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战略能力与决心是国家意图的核心内涵，也是关乎冲突与战争起源的国家“私有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的核心内容。私有信息是理性国家在战略互动中的微观战略偏好，包括国家能力与决心等重要信息。在国家间战略竞争与博弈的情境中，理性国家将私有信息看作战略互动中的重要资产，要获取战略优势，就必须隐藏乃至歪曲呈现自身的私有信息，而国家间外交、谈判、沟通以及信号传递的核心任务则是认知、推断对方的私有信息。本文重点探讨国家关系变化过程中双方关于私有信息的战略互动及其冲突效应。在意图的各项内涵中，最为重要的是能力、意愿和决心。因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理论问题：在决定双方关系走向的外交沟通与谈判中，对于对方对抗能力、意愿和决心的不同认知会如何引发双边关系的危机及其升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倾向预设国家意图，或者假定意图不可知，转而以实力和行为作为判断依据，又或者强调制度和观念的作用；国际冲突研究则更关注意图上本无战争意愿时高估对手敌意等负面因素对于非本意战争的作用，近来也有专门阐述“面对面外交”对于正确认知意图的重要性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者关于冲突与战争起源的解释中，能力与决心是国家的私有信息，对私有信息的有意隐藏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与承诺的不可信性和议题的不可分割性都是战争起源的重要解释变量。关于私有信息的“错误知觉”研究则认为，国家本身并没有战争意愿，而是认知相符、历史类比、诱发定势等错误知觉导致了非本意的战争。这类研究强调，即使国家呈现了全部的战略意图信息，但由于决策者的认知偏差，还是会形成战略误判并引发非本意冲突。其倾向于国家会高估对手的敌意，即高估对手的冲突能力和决心。综合理性主义战争理论和错误知觉理论，高估国家冲突能力和决心这两类私有信息以及隐藏与错误呈现私有信息以获取战略优势是上述主流理论关于私有信息与国际冲突关系的主导逻辑。
从经验上来说，回顾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历史所产生的问题是，为何不同时期美国的对华意图认知会产生令人困惑的冲突效应。冲突效应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与美国的对华认知偏差有重大关系，美国低估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和决心，从而引发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直接冲突和长期敌对；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方由于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偏好等原因，对于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敏感性产生错误认知，低估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意愿、能力和决心。在这种错误认知指导下，美国挑战现状的行为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
研究者所持理论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这也决定了它们对中美关系是走向冲突还是合作的不同预期。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者就有不同的冲突观，社会认同、认知偏差等心理学路径更是强调冲突的非决定论和条件性。根据理性主义战争理论的解释，中美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有意错误呈现和隐藏能力、决心等私有信息，试图以此获得战略优势，从而造成另一方的战略误判。这种理论逻辑成立的前提是：理性国家会有意隐藏或错误呈现重要的私有信息，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引发错误认知。根据错误知觉的主流研究，中美关系走向危机的根源在于高估了对手的战略能力与决心，从而引发冲突。然而，与上述两种理论逻辑不同，中美双边战略意图沟通与互动过程体现的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因“低估战略意图”而引发国际冲突的逻辑。其现实表现是中国试图尽力通过外交信号向美国传递自身的利益敏感性和决心，在此种战略沟通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已采取行使武力的“高成本”方式，以证明自身私有信息的可信性。这不同于将行使武力看作为了增加谈判筹码而导致危机中不稳定性增强的观点。为了克服中美走向冲突及冲突升级的经验现实与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的不一致，本文着重经验归纳而非理论演绎，系统梳理了美国在对华战略意图上的认知偏差，进而分析其形成机制；再以朝鲜战争和第三次台海危机为案例，比较分析中美战略沟通中对冲突能力与决心的低估偏差，剖析其导致国际冲突的政治逻辑；最后，结论部分提炼了本文的理论价值及其对理解当今中美战略沟通和意图认知的启发。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偏差可以分为高估和低估两种类型（见表1）。美国对中国能力与决心的认知偏差在信息情境上也分为两种：其一是信息不对称情境，即中国为了获取战略优势，有意隐藏或扭曲呈现相关关键信息；其二是信息充分情境，但美国仍对中国的私有信息产生了认知偏差。
（一）对冲突能力与决心的认知偏差
梳理中美战略沟通和危机管理案例可以发现，在中国需要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情境中，美国较大概率低估中国的战略意图，而在中国确立融入国际社会的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较大概率高估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现状的意图。从意图的基本内涵来看，其包括冲突/合作的能力和决心两个基本维度。在美国的高估和低估偏差中，最为核心的维度是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
第一，美国相对低估了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在这种情境下，美国认为中国在相关冲突议题上没有核心利益，也不具备干涉能力，因此没有重视和认真考虑中国通过外交活动和军事准备发出的信号，反而认为中国是虚张声势。低估偏差较多发生在中美走向危机和敌对的过程中，在中美战略沟通缺乏相应经验时尤其如此，例如突发危机或者没有先例的情况。这一类案例包括朝鲜战争和第三次台海危机等。在这些案例中，美国所认为的中国政策基线并不是中国自身的真实信息，而是美国决策层基于自身分析和既有信念而选择的参考点，这导致美国忽视了中国的政策底线、冲突基线和利益敏感性，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冲突决心的低估偏差。由于冲突能力相对容易评估，美国对中国能力的评估其实偏差不大，其对中国私有信息的评估偏差主要反映在对冲突决心的评估上。
第二，美国相对高估了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美国认为中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是针对美国，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全方面战略布局。因此，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负责任外交行为、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深入参与、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安全格局的重要建设性外交都遭到忽视。相反，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维权行动则被美国放大，被认为是挑战现状的战略。正因如此，中国外交中的“示善(reassurance)”策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这类案例突出表现为近年来中美关系朝着战略竞争的方向变化。美国关于中国意图的认知框架包括中国的“进攻性外交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论”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和权力竞争理论以及近些年来强调地位竞争等非物质要素博弈的理论。从其依据的信息和参考点来看，美国高估了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融入国际体系以及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等领域的政策基线。美国对中国正在挑战现状、决心与美冲突的判断是一种高估中国战略能力和决心的认知偏差。
低估或者高估对手的冲突能力与决心是国家间关于私有信息的两种错误知觉类型。对此，从逻辑上看，首先要辨析一国是否对另一国的能力与决心存在高估或低估。为了在经验中辨析和操作中美关于私有信息(尤其是冲突决心评估)的认知，需要在理论上说明相关认知是否存在偏差的分析标准。
其一，对国家冲突能力的评估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进行。国家可能会有意隐藏重大核心技术突破，以此制造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国家间关于军事实力的认知相对较为客观，不容易出现偏差。这些能力包括军事技术能力、军事规模、战略投射等决定战争结果的能力。在该领域，一定程度的高估和低估一般有其特定理由，比如自我优越感过强和领导人的傲慢心理以及为了获得战略突袭的优势而有意隐藏军事动员和战略转移能力等信息。
其二，冲突决心本质上是动态的。国家的冲突决心会随着危机的发展而变化，所以具有一定的情境性。这种情境性特性也是对手评估时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中国的冲突决心随着其所面临的危机形势而变化，这一情境变化性是美国评估中国决心时出现认知偏差的时间性因素。除了上述时间不一致性维度外，是否存在认知偏差的最重要标准是双方是否就一方的冲突决心基线形成了一致共识。中国在处理国际危机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冲突决心基线，这一基线由客观的中国国家安全状况及其威胁界定和底线认知所决定，同时也与特定时期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内部决策团体的共识塑造有关。如果美国低估中国的决心基线，就是低估中国的冲突决心，反之则是高估中国的冲突决心。在经验分析中，辨析和归纳中国政策基线的重点是了解决策者和决策团体对危机情境、安全威胁和可接受底线的认知。
其三，需要比较美国决策者依据的信息。判断美国对中国冲突决心的评估是否存在偏差，需要比较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与当时可获得的客观信息。如果决策者视为依据的信息与当时的客观信息不匹配，就存在认知偏差。这种不匹配如果表现为忽视中国传递的决心基线信息，就存在低估偏差；如果过高估计中国的决心基线，即高估中国的决心信号与敌意信号，则存在高估偏差。
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冲突决心等私有信息的评估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原因在于危机局势、中国的决心信息、决策者的自身因素和决策时的信息差都是不断变化的。
(二)冲突情境中的低估偏差
在冲突情境中，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存在低估偏差。按照理性主义冲突理论，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与决心的低估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会为了在战略竞争中获取信息优势而隐藏关于自身冲突能力与决心的信息，从而让美国低估中国。但是实际上，基于有限的中美间冲突案例，中国并未有意隐藏或扭曲呈现自身的私有信息。2015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的结论是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和对美外交中实施了“战略欺骗”，即为了获取战略优势，中国有效地掩盖了自身挑战现状的能力与决心。这一结论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解释。
美国低估中国能力与决心的背后有两种认知驱动力：一种是理性的分析、判断和算计，另一种是直觉的依赖、简化与套用。在理性驱动上，美国决策者的理性分析涉及诸多情境，比如对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总体判断，从而倾向于从较低基础出发评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认为中国敢于对抗美国的现实可能性较低。理性分析也包括对中国的战略反应时机的判断。美国是从军事行动和战略抉择能否取得最为有利的结果出发，分析中国的外交信号是否可信，考察其是否在最佳时机发出，这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私有信息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决心信号的准确解读。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战略决心在动态变化。此外，理性驱动也包括对于利益的判断，即美国认为自身打破现状的进攻性举动并不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会引起中国更为激烈的反应。这体现出美国对自身战略举动的感知与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之间的不一致。其次，美国之所以存在低估偏差也受到直觉驱动的影响。这种经过认知捷径形成的直觉包括很多维度，比如作为强者的认知盲区，即美国对于自身行为对他者尤其是弱者所造成的利益损害和情感反应缺乏敏感性。在这种认知盲区和盲目自信的作用下，美国对自身利益边界的认定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建构而非客观的理性认知。中美冲突的情境还往往发生在双方打交道之初。由于缺乏实际交往经验、文化差异以及战略敏感性不足，美国决策者会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简化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过程，例如引用各种历史类比、选择相似性较高的历史案例作为参考。从政策合理性来看，美国低估中国的冲突决心的目的在于否认中国敢于对抗美国的可能性，这反过来有助于证明美国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反映了决策者自满的性格特点。将中国的冲突信号看作“虚张声势”则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对华意图的认知，强化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低估包括冲突能力和决心两方面。这两方面相互联系，但在具体案例中也存在差异。比如，当中美之间在权力差距较大时，由能力推论决心的低估就成为显著因素；在权力优势下降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的安全威胁感会上升；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冲突上，美国会低估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尽管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一直存在，但在危机期间，美国通常并未忽视和低估中国的冲突能力，更多是轻视中国的冲突决心。基于此，本文关于中美间私有信息认知偏差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冲突决心这一维度(见表2)。当前的主流研究大多是把中美双方关于意图和决心等私有信息的认知放到“可信承诺”的理论框架，认为权力转移过程中时间等因素会导致崛起国的和平承诺不可信。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尽管中国的和平信号难以克服战略竞争，但可以有效阻止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说明“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三、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冲突
美国对华认知偏差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包括双方的利益认知偏差以及在外交沟通中的信号传递失效。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领导人个性及其决策团队的特质、国内政治因素、基于力量对比的结构性错误知觉、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和文化差异导致的行为归因错误等。本研究并不打算详尽讨论到底存在多少种影响中美战略沟通、导致错误认知的因素，而是从形成决策者认知的心理机制的角度，讨论这种认知偏差背后的认知过程，并辨析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而分析美国的认知偏差带来的冲突效应。
(一)认知偏差的形成机制
美国对华私有信息的认知偏差特别是对中国战略能力和决心的低估，既受到决策者及其团体的认知偏差机制的影响，也与决策者的愿望思维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美国对中国私有信息的低估是结构性的，只要相关影响因素和机制存在就可能出现。
一是认知机制。这里的认知机制主要是认知相符。美国对中国的意图分析中总有一种潜在的先验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可能源于美国的传统外交理念与世界观，例如现实主义世界观把实力作为判断意图的依据、把联盟作为判断实力的依据、将决策时机作为分析中国政策基线的依据。所以，重点在于把握美国为何形成、在何时形成对中国的意图认知结构，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基线是什么。既有信念也包括美国对于自身行为是否威胁到中国安全利益的判断，其同样遵循“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通常，美国并不认为自身的战略举动会影响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也不认为相关战略行为会触碰中国的底线，因此中美两国在冲突决心的基线问题上存在认知不一致。而且，一旦美国形成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结构，就会不断接纳与这种先验判断一致的证据、不断地自我证实和强化，而忽视其他与之明显相悖的依据。
二是愿望机制。认知偏差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认知相符机制的影响，还受到领导人、决策者和国家的愿望的推动。换言之，美国之所以低估中国的战略决心，是因为这种低估是美国决策者和国家所需要的；而美国高估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是受到决策者偏好和国内政治需要的驱动。这种低估或高估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敌意的增长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高估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决策者忽视中国的战略意图与意志和战略决心信号是为了印证美国政策和行为的合理性。尤其是当美国国内政治中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华战略负面认知时高估中国的敌意、战略能力或者低估决心往往会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种认知偏差就会因维护政治正确和讨好观众偏好而更加固化。中美的交往经验也会影响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经验不足就容易导致认知偏差。一旦美国的相对实力增强，就可能低估中国的战略冲突意图；在面临内部政治经济危机或者国际地位下降时，美国就可能高估中国的战略冲突意图。
(二)认知偏差的国际冲突效应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低估成为中美走向敌对、危机与冲突的重要非物质性动因。在低估偏差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过程中，认知惯性中的直觉机制以及对中国行为的理性推断机制是引发冲突的两大重要机制。
第一，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低估偏差加剧敌对的前提条件。在冲突中，美国低估偏差的产生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这主要有三种基本情境。第一种情境是中美权力的非对称性。实力非对称性是中美之间产生结构性错误知觉的重要物质动因。在拥有权力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容易在冲突情境中相对忽视中国的能力、意愿和决心。
第二种情境是中美之间的外交实践和交往经验不足。冷战初期，中美之间包括外交往来在内的战略沟通与信息传递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其结果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信息传递与解读缺乏正常外交渠道，往往是通过第三方或者颇有信号特色的国家战略行为与言辞来进行。在这种非正常的敌对关系中，由于缺乏外交实践，双方均难以全面把握对方意图、行为模式和思维特点，更容易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
第三种情境是中美之间虽然有较为丰富和长期的外交沟通，但由于特定时期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共识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两国对部分重要甚至核心议题的理解与预期仍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关键议题上的导火索在达成共识时并未出现，双方的差异与矛盾也并未凸显和激化。这既有双方对中美利益和安全威胁认知的差异，也包括美国在部分重要议题上对于中国的利益、政策底线和原则尚未认知清楚。这种建立在战略需求之上、双方存在较大权力非对称性情境下的中美战略共识让美国产生了对中国意图的错误理解，忽视了中国在相关敏感议题上的利益、情感和政治关切。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在权力不对称、交往实践不足以及积淀了虚假共识等条件下，美国容易因此产生低估偏差。这种对意图的低估偏差会对双边关系起到恶化作用，在外部因素爆发、国内政治催化以及国际格局等情境下，将进一步促使中美走向敌对和冲突。
第二，对战略意图的低估偏差引发国际冲突。由于美国忽视和低估了中国在主权承诺和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威胁感以及维护自身利益和荣誉的决心，其战略举动会进一步挑战现状。在触及中国底线和双边外交沟通无效的情况下，中国会通过进一步的危机升级来展示私有信息，重塑与美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双边共识与利益平衡。具体来说，从低估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利益敏感性到引发中美冲突一般会经历如下三个阶段的政治过程。
第一阶段，美国加剧挑战现状的战略举动。由于错误估计了中国在特定冲突领域和议题上的敏感性，美国自身行为的基线会进一步提高，以打破既有现状作为合理行为预期。在政治上，这可能进一步破坏中美传统战略默契、合作共识和政策原则；在军事上，美国会合理化自身挑战现状的一些举动，比如加强对台军售力度、加大与亚太盟友的战略合作深度和以直接军事行动加大对地区安全的干预力度。当这些举动直接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情感时，就会引发中国较为激烈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反应，从而引发中美危机。当然，国际危机的发生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触及中国最为核心、敏感和在意的核心利益或价值。这种核心价值一般与领土主权和民族情感直接相关，对其的侵害会让中国领导人承受巨大的政治和情感压力。
第二阶段，中美的外交沟通与信号传递受阻。在现状遭到打破、美国的战略与军事举动更具挑衅性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利益威胁、安全挑战以及国内的巨大情感和政治压力，其会通过直接沟通和一系列外交信号向美国表达对中美关系现状的不满和抗议。由于存在美国低估中国能力和决心的前提条件，其不会重视一般意义上的信号沟通。在交流较为充分的外交沟通中，美国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中国，但未必会遵守先前的双边承诺，从而会导致美国试图重塑和修复中美战略共识的外交活动效果不彰。在此阶段，中国并不会隐藏自身的能力和决心等私有信息以获取谈判和博弈中的优势，而是极力通过直接外交沟通、信号表达等方式尝试让美国理解中国的利益敏感性、威胁认知和政策底线。但此时美国的政策预期已经受到挑战，各种层级的常设沟通机制通常也并不能有效发挥化解危机、传递私有信息的目的。
第三阶段，中国会通过危机升级甚至武力方式向美国“确认”自身的私有信息。由于包括中国的能力、决心在内的私有信息并没有被美国正确认知，美国会进一步挑战现状。在外交沟通被证明不能让美国完全而正确地认知中国的私有信息后，后者会选择通过更为激烈的方式向美国展示私有信息，包括行使武力等危机升级措施。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因此在证明中国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敏感时极为可信。只有经过这种危机升级，美国才能认识到中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利益、价值和原则是真实的，需要认真加以考虑。据此，美国才会相信相关冲突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危机及其升级有助于促使美国认真考虑与中国的外交沟通，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方式再次确认双方的战略行为边界和共识，从而达到稳定中美关系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对抗能力和决心等私有信息的情况下，中国会通过常规外交沟通与信号交流极力向美国展示自身私有信息的内容，但由于交往经验不足、文化理解差异、战略思维不同以及国内政治原因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双方外交沟通的效果并不明显，从而导致中国最后只能通过更为激烈、更高成本和代价的危机行为来促使中美围绕特定议题重塑共识。以上就是美国对私有信息的认知偏差导致中美双方陷入危机与冲突的政治过程。
四、中美危机升级的比较案例分析
基于问题领域的区分以及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偏差类型，在案例分析部分中，本文将选取两组案例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相对而言，美国高估中国意图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且因高估敌意和冲突决心而引发冲突也符合主流错误知觉理论的预期。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低估私有信息的案例，聚焦于朝鲜战争和第三次台海危机，剖析低估偏差的表现、形成机制及其与国际冲突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第一次危机处理与军事冲突，由于外交关系尚未建立以及冷战初期全球两大阵营的对抗，中美之间的外交沟通主要通过信号和第三方信息传递而非直接沟通来完成。依赖外交信号来沟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影响，使得双方产生较为严重的错误认知。此外，中美第一次打交道、缺乏相互交流经验也是双方沟通成效不彰的原因。
第一，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的认知存在偏差。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都是巨大的。中国是否具备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对抗的能力也是美国决策者判断中国战略意图的重要基础。因此，评估中国国家能力与战略实力时的偏差也使得美国无法正确认知中国关注朝鲜战争的动机。总体来看，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能力有一定认识，但因考虑到实力差距、干预时机以及受到自我优越感的影响，美国决策者所依据的中国能力信息并未如实反映中国的战略决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建设确实存在诸多困难。这也是在围绕朝鲜战争召开的多次决策会议中反对出兵一方的主要理由，即无论是从经济、军事实力还是国内的建设任务来看，当时都难以具备出兵条件。从国家建设来看，除了经济落后和战后重建任务艰巨之外，中国最为紧迫的目标是完成国家统一。美国决策者从实力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朝鲜战争并非中国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利益所在，所以中国既无必要也无条件干预朝鲜战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欺诈策略”。这种评估也成为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美军在战争中一直向北推进的理由。1950年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强化在东北的军事力量“意味着介入朝鲜完全在中共能力所及范围之内”，但更大可能是以间接帮助的形式介入。此后，美国情报部门持续收到关于中国军队部署的情报，但仍认为中国面临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困难。1950年10月，在收到驻印度、苏联和英国等国使馆发回的中国“威胁干预”的强烈信号后，美国决策者仍然认为虽然中国做好了干预朝鲜战争的军事准备，但“缺乏必要的海空支持”，因此“这种干涉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另外，冷战初期全球范围内出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对抗的局面，这一二元结构也成为美国决策者考察中国战略能力的认知框架，即从中苏同盟的角度分析中国是否具备干预能力。美国认为，苏联不仅要在战略上支持中国，还必须向中国提供军事武器和战术支持，中国才可能具备出兵决心和获胜信心。
综上，美国最初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信息基线是从中苏同盟的战略框架中考察中国能力。然而，中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面临诸多内外困难，军事上并未得到盟友的鼎力支持，还失去了最佳干涉时机，但是中国的战略决心并非完全基于自身能力。即使是在不利条件下，中国仍然具有对抗美国的强大意志和决心。
第二，美国忽视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冲突决心。中国对抗美国的战略决心与意志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毛泽东拥有对抗美国的强大意志，在决策中发挥了关键和主导作用。毛泽东这么做“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过程来看，最初就具有参战意志和决心，并对众多的反对者做思想工作的核心正是毛泽东本人。他在争取到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支持后，逐渐统一了最高层的思想，然后经过多次高层会议，最终形成了出兵朝鲜的决策。之后，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战略援助协商。在第一阶段，中国只获得了苏联最低限度的保守援助承诺。毛泽东在此不利状况下仍向周恩来去电，指出经过在国内的领导同志们的一致商定，认为还是出兵利益为大。在1950年10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坚定表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这种与美国对抗的意志与决心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在战略能力不占优、时机不占优、盟友援助不占优的情境下，仍然具有不畏对抗的信念。
除了领导人的意志外，国家安全上的威胁感、国际义务感以及对于风险的预防性判断等认知共同促使中国在战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仍具有坚定决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决策者经历了一个形成战略决心的动态过程，体现了有无决心并不以客观情境为决定因素的特点。在1950年9月中旬朝鲜战局恶化之前，中国领导人并未形成出兵决心，但是自7月中旬就开始军事动员和部署。之后，由于美军开始考虑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出兵才被提上政策议程。1950年9月17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信中写道：“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中国出兵的决心基线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因为这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9月中下旬，美国通过第三方两次传递信号、试图安抚中国，内容分别是“不越过‘三八线’”和“在距离鸭绿江40英里处停止前进”的模糊承诺，但结果是美国自食其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压力。从1950年9月底到10月初，随着美军将要越过“三八线”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逐渐确定了出兵决心的基线，即“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志与冲突决心的评估是基于理性主义，即从实力对比、盟友承诺和出兵时机上来判断。因此，美国决策者并未真正把握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动机。具体来说，美国之所以不认为中国会出兵朝鲜、与其直接对抗，主要有三点理由。
其一，从中国自身实力来看，其并不具备与世界第一强国对抗的物质基础。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意图的评估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困难的分析，强调了后者在现实能力上的不足。1950年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的报告就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国会大规模干涉，这是因为中国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包括国内政治经济代价、完全丧失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并特别指出“如果缺乏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公开干预的代价巨大”。
其二，美国认为中国是否出兵取决于苏联的态度。美国把中苏同盟看成铁板一块，并未认识到中苏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和态度差异，因此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自身的战略决心并非关键，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苏联的态度。“美国决策层的逻辑推理就是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相应的，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诚然，苏联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直在塑造苏联无意卷入朝鲜战争的形象，并有意向美国展示相关信号，由此美国形成了苏联不会干预朝鲜战争的认识。另外，根据苏联对美军袭击其远东机场等设施的消极反应，美国也认为苏联并不会军事干预朝鲜。
其三，美国认为中国已错过最佳干预时机。从朝鲜战局的发展来看，自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一直予以极大关注，并进行了军事和政治动员。从8月开始，毛泽东就指示做好出兵准备。东北边防军已在此前迅速成立，中国的战略重心也从台湾海峡转移到朝鲜半岛。然而，中国没有在最有利形势下出兵干预，这让美国决策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使在最为有利的局势下，中国都无法下定决心趁势参战。随着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战局迅速逆转，10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界。此时，中国通过外交声明、第三方信息传递等多种渠道予以威慑，对此美国自然不会真正重视，认为中国只是在形势恶化时“虚张声势”，毕竟中国已错过了军事干预朝鲜的最佳时间。
第三，美国不相信中国尽力表达的外交信号。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中国通过外交声明等方式表达了对美国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愤怒和抗议。同时，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中国开始考虑朝鲜战争对东北地区国家安全的影响，积极进行军事准备。毛泽东在1950年8月初要求刚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作战准备，以应对朝鲜战局的可能变化。在9月15日前，朝鲜战局以北方节节胜利为主，中国对朝鲜战局的态度主要是摸清楚情况，尽管也考虑过出兵的备案，但这并非核心要务。此外，由于朝鲜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获取朝鲜战局的信息并不容易，而且中国对战局的提醒也不受朝方重视。在朝鲜战争的第二阶段，随着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朝鲜人民军在“联合国军”的攻势下接连失利，到10月1日韩国军队已正式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直逼中朝边界。10月7日，美军也正式越过“三八线”。战局胜利让“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产生了盲目自信，预言朝鲜战争将很快结束。在此危急关头，朝鲜战局的进一步恶化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还可能导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在诸多现实利益和威胁的考虑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主要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倍加关注，多次通过外交信号与信息传递向美国表达自身利益遭到威胁的严重关切。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公开做报告，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在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时，由于中美之间尚无直接沟通渠道，中国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卡瓦拉姆·潘尼迦(Kavalam Panikkar)向美国表达了强烈抗议和关切，严正指出“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
在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试图通过言论和军事准备等信号让美国理解中国从朝鲜战局恶化中所感受到的重大安全威胁。但由于外交信号的低成本性以及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和决心的低估，美国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对中国的信号解读一错再错。195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81/1号文件，这是美国朝鲜战争政策的指导性文件，确立了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的方针，并把重点放在观察苏联的可能干预上，认为来自中国的干预在“政治上的可能性很小”。仁川登陆后，中国在外交话语与交涉中的警告和威慑日趋严厉，美国决策层逐渐开始讨论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在政策讨论中，美国驻荷兰使馆提出三种可能性，即中国出兵干预、中国加强边境军事部署但不干预以及中国只进行政治努力。此后，美国驻印度和苏联等使领馆均发回支持该分析的报告，国务院中国事务局等机构也纷纷参与讨论。但是，美国最高决策层更重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干预时机已过，中国的严厉声明更多是策略性的。此时，中美两国关于美国在朝鲜北部的军事行动是否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存在各自不同的信息参考点。美国认为只要将战场局限于朝鲜北部、不攻击中国领土，就不会影响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决策参考点则是“三八线”，认为只要美国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中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极大挑战和威胁。潘尼迦传递了中国可能军事干预的信号，这也与美国从苏联和欧洲各国获得的情报一致，但杜鲁门认为潘尼迦同情中国，不能将其视为公正的观察家，不过是中国宣传的传声筒，并认为周恩来的威慑言论可能是为了影响联合国投票。10月15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谈，会谈中杜鲁门问及“中国干预”的可能性时，麦克阿瑟以其一贯的傲慢认为：如果中国参战，那将是一场惨败与“大屠杀”，因为中国已“错失良机”，军事上不具备干预条件，中苏的军事协调也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决策者判断中国冲突决心的基线是一种基于实力对比和有利时机的分析，忽视了中国方面决心的动态变化，更没有想到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和存在国际义务压力的条件下，即使面临最为不利的条件，中国领导人仍会拥有极为坚定的冲突决心。因此，美国决策者误判了中国领导人的私有信息，这是一种典型的低估偏差。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进行了较为密集的外交信号表达，试图通过低成本方式让美国理解朝鲜战局恶化对中国的威胁，但这种低成本信号无法形成有效沟通，美国仍然保持着先前低估中国对抗实力和决心的预期，忽视这些信息在议题传递上的价值。美国决策者没有严肃考虑关于中国战略能力与决心的信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并未在一般意义上的最佳时机表达干预信号，此外其可信性还受到传递信号渠道、美国的过度自信、美国过于关注中国的国内困难以及苏联态度等因素的干扰。中美之间的间接沟通并未产生理想效果，美国在错误认知的基础上加强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强度，并向中朝边界进军。在外交信号威慑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做出了在极为不利的情境下仍然出兵的决策，最终中美两国走到了在朝鲜直接军事对抗的地步。实质上，这是中国以最具风险和最高代价的武力冲突来向美国证明自身私有信息的可信性。从战争结果来看，参战虽然让中国蒙受了损失，但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促使美国尊重中国的能力和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1995—1996年台海危机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中美自1972年双边关系解冻和1979年建交以来对抗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危机源于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实用外交”以及针对美国国会的游说，这些举措均旨在促使美国增强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和政治承诺。其后果是克林顿政府一改先前对中国的私下承诺，给予李登辉访美签证。自建交以来，虽然中美两国在军售问题上有过激烈博弈，但尚未出现台湾地区领导人访问美国。这次危机充分表明美国低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利益敏感性和民族情感，双方虽然有直接和充分的外交沟通，但并未形成较好的政策共识，进而导致危机升级和军事对峙。
第一，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的认知相对准确。对于中国可能的高烈度军事演习等反应，美国决策层有着较为充分的估计，把这种军事演习及其他对台“强制(coercion)”措施视为大陆可能采取的最激烈的反应形式。从对中国战略能力的评估来看，美国并不存在低估或高估。其原因在于，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持续、充分地表达着对维护台湾地区主权的决心。此外，在台海危机中，中国的军事力量展示更多出于外交目的，旨在迫使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改变政策、回归原有默契，所以这种能力展示更多在于政治象征意义。
对于中国提升军事演习烈度，美国的担忧随着局势升级不断增长。在1995年12月前，由于是美国自身主动改变现状，其在这一阶段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外交沟通和私下安抚来重申先前的“一个中国”政策，试图消解李登辉访美的政治和外交意义，达到玩弄平衡的目的。因此，美国对于中国采取军事演习等高烈度反应持较为沉默的态度。当这种外交平衡手腕没有效果时，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不断升级的行动，美国对中国展示战略能力的担心开始增加。尤其是当中国军方人士发出较为含糊的核战争的信号时，美国对中国在台海地区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担忧迅速增强。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的战略和军事能力展示影响到美国所谓的在亚太和台海地区的利益，美国表现出较强的干预态度。一方面，美国加强了外交沟通，邀请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在台湾地区选举前访美，表达了美国对台海危机严重后果的担忧；另一方面，美国在1995年12月初将“尼米兹”号航母派遣至台湾海峡，在1996年3月又将原本在波斯湾执行任务的“独立”号航母派遣至台湾海峡。美国用最为严肃的军事干预信号表达了对中国战略能力展示的防范和担忧，即通过增加航母派遣的方式表达军事决心。总体上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和军事能力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但在台海危机中的对峙高峰，美国对中国展示战略能力背后的私有信息的评估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美国低估了中国对主权承诺的重视程度。由于不同国家对于同一议题的敏感性、利益认知和情感投入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即便是高度理性的国家对对手的能力和决心认知也会出现偏差，这会导致双方对危机、冲突和战争存在不同预期。同理，如果美国正确认知中国在台海议题上维护主权的战略决心，作为理性行为体，美国很可能会因为得不偿失而不会做出改变现状的决策。即使是美国国会的对华强硬派，在看到因李登辉访美而引发的中国方面的持续高烈度军事演习后，也一定程度上感到后悔。正所谓“不仅美国政府不愿再经历这样的创伤，而且许多国会议员也说，他们惊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应之强烈，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会那么激烈反应的话，他们就不会对两院的共同决议投赞成票了”。对美国行政当局而言，克林顿政府虽然对中国的可能反应有所准备，将中国可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反应列入预案，但没有预料到台海危机会一直持续升级到1996年3月，以至于发展到中美在台海军事对峙、离战争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步。克林顿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后续处理充分表明，经过在台海危机的高烈度对抗，美国已经明白了中国政府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底线、原则和敏感性。自此之后，美国政府再也没有邀请过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台湾当局也充分吸取教训，对于之后的各种访美机会，李登辉均找借口不再成行。克林顿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充分认识到，台湾议题是中美双边议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一经过也说明，美国决策者严重低估了中国对李登辉访美的反应，严重低估了中国使用战略和军事能力维护主权的决心，不明白中国政府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原则和民族情感，没有认清其敏感性。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低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实践经验不足。美国对台军售是历史遗留问题，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是加以搁置。这种搁置做法促进了中美顺利建交并开启了随后的战略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围绕军售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形成了“八一七公报”，就后续军售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此后，老布什政府在1992年打破了先前的公报约定，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外交危机。然而，与对台军售问题相比，李登辉访美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更为重大，其直接消解了美国对中国的主权承诺。可以说，这是双方第一次在最为重要的议题上展开博弈，因而美国并没有充分的外交经验，无法理性和正确认知局势。
其二，涉台政策基线提高。克林顿政府之所以在前期并未重视李登辉访美的重大破坏性，也是受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基线提高的影响。这种基线提高表现为多个方面，比如先前老布什政府的军售决策并未导致中美走向危机和冲突。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已经在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上给予中国“优惠”，中国政府应理解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一定让步。1994年9月，美国国会重新评估了对台政策，调整和放松了对美美国与台湾地区“官方”交往的限制，但中国仅表现出有限度的抗议。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基线，从而导致其错误判断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以及对美国调整主权承诺的接受程度。
其三，自我中心主义。克林顿政府的“自我中心”思维有其政治动因，美国的国内政治为其挑战现状、给予李登辉访美签证提供了动力，而克林顿对自身对台情感联系以及所谓言论自由等价值的偏颇强调也都是自我中心主义式的辩解。美国做出派遣两艘航母、军事干预台湾地区的决策，也是基于所谓要求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在危机中，美国始终宣称自身必须维护在台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即美国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和自身形象不能受到损害。克林顿政府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为没有秉持美国在解冻时期就台湾问题做出的相应承诺，而是基于政治和战略理由随意改变政策。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涉及根本性的主权问题，没有认识到其承载的巨大的政治敏感性、民族情感和中国的相应政策基线。在国际局势的刺激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政治压力下，这种政策敏感性还会进一步放大，这会促使中国在谈判和博弈中充分展示自身的战略决心。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中国领导集体就危机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及其应对方式形成了较高程度的政治共识，构成了中国战略决心和危机应对的政策基线。如果美国低估甚或没有认识到这种战略决心，那么就可能导致错误决策。
第三，中美间存在充分的外交信号沟通。与朝鲜战争时不同，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双方就各自意图和政策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调。这既包括单方面的外交信号表达，也包括双方各个层级的外交会面。从外交信号表达来看，在美国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和提醒仍向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后，中国集中采取了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外交人员的直接沟通与抗议；中止与美国的军事交流计划与合作，召回驻美大使，中止与台湾方面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外交部发言人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表了数百篇批判美国的文章，集中阐述了美国背信弃义和遏制中国的企图，强调美国应对中美关系倒退负责任。除了充满政治含义的外交信号之外，中国自1995年7月起，在台海地区举行了六次军事演习，且规模不断升级。这些军事演习也与台湾地区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例如1995年12月的立法机构选举和1996年3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双边层次，中美两国领导人及相关核心决策者进行了多次面对面会晤。1995年7月4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华访问，中方向基辛格表明了对美国行为的不满和中方的克制态度。8月1日，在于文莱召开的东盟安全论坛上，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会面，后者携带克林顿的私人信件，向中方转达了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的信息，并表示美国认为强大、开放和繁荣的中国可以成为美国有价值的伙伴。作为回应，中国督促美国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8月底，美国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进行政策沟通，美方再次重申对华政策不变，探讨双方领导人于10月底联合国周年大会之际举行直接会面的可能性。10月24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纽约非正式会面，双方进一步确认了美国的对华基本原则和态度，克林顿表示“美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使用“反对”一词，此前都是“不支持”。
11月，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访华，双方就台海局势进行了密切沟通。美方在奈访问之前一直持试图重申政策表述、安抚中国，在对台与对华之间持骑墙平衡态度。但是到了12月，美国在奈访问结束后重新评估了对华政策，决定派出“尼米兹”号航母前往台湾海峡，以示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演习和恶化的危机局势的关注与干预。在这一阶段的外交沟通中，尽管双方密集会面，但重在陈述各自政策，对于如何修补李登辉访美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形成共识。美方只是重申政策表述，不愿意做出进一步承诺，保证李登辉之后不会再有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因此，中国方面没有实现外交沟通的目的。
在外交沟通的第二阶段，即1995年12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选举后，中国的强硬军力展示获得了一定成效，“台独”势力在选举中遭到抑制。中国更加强硬的军事和外交姿态促使美国在1996年年初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研判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基于自身所谓在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的利益，要求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与之相对，中国一直以主权原则为政策基础，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方不应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支持台湾地区，主张这会助长台湾地区对抗大陆的力量和决心，所以一直拒绝做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面对这一根本性、结构性的承诺要求矛盾，美方邀请中方相关决策者访美，而中国则基于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潜在“台独”风险，积极准备包括军事演习在内的威慑和强制手段。在1996年3月初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的访美沟通中，美方对中国的行为表示了严重关切，但中国无法给予美方积极答复，因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不能因美方的压力和干扰而妥协。最后，美方做出了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干预台海局势的决策，这是自中美关系解冻以来，两国在台湾海峡最为激烈的对抗。当然，中国明确表示不会威胁美方，而美方的军事布局也以不触及中方为原则，双方的克制彰显了各自的目标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对抗，而是围绕台湾地区政治发展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博弈。1996年3月的危机对峙高峰传递了中国的对美信号：无论美国是否支持，中国都绝对不能容忍台湾当局谋求分裂的行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在战略沟通中态度较为克制，但是台湾问题终究涉及中国的国家民族情感和主权完整，承载了巨大的政治和情感压力。美国对中国私有信息的认知需要更加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情感价值意义与巨大的内部压力。
在台海危机案例中，虽然中美双方的外交沟通渠道畅通、交流密切，双方开诚布公地陈述了自身的政策要点，但外交沟通并未取得良好成效，中美在台海问题上依然分歧较大，危机因而升级。但双方的最终目标均不是走向冲突和战争，最后以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决心而调整政策收场。美国通过危机升级深刻认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和敏感性，克林顿政府也于1998年访华时重新做出“三不承诺”。美国对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敏感性、利益和底线等私有信心的认识，是通过代价较大、风险较高的危机对抗获得的，反过来说，就是只有高成本的危机对抗才能塑造出双方关于私有信息可信性的共识。
(三)案例比较总结
从外交沟通和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比较上述两个极端案例有助于理解中美为何走向极端对抗以及中美之间的外交信号和沟通与危机和战争之间的关系。
第一，在两个案例走向危机的过程中，共同特征是美国对中国战略决心的低估。与传统的大国对抗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决心低估才是导致美国在涉华问题上挑战现状的原因。这也表明，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和决心的评估机制存在缺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基线与底线认知之所以存在偏差，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冲突决心的特性，比如其与理性因素并非简单的正相关，而是动态演化的；另一方面源自基于现实主义的评估机制、美式战略思维和本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固有弊病。从私有信息的内涵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能力有较为客观的认识，但对于中国战略决心则存在明显低估。这会导致美国对自身的战略行为缺少约束，容易引发中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安全威胁感、触及中国的敏感利益、伤害中国的国家情感，这些矛盾会导致中美外交沟通效果不佳和双边危机的升级。
第二，在中美危机的升级过程中，中国在外交沟通中极力向美国展示自身的私有信息，即向美国展示自身在特定议题上的安全关注、利益敏感性和政策底线。中国向美国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安全威胁感、利益敏感性和情感受损，没有试图隐藏自身的私有信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与美国的冲突更多源于双方政策预期和利益界定的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错误知觉。无论是否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都极力通过各类外交信号和面对面沟通向美国展示自身的私有信息，试图让美国明白中国在相关议题上的敏感性和严重关切，但美国并未真正理解和领会。其原因包括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官僚政治因素以及沟通渠道和方式上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外交信号和沟通非常直接，但由于固有的“低成本性”，其在特定时期和议题上的沟通效果会大打折扣。反之，危机升级所引发的冲突与对抗虽然极具风险，但其代价高昂的特性能够增强中国私有信息的可信性。
因此，两个案例中的危机升级实际上发挥了证明中国私有信息的可信性的功能，是一种非常规手段。中国极力向美国展示自身能力与决心的做法表明中国的战略行为具有多维理性。一方面，这是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因为中国的安全政策底线和原则是自身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中国的信号展示具有维护共同安全的作用，即维系中美合作而非招致对抗。中国的信号展现具有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双重维度，而美国是否接受并正确认知中国的能力和决心，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方式，也受制于美国的社会理性，即是否愿意信任中国的利益和政策底线。由此，从中国向美国展现自身能力与决心信号以及美国的相应低估偏差来看，这印证了近年来关于理性差异及其对国际互动的影响的理论观点。
第三，“低成本”的外交沟通有其局限性。中美的常设外交沟通机制有助于彼此了解战略意图和敏感议题，防止由于渠道不畅而产生误解和偏差，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是，对于私有信息的可信性而言，完善的沟通渠道只是一项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中美走向危机与战争的案例中，彰显了另一种证明私有信息可信性的极端方式，即通过付出极高代价向对方表明自身的私有信息是真实的，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敏感性和政策底线。这反过来也提供了启发：中美战略沟通中的渠道和机制建设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注意到其低成本特征会限制有效性。在战略沟通中，强调合作、和谐和共赢等价值非常重要，有利于有效沟通，但也需注意对这些价值的强调可能导致中国偏向于采取低成本的信号传递和沟通方式，包括向美国传递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私有信息。问题在于低成本方式难以自证可信性，反而会使美国低估中国的战略能力和决心，进而中美关系走向危机。总之，考察如何使用“高成本”“高代价”的外交沟通方式同样是值得重视的命题。
五、结论
关于中美冲突的案例研究数不胜数，诸多研究从历史梳理、国际冲突或危机管理理论等层面进行了细致分析，但基于外交沟通中私有信息及其相互认知的分析仍不多见。因此，总结中美外交沟通与危机管理的相应案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从理论价值上看，第一，本文的分析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推进了战争与冲突研究中的理性主义理论。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提出了关于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的三个变量，指出关于能力和决心的私有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承诺不可信问题和议题的不可分割性这三个要素是理性主义战争解释理论的核心，这在学术界引发了大量讨论。本文关于中美危机与冲突的理论与经验分析更新了费伦的理论逻辑，即在中美走向冲突与战争的过程中，冲突一方不是基于理性隐藏或扭曲呈现和战略意图相关的私有信息，而是极力向对方证实和展示自身的私有信息，但是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沟通效果。就罗伯特·杰维斯(Ｒobert Jervis)等人经典的错误知觉理论而言，本文的分析也有一定启发。错误知觉理论认为在信息充分和沟通顺畅的情境下，国家倾向于高估对手的敌意和决心，从而引发非本意的冲突，但本文恰恰论证了低估偏差也会产生冲突效应。
第二，对于危机和战争与私有信息可信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尽管危机与战争是一种高风险、高代价的冲突，但它们对于在相关国家间证明私有信息可信性而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与常规的外交沟通渠道相比，危机和冲突具有高成本和高代价的特征，其并非相关国家所愿，但正因如此才能在一段时期内证明相关国家私有信息的可信性。在日常谈判与沟通过程中，拒绝或中止谈判也是一种展现意志与决心的信号，但就其代价以及证明私有信息可信性的效果而言，显然危机、冲突与战争是更胜一筹的理性信号方式。
第三，传统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理论更多是突出某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比如领导人特质、国内政治和国际结构因素。本文的研究则是基于外交沟通的过程与危机发展的逻辑，将上述诸多因素纳入外交沟通中私有信息的展示及其可信性的论证当中，凸显了在私有信息的展示与确认过程中其他各种因素如何影响该进程和危机发展。同时，这也不同于将战争起源归因于领导人过于自信而产生对自身能力和战争前景的“积极幻觉”的理论。
从私有信息沟通的角度研究中美危机与冲突，对于理解和建设健康而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有一定的政策启发。具体来说，在冲突情境中，中国在传递冲突意图和决心时要加强声誉建设，树立较好的可信性，否则就容易因为美国的低估偏差而走向真正的冲突。在合作情境中，则要考虑如何改善美国认为中国将挑战现状的认知偏差，实施更有效的“示善”战略，缓解美国的战略警惕。从历史上中美走向危机和冲突的进程来看，诸多惯常沟通渠道和制度有助于在一般意义上传递意图和决心，但一些至关重要的私有信息诸如政策原则、利益敏感性等的可信性则是通过危机和冲突这种高代价方式来证明的。所以，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地通过危机和冲突让美国认知自身的私有信息，同时探寻如何更好地利用其他低风险、低成本的方式让美国认知自身的意图、利益和原则。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新问题领域，双方关于私有信息及其可信性的外交沟通将面临新挑战。我们应当认识到过于坚持低成本的沟通方式可能会导致美国低估中国的战略能力和决心，难以正确认知中国的可能反应和政策基线，反而升级有损中国利益的战略行为，最终在特定议题上造成危机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