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6 年 8 月，安倍政府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在2018 年 11月将其重新表述为""""""""印太构想""""""""。" 从地域看，"一带一路"与日本的"印太战略"均视印太地区为潜在投资地区;从合作领域看，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项目是二者共同的投资重心。2017 年 12 月，安倍晋三表示"""""""""印太战略""""""""可与""""""""一带一路""""""""对接，在沿线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2018 年10 月，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式提上日程。然而，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当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与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合作前景也正在发生改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产生背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日合作由"低政治领域"向"高政治领域" 延伸的重要尝试，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地缘战略背景。从经济角度看，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投资项目是构建地区连接，拉动中日两国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地缘战略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日本在陷入地缘战略困境后提出的与中国开展更高层次"功能性" 合作的倡议。有研究指出，"印太战略"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两大支柱，即"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突遭变故后，在传统地缘战略刺激下发酵而生的地缘战略。换言之，"印太战略" 本是特朗普时代日本维持地区大国地位、维护多边秩序、遏制中国的主动尝试。但由于实力下沉以及地区伙伴配合不足，日本在推进过程中逐渐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可以说，日本与中国开展所谓"高政治"、"功能性"合作、提升中日合作层次的背后具有强烈的"战略经困" 考量。未来拜登政府能否回归多边外交传统，缩小美日矛盾将深刻影响日本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态度。此外，对以东盟为主体的东道国而言，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否与其倡导的"东盟中心"与"发展优先"两项原则相融合，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日合作的前景。因此综合来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中国、日本乃至东道国在经济与地缘战略层面的考虑。
基于此，本文以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与拜登政府外交战略调整两大新特征为切入点，分析继续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挑战与应对方略。本文在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义与基础; 二是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三是克服挑战的可行方略。
一、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背景、意义与基础
第三方市场合作源于第三方合作，但又与其存在显著区别。第三方合作的核心是对急需发展的国家提供援助性开发，合作主体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也强调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参与，但本质上是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实现"1+1+1>3"的"北-南-南"合作模式。因此，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发挥中国与发达国家间互补优势，增进共同福祉，进而拓展中国与发达国家间合作路径，推动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模式。当前，中国已与14 个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2017年11月中日首脑会晤期间达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2018 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访日期间与日方签署《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2018 年 10 月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两国政府推动下，双方企业共签署了52 项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物流体系、金融、信息技术等广阔领域。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体系中具有独特性。自提出伊始，除经济考量之外，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还具有深厚的地缘战略背景。长期以来，由于畏惧中国发展，担忧中国改写地区秩序，日本始终敌视"一带一路"，并将中日合作限定在经济等"低政治领域"议题。2016 年以来安倍政府打造"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冲"一带一路" 倡议。但在 2017 年后， 日本开始着力改善对华关系，与其此前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反差。而这一反差之所以出现，根本上源于日本外部战略环境的变化。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双边主义，不仅向中国发难，还一并谴责日本等盟友，在谈判中多次威胁对日本汽车征收倾销税，成为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将双边主义思维嵌入到美日合作过程中，破坏了日本打造印太地区"互联互通"的目标，令日本政府感到焦虑，美日矛盾因此扩大并持续激化。尤其是，在日本看来，不仅是中国的行为破坏了自由秩序，当触及重大利益时，美国也基本不愿意遵守自由价值观。中美竞争愈是激烈，日本就越发深感一个稳定、连续且可预测的国际秩序对日本的必要性。为此，日本不仅尝试继续推动 TPP 谈判，同时还编织"印太构想"。然而由于实力与目标脱节，日本的策略并不成功。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不断调整外交布局，加强周边外交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与国际秩序良性互动。如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是现行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王毅外长也强调，中国并非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在不断努力下，中国的形象日益正面。正如伊肯伯里（Ikenberry）所言，中国的目标更趋近于成为全球秩序的核心，而非从外部将其推翻。面对多边秩序衰落与联盟困境，改善对华关系，深化中日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成为日本摆脱困境的选择。正如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所言，日本可通过邀请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融合"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优化日本的战略布局，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⑥ 从这一角度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日本政府开始有限尝试与中国进行"高政治领域" 合作的标志。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向显示日本正在积极推动一种超越美式双边主义的务实外交。此时，日本政府虽然在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依旧偏于保守，多次强烈建议经济界筛选合作项目， 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准入门槛，允许中企参加部分"重点项目"，为中日两国开展"高政治领域" 合作提供了难得契机，对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中日合作层次、稳定中日关系以及推进印太地区一体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上，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整合中日两国的经济力量，改善竞合结构，提高企业投资与生产效率，规避零和竞争。"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均侧重于基础设施项目，都将重心放在东南亚地区，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不仅如此，日本推动"印太构想"还存在对冲"一带一路"的显著倾向。2018 年6月，安倍晋三宣布建立新型融资框架，在未来三年提供500 亿美元协助印太地区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然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JBF）在 2019 年3 月却批评日本金融机构为第三方市场合作企业设置了严苛融资条件与审批手续。在缺乏有效协调与融合的环境下，零和式竞争严重制约了中日经济优势的发挥，分散了企业力量，并挫伤了企业信心。相比之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摒弃了相互消耗的零和竞争思维，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企业投资意愿，降低海外投资成本，在人力资源、企业，管理以及技术输出等方面发挥两国比较优势，实现高效投资与互利共赢。尤其是，中日两国共同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有效改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助力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拉动工业部门生产与国际国内两大经济循环体系，发展债券市场，深化金融市场，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作用。
中日关系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日合作由"低政治领域" 向"高政治领域" 延伸的重要途径，对于改善和提升中日关系意义重大。近年来中日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两国矛盾并未显著缩小。尤其是，面对中国实力的日益上升，日本判断中国正成长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新兴大国，不安全感正直线上升。有研究指出，多年来，中日关系陷入改善、紧张、恶化、破冰这一循环的怪圈，关键原因就是两国没能积累起功能性合作成果。换言之，中日合作始终集中于"低政治领域"，而"低政治领域"的合作并不能为提升中日关系层次，深化中日合作提供稳定的支撑。一旦中美关系面临变数，中日关系就将受到波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种超越"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模式，若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共识与合作空间将得到扩展，中日两国在彼此"秩序叙事与愿景" 中的对抗性元素将逐渐减少，共识基础会更加巩固，双边关系也将更加稳定。
此外，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还有助于推进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当前，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困境在于域内小国对大国的信任度不足，以及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则能有效改善这一局面∶ 一方面，中日两国不仅尊重东盟在地区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多边主义与规则秩序的支持者。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为东道国带来经济福利的同时，还契合了东盟等东道国秉承的发展地区主义原则，有助于凝聚政治共识，维护多边原则，巩固规则秩序，减少东道国对中日等大国的战略疑虑; 另一方面，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还能有效提升印太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中日两国政府曾多次表示愿意为地区国家提供经济、安全等区域公共产品，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是公共产品供给的核心渠道。当前，中日两国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互有优势。可以预期，若能深入推进合作，印太地区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力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
自 2017年安倍晋三提出对接"印太战略" 与"一带一路"以来，虽然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依旧摇摆不定，但作为更容易接受的替代方案，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从官方表述看，在对华问题上一向保守的日本政府近年来在维护自由贸易等"秩序与价值观议题" 上展现出了日益上升的对华合作意向。2017年11 月安倍晋三表示如果中国认同"印太战略"，那么日本将愿意同中国开展多边合作。2018 年两国更是多次表达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的意愿。从合作深度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不再仅仅局限于利益型项目，在部分"关键项目" 上，中日企业合作门槛也在逐步降低。本文梳理了部分代表性项目（见表1）。
当前，相比于美日"印太经济愿景"等区域合作机制，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与合作基础。
首先，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地区经济实践基础更加稳固。当前，印太地区已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范式，即发展地区主义。发展地区主义源于域内国家共通的经济安全观，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具有根深蒂固的经济属性。 因此，各国将经济发展作为政权基础、优先议程与根本目标加以重视，从而塑造了互动标准、基础规范与区域架构。中日两国均是发展地区主义的积极实践者。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基于"命运共通"与"发展优先"的共识基础，秉承"共赢"的合作理念，强调通过共同行动为区域欠发达成员提供经济增长动力与愿景，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日本创建自由公正经济圈的目标。
可见，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高度契合发展地区主义原则，具备广泛的地区共识。相比之下，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缺乏对伙伴国与东道国的足够尊重，仅仅聚焦于那些对美国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 将发展性质的基础设施援助变成非此即彼的零和竞争， 使美国的计划缺乏纵深，甚至将印太地区各国拆分成不同阵营，破坏了地区连接性与开放性，令合作伙伴日本与作为东道国的东盟均感到不满。2018年 5 月，新加坡外长维文 （Vivian）就表示暂不加入"印太战略"，因为该战略并未解决东盟地位与主导规则的问题。
其次，"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互补关系显著。一方面，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核心区域在东南亚地区，域内国家对中日两国看法不一，但总体上可分为以泰国、缅甸、老挝为代表的较为倾向于中国的国家，以菲律宾为代表的更加倾向于日本的国家，巴新等摇摆国家以及以印尼为核心的，倡导东盟自主的地区强国集团。在缺乏深入合作的条件下，地域阻断，开发成本高等因素压制了企业投资意愿，并引发域内国家忧虑。在这一背景下，寻找一种高效、可行的区域合作范式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是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在投资领域高度契合。安倍政府执政期间确立了"以海外增长性市场促进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 以期在海外利润传导为国内工资上涨以及投资增加等有利于消费和产出的途径中，反哺国内经济。但由于政府债务规模激增，海外投资收益对于维持政府财政开支日益关键。不仅如此，在当下日本政府的海外资产中，绿地投资等基建项目又占据了重要部分。因此日本将基础设施投资重点确定为港口、铁路、产业园等能够产生长期稳定现金流，活跃债券资本市场，抑制财政扩张的相关项目，与"一带一路"所主导的基建项目具有高度协同性，易于协调与合作。相比之下，美日"印太战略"基础设施合作由于两国的投资侧重点存在较大差异，至2019年末，仅印尼爪哇液化天然气1 期工程变现。
最后，中国的区位优势、中日经济互补结构以及中日合作经验也为合作提供了保障。具体而言∶ 其一，中国西南部与中南半岛以及南亚次大陆毗邻，西部嵌入亚欧大陆内部，掌握着重要的产品输出通道。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例。该走廊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为纽带，以昆明、南宁、曼谷以及新加坡等城市为依托，"伞翼结构"的中南半岛区域经济体正在逐步形成， 对高质量基础设施联通起到了示范作用。中日两国可依托现有设施与相关合作机制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其二，虽然"雁阵模式" 确立的垂直分工模式已经不再，但同时包含"垂直分工" 与"水平分工"的网络复合分工结构仍可以继续推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中日经济互补性能够满足这一网络复合分工结构，为企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三，中日两国积累的合作经验也为推进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中日两国在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对接经验。此外，中日企业在合作中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协作模式等同样也营造了良好的合作环境。
不可忽视的是，东道国在有关产权保护、投资准入等方面的法律改进进一步巩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础。当前，东南亚各国大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产权保护法案，如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泰国《商业秘密法》、越南第 54/2000ND-CP 号法令等。一些国家甚至成立了专门机构，如马来西亚产权法院以及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与此同时，以东盟为主体的东道国也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入了如《专利合作条约》（PCT）、《伯尔尼公约》等条约。此外，东盟在杜绝非法"国有化"、规范同业竞争、规避寻租腐败、确保劳动者权益、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制度也逐步走向完善。例如，在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最密切相关的外资立法问题上，以越南《外国投资法》、柬埔寨《柬埔寨王国投资法》 以及老挝《促进和管理外国在老挝投资法》等法律文本为代表，东道国大体上都遵循了国际惯例，如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平等、互惠互利原则， 保障投资正当性以及在经济纠纷中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等。值得一提的是，日益活跃的区域多边机构与相关国际组织也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提供低息贷款与技术支持，还面向参与投资的中日企业开展融资;以 WTO 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UNCITL）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构已采取多样化举措为国际贸易自由、互利互惠等原则提供支持。
上述分析表明，继续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意义重大且具有现实可行性。但随着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深刻冲击以及拜登上台后美国外交路线的重新调整，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日本以及东盟等主要参与方继续推进合作的能力与意愿，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
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从经济与地缘战略的双重视角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面临诸多新变化，主要有∶（1）全球经济进入避险模式，多数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断裂与重组交替进行，新兴产业崛起;（2）虽然营菅义伟政府继续执行"安倍路线"，但拜登政府上台后正带领美国回归外交传统，修复美日同盟，重新拥抱多边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3）企业投融资环境恶化。这些新变化、新特征正是影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关键因素。
（一）合作的有利条件
当前，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机遇集中于经济领域。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趋缓，加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深刻冲击，日本与东盟等印太地区经济体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出现要求域内大国发挥更多作用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当前，中日两国虽然在部分重点项目开展了合作尝试，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主要集中于低政治领域，不仅分散了企业力量，提高了投资成本，也削弱了中日两国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能力。面对这一局面，当前两国企业、利益团体与政府均表达了加强合作，提高合作标准与质量的呼声。
首先，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疫情与国内经济改革停滞等因素的交叉冲击下，日本深化对华合作的动力日益增强。2012年安倍政府上台后以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为指导推进改革，力图重振经济。但安倍经济学并不成功，反而导致经济进一步依赖银行信贷，债务也随之激增。数据显示，政府债务从 2012 年 10 月的 983 万亿日元激增至 2019 年末的 1114 万亿日元，负债率高居发达国家首位，为国家经济背上了沉重负担。2018 年6 月日本政府不得不因此更新财政重建目标，力求在2025 年重回黑字，比原定计划推迟了5年。但这一决议未能抑制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近年来，包括标普、惠誉以及穆迪在内的主流国际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日本的信用评级。2020 年以来，日本经济在疫情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形势恶化迫使日本政府不断将政策重心集中于开拓海外市场，但由于企业债务激增、投资能力下降，加之美元贬值导致海外资产日益缩水，日本的海外投资前景并不乐观。当前，中国是日本最主要的潜在合作伙伴，两国虽然通过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展了海外合作，但由于日本对中企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同时严格限制合作领域，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大多集中于"低政治领域"，严重制约了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分散了企业力量，也拉大了投资风险，对日本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面对这一局面，日本国内反思日本对华战略的呼声日益强烈。经团联等利益团体已经对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提出了批评。在日本政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Toshihiro Ni-kai）等相关人士也表达了尝试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对接的观点，为日本打破"政治禁忌"提供了动力。
其次，"印太构想"的推进困境加深，为日本提高中日合作水平提供了契机。"印太构想"的一个重要经济目标是增强地区"基础设施连接性"，打造亚非区域联通， 打造 21世纪现代经济圈。2018年11月，安倍晋三表示，建设透明、开放、具备经济效益且债务可持续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是"印太构想" 的重要内容。但在疫情冲击下，这一目标正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印太构想"难以保障印太地区国家对经济安全的需求。疫情充分暴露出多数印太地区国家经济落后，体量较小且技术不发达的弱点。尤其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存在交易利差， 在疫情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出负的安全溢价，货币波动幅度加大。马来西亚林吉特在 2020 年3月2 日至 23 日的三星期内贬值约 5.8%。至 2020 年4 月末，印尼盾贬值11.84%，泰铢贬值也接近 9%。然而，由于经济实力所限，"印太构想"供给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与东道国需求存在一定距离，导致日本实力与目标出现脱节现象。不仅如此，在日本可"借力"的印太地区伙伴中，真正与之合作开展合作的屈指可数，并且基于各自战略考量，日本编织"印太经济合作网"的努力实质上并不成功。如美日印太地区能源合作就被批评为"战略喧嚣多于务实合作"。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新产业到来，对"印太构想"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FDI）和跨国企业活动 30 年的跟踪分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 2020 年 6 月发布的《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疫情正在加速推动国际生产体系走向拐点，其中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数字化和增材制造将是未来三个关键技术趋势。但在这些领域，日本既不存在显著的技术领先优势，也不存在产业规模优势，难以为"印太构想"赋予更多新内容、新创意。因此总体上看，"印太构想"正在使日本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地缘经济战略困境。
中国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与美印澳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性价比高，在部分领域存在技术优势， 资金力量更加雄厚，能够提供现代化交通、工业设备以及产业园等多样化设施，将大量资金与转让技术配置给虚弱的工业部门，取代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压低利率配置资源的举措，将生产资料与人力优势转化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充分资源，扩大就业并提高工资，从而拉动域内各国摆脱内耗的增长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主导的基建项目依靠重资本运营，是债券市场偏爱的可投资项目，能够与共同基金、养老金等形成匹配，有助于抑制货币错配与期限错配风险，冲抵风险资产，维护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货币稳定。不仅如此，由于近年来中国高科技的快速进步，中国在 5G 研发与量产方面已经形成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相对领先地位。以泰国东部走廊（EEC）为例，该走廊立足于泰国未来城市规划与产业升级，意图从"泰国 3.0"经济模式（Thailand 3.0）向技术与创新驱动力的"泰国 4.0"（Thailand 4.0）转变，摆脱困扰泰国多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当地开展了大量投资，项目范围覆盖春武里、罗勇和北柳府三个核心地区，涵盖 30 余个工业区，搭配现代化物流运输体系，巩固了泰国东部作为东盟生产基地、工业和物流枢纽的地位。目前越来越多企业正在入驻。已成为拉动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中国的资金与技术是助力"印太构想"的最大潜在力量，为日本加强与中国在"高政治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遇。
此外，中美竞争加剧为中国改善对日关系，深化中日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拜登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但拜登时代中国的地缘战略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减轻，相反，由于国际话语权建设缺失，随着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中国在布局周边外交，推进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阻力。在这一大背景下，发展对日关系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由于东盟等印太地区国家视日本为自由民主制度在亚洲的"典范"，因此发展中日 "高政治领域"合作有助于减弱中国的基建项目可能在海外遭遇的政治阻力;另一方面，对接"印太构想"也有助于避免其沦为如 TPP 那样极具对抗性、排他性的反华合作框架，从而为中国在中美关系与地缘战略格局中争取更多主动权。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态度日益积极，中日围绕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摒弃单边主义的共识也更加稳固。此外，随着 RCEP 与中日关税减让协议的签订，中国在加强产权保护、保障市场地位等方面与日本的合作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为缩小中日合作分歧，减少日本战略疑虑，推动两国"高政治领域" 合作提供了契机。
（二）合作的主要挑战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源于战略层面。从合作的外部环境看，中西宽（Nakanishi Hiroshi）在详细考察日本"印太战略"后，指出该战略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中美关系。作为对接"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尝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然难逃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刻影响。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日矛盾缩小，日本"战略纾困"压力降低，对华合作需求减弱，尤其是美日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合作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挤出效应日益增强。从合作的内部环境看，一方面，营义伟政府上台后日本内阁的稳定性下降，推行地缘大战略的能力下降，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印太构想" 的封闭性、反华性特征正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以东盟为主体的东道国对中日合作的战略疑虑并未消失，甚至有进一步激化之虞。此外，企业投资意愿不足也严重制约了合作的推进。
其一，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日矛盾缩小，日本对华合作动力减弱，中日矛盾上升，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与中国开展"高政治领域"合作的意愿。特朗普政府时期日本内外交困，为中日开展"高政治领域"合作提供了契机。然而随着拜登上台，美国多边外交传统正在回归。当前拜登政府已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在美日关系上，美国正逐步重拾对日本等盟国与自由秩序的承诺。正如拜登在竞选期间所言，美国必须修复与盟国紧张的关系，停止偏离规则秩序，巩固民主价值观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基础，重视人权外交，制定和主导自由贸易规则，终止与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战。对日本而言，一方面，美日矛盾缩小，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经济施压力度的减小削弱了日本向中国"靠拢"的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心骨"的重新回归，日本"战略纾困"的诉求降低，在维护多边秩序等问题上就不再需要"退而求其次"地寻求与中国合作，因而对接"印太构想" 与"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就会降低，中日开展"高政治领域"合作的动力将逐渐衰减，从根本上削弱日本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愿。
这一过程中，作为对合作进程最具冲击效应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美日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合作的"挤出效应"也在不断增强。近年来，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批评与日俱增。2017年蒂勒森在大西洋理事会演讲时批评中国借助"一带一路" 建立自己的规则体系。2018 年由 白宫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的基础设施投入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野心。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经济学家哈里斯（Harris）也认为，中国使用贸易和地缘经济关系作为其外交武器，迫使美国无法再简单地重复资本和货物自由流动的那些陈词滥调。不难发现，美国对"一带一路" 等经济倡议的担忧正从经济与地缘战略层面上升至秩序层面。作为重要盟国，日本同样充斥着维护现有体系的强烈愿望。面对中国不断在印太地区扩大的海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本看到中国成长为地区秩序主导力量的极大可能， 判断"新兴的崛起国家要求形成新的秩序"，改写国际格局。如"数字丝绸之路"就被日本视为中国在 IT 领域建立秩序优势的尝试。由于长期受惠于战后国际秩序，日本自视在维持自由秩序，遏制中国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责任，不加掩饰地表达协助美国维护既有秩序的意愿。2013 年9 月，安倍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时表示日本与美国应共同领导 21世纪。在 2018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外相河野太郎（Taro Kono）更是直接呼吁日本等盟友分担责任并加强合作，协助美国巩固自由秩序。除了在公开场合为美国主导的秩序辩护，日本还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周线布局"的主要侧重点， 嵌入到"印太战略"的"保障自由贸易与地区繁荣"的目标中，从而将基础设施投资与拱卫现行秩序结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对冲中国，日本还在 2015 年提出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口号。"高质量"的核心在于强调确保建设与投资过程的高标准，以经济性、安全性、强韧性、环保性以及扩散性为原则， 根本目的在于对冲中国牵头的基建项目。安倍对此曾毫不掩饰地讽刺，"我们绝不能制造""""""""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模式，不能让盗版打败先进技术"。 因此可以说，随着拜登政府价值观外交的重新回归，美日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合作对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挤出效应也将日益凸显。
其二，后安倍时代日本推行地缘大战略的能力不断下降。2020 年 8 月 28 日，安倍晋三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东亚逐渐进入"后安倍时代"。作为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安倍政权的外交战略对中日关系乃至东亚格局的塑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战略外交" 不仅仅是"印太构想"产生的背景，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秩序观。日本虽然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实力最弱的一方，但安倍政府却并不甘心游离于"权力俱乐部" 之外。2012 年安倍政府在阐释"日美澳印" 构想时曾表示要让日本在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2013 年安倍再次强调日本应保有倡导规则的领导者角色。 2015年小仓和夫（Kazuo Ogoura）更是提出推动日本外交从"贡献国际秩序" 到"创建国际新秩序"的转变。从作用看，"战略外交"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一度为日本争取了相对有利的战略地位，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合作。继任政府能否继承这一模式，将成为影响合作乃至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综合日本国内外环境分析，虽然短期内 日本并不具备大幅偏离该模式的动机，但仍需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修正或退步。这其中，日本内阁稳定性下降是不可忽视的重大诱导性因素。从二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的历史经验看，除美国对日本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外，执政集团的频繁更迭也是日本决策层缺乏战略思维与政策连续性的关键因素。缺乏主导秩序观与战略定力的日本外交可能导致中日"和解"重新让位于意识形态竞争、战略对冲与历史仇恨，强化错位的中日关系，加速日本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朝日新闻》2021年 1月 25日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菅义伟政府支持率下降至 33% ， 政权危机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内阁危机还降低了日本应对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战略定力，一度得到压制的中日矛盾进一步暴露的风险与日俱增，尤其是可能使"印太构想"沦为"设定分裂线"的政策。作为日本狭隘秩序观与战略观的产物，"印太构想"虽然具备一定的进步性与积极意义，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借此遏制中国的目标，"印太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通过扩大再平衡，扩展东北亚防卫格局至印太地区，将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拉入反华同盟，阻止中国影响力向两洋延伸，本质上是对原"亚太战略"的补充。因此，"印太构想" 具有两面性。安倍政府虽然有打造印太地区互联互通的目标，但也有借此遏制中国的目的，尤其是海洋安全是"印太战略" 与"印太构想"关注的重点。安倍政府执政期间保持着对"印太战略" 与"印太构想" 一定的主导权，一定程度上管控了中日矛盾，发展了两国经济联系。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暂时淡化钓鱼岛争端，转向更具建设性的经济合作;在印度洋地区，虽然日本从未放弃打造和主导两洋秩序，但也维持了两国相对和谐的海上关系。然而，随着日本内阁危机蔓延，"印太构想"的内在弱点日益凸显，不仅无法处理大国竞争，而且深受大国竞争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政府对"印太构想"的主导能力下降，"印太构想"的竞争性、对抗性与封闭性特征正日益显著，未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抓手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无疑将成为阻碍合作的重要因素。
其三，虽然以东盟为主体的东道国对海外投资的需求日益扩大，但其对中日两国的战略疑虑并未消失，并有进一步扩大之虞。东盟在战略规划中以自身为网络中心节点开展地区合作，通过强化以自身为核心的"东盟 +"的区域架构制定地区规则。因此，长期以来东盟支持"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希望通过采取适应地区大国战略调整的建设性方式建立动态的地区均衡，维护核心利益。然而，在"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的战略背景日益深刻的当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引发了东盟的疑虑。在东盟看来，随着中日影响力扩张，地区经济框架将以中日两国为中心搭建，东盟只是"东道国"与受到关照的参与者，而非平等的第三方。因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包含着中日试图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地区领导力，与东盟争夺秩序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与东盟所追求的"最小制度化"与"经济优先"原则存在显著对冲，必然破坏东盟追求经济繁荣与自主的长期努力。正因如此，在安倍政府兜售"印太战略"时，大多数都采取了观望策略， 不少国家表示，"如果是""""""""战略""""""""，我们则难以加入"。2018年8 月东盟外长会议声明将"东盟中心"列为构建印太地区秩序的诸项原则之一，婉拒了日本的建议。窘迫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因此将其重新表述为"印太构想"。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持续推进，东盟在支持的同时，也对美国重返印太地区的举动表达了欢迎，其中既包含来自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创意，也包含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见，如果不能及时打消东盟等东道国对中日两国的战略疑虑，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未来将持续面临来自东道国的巨大阻力。
其四，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与东道国营商环境恶化，疫情在降低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了风险，制约了企业的投资能力与意愿。一方面，由于参与合作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大，业务种类繁多，部分企业甚至直接参与到大宗商品的供给环节中，加之基建项目对铁、铬、镍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敏感度较高，因此全球经济波动对合作产生了抑制效应。在既有项目中，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与中信集团的合作亏损正是铁矿价格波动的结果。2018 年末，伊藤忠商事宣布对出资 10%的中国中信集团（CITIC）的股权进行减损处理，计提 1433 亿日元损失。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应归因于铁矿价格的暴跌。2006 年中信集团购入中澳铁矿项目 20 亿吨磁铁矿的采矿权，到了2015 年，由于铁矿石价格下跌，开采成本升高，中信每生产一吨甚至将面临 10 美元的损失，铁矿石项目沦为"吸金黑洞"。2018 年3 月 28 日中信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中澳铁矿拖累了公司非金融业务的表现。账面损失引发股价下跌，从而造成伊藤忠商事投资亏损，并对双方的德国海上风力发电场项目造成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润预期下降导致企业对投资成本的敏感度上升，降低了企业的投资能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普遍存在资金需求量大，建设与回报周期长以及风险性高等特点，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融资条件以及风险应对能力都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其中，虽然中方企业大多资金充裕，但日方企业却大多依靠融资才能开展项目。因而疫情暴发严重削弱了日企开展合作的意愿。
毋庸讳言，作为中日合作由"低政治领域" 向"高政治领域"延伸的重要尝试，继续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在地缘战略方面，随着拜登上台，美国外交传统逐渐回归，合作的基础正在流失，部分有利条件甚至逐渐演变为阻碍性因素。可以说，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最初对日本而言是一种被动的"战略释压"行为，但随着美日关系缓和，日本"战略释压"的需求减少，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进入不利阶段。未来若要继续推进合作，中日两国就必须调整合作路径，化被动为主动。
三、应对方略
为克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阻碍因素，中日两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审视这一进程。把握战略机遇，牢牢掌握战略调整主动权，加强沟通合作，针对拜登政府上台后日本合作动力下降、中日潜在矛盾激化、东道国战略疑虑上升以及企业投资意愿与能力下降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应对举措。
为应对拜登上台后美国外交传统回归对日方合作意愿带来的抑制效应，作为合作的另一方，中国可采取两点措施加以应对。一方面，中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应着手加强话语机制建设。对日本而言，由于"战略释压"的需求减少，继续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力便会随之削弱，尤其是随着美日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的话语体系，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价值观内涵不足的问题正在暴露。对此，中国应主动作为，加快构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话语体系，化被动为主动，提高日本政府与企业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由利益导向型合作打造成具有生成性功能、兼具经济与价值观内涵的合作范式，提高日本参与合作的主动性。具体而言，中国应积极加强与日方沟通，以增强区域连接性，拉动东道国经济的长效发展为主线，共同构建符合印太地区实际的项目标准与投资原则，确保企业进出自由以及投资不受歧视，产权不受侵犯;打造灵活公平的定价机制;完善风险预警，警惕不良贷款;打造多边长效沟通机制，搭建涵盖政府、企业、融资机构与智库等多主体的工作对接网络;打击腐败与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展示维护和平、增进开放、自由、公正与民主价值以及维护规则秩序的建设性态度，推动政治合作议程，推进战略协调，以复合安全与多边安全为原则，借助东亚峰会、亚信会议等地区安全机制加强沟通，搭建起可持续的和平合作框架。
为防止中日矛盾尖锐化可能造成的阻碍，中日两国应未雨绸缪，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弱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深切认识到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提升中日合作深度以及造福国际社会的重要意义。在具体操作上，两国可从管控海洋矛盾与推进 RCEP 机制化建设两个层面缓解矛盾。一方面，海洋安全是两国必须正视的议题。要看到，"印太构想"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确保日本的"海洋安全"，因为在日本政府看来，日本繁荣的最基本的活动都是在印太地区两洋展开的。对此，中日两国应加强战略沟通，相互承诺不打造以遏制对方为目标的地区安全机制，建立管控冲突的危机应对机制，以务实主义与《南海行为准则》为基础框架，打造多元化区域联系网络，共同打造包容性框架下开放安全的"两洋秩序"，从而遏制海洋矛盾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推进 RCEP 机制化建设。RCEP机制建设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以 RCEP 签订为契机推进 RCEP 机制化建设能够提高印太地区经济连接度，降低关税，遏制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打造均衡、普惠的区域发展框架，完善包括制度在内的区域公共产品的均衡供给，以点带面，缓解印太地区紧张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中日合作困境。
为降低东道国的战略疑虑，提升其合作意愿，中日两国应深切认识到经济增长对于消除贫困、改善人权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的关键性意义。因此，中日两国一方面须努力向东道国进行战略"释疑"，回应东道国在战略上的担忧与疑虑，尊重东道国的政治抱负及其在构建地区秩序中的努力与贡献，继续重申保障"经济优先" 以及"东盟中心"原则的主导地位，继续维护并推进发展地区主义进程，依托 RCEP 与清迈多边协议， 依托互联互通，搭建合作共赢的经济协作安排，以点带面，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东盟提供更多开放、透明且高质量的经济项目;另一方面，引导企业理性投资，实现中国、日本以及东道国三方经济合作的良性循环。具体而言，两国政府应加强与企业协商，规避企业盲目投资;压缩企业债务规模，加强企业财务审计，完善银行监管，推动债务重组，优化资本构成，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要求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节制开发，运用新技术，避免对东道国经济基础与资源环境造成破坏，抑制掠夺性投资;增进双方企业在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了解和认同，培育合作互信，树立利益与责任并重的企业价值观，践行更高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理念。
针对企业投资能力与投资意愿同时下降的问题，中日两国应积极展开谈判，缩小两国在产权保护领域的分歧，推动跨境银行业务发展，尤其是第三方市场合作贷款业务，加强金融市场对接，规范贷款业务，合理降低贷款审查门槛，疏解金融压力，释放流动性，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与此同时，依托 RCEP 与东盟 10 ＋3 等现有机制，打造自由、开放、多边的长效沟通机制，从而搭建涵盖政府、企业、融资机构与智库等多位一体的工作对接网络与信息沟通平台。各方可据此开展投资调查，交流合作进展，健全项目信息总库，引导企业规避风险。
此外，两国还应加强与东道国的制度合作。主要包括∶（1）对接立法，保障投资企业进出自由、竞争自由以及企业主体不受歧视，产权不受侵犯;（2）打造灵活公平的定价机制，使价格浮动既符合市场规律，为企业利润提供保障，又能实现东道国的经济目标;（3）拓展中日两国技术部门间的沟通渠道，建立中日两国技术标准协调机制、互认机制以及市场准入机制等。
结 语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日合作由"低政治领域"向"高政治领域" 延伸的重要尝试。在特朗普时代，日本内外交困，尝试深化中日关系，并与中国开展"高政治领域"合作，即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对接"印太战略" 与"一带一路"，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产业链断裂、重组交替进行，地区紧张形势加剧，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义不断提升。然而，由于拜登政府在上台后重新回归多边外交传统，美日矛盾缩小，日本的外交困局得到缓解，与中国开展"高政治领域"合作的意愿下降，严重动摇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此外，日本推行地缘"大战略"能力逐渐下降、东道国战略疑虑上升以及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进一步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制造了困境。可以说，当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在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为克服不利挑战，提升中日合作深度，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日两国应着力打造第三方市场合作话语体系，增强战略透明，使日本支持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力来源由"战略纾困"转为内在认同。此外，两国还应着力缓解海洋矛盾，依托 RCEP打造均衡、普惠的区域发展框架，主动保障"经济优先"以及"东盟中心"地区秩序架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经济与政策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