延长年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很多偏远地区仍然存在教育不足的问题，初中毕业就不再继续上学。显然，随着今后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初中所学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普及高中和高职的教育，让那些潜在的“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能够延长三年的学习时间，不仅能够增加技能工人的供给，也能提高未来中国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改革职业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职业教育。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科目，增加劳动力供给与实际需求的匹配度。在职业教育改革上，首先，在中等教育中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其次，通过开设不同学科，增加职业教育的多样化。职业教育改革最终为日本经济之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中国过去30多年的投资更多偏向了基础设施，物质资本确实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未来，如果我们转变思维，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普及高中教育、改革职业教育，同时提高教育质量，那么人力资本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