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说：“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但我始终如一地忠于事实”，因为“我们对世界运行的方式能令人满意地‘知其然’时，那也决定了我们‘知其所以然’的唯一途径”。
笔者的理解，所谓“知其然”，就是以实证的方式去观察复杂世界，厘清事实。所谓“知其所以然”，就是以归纳或者演绎等方式对事实进行编辑，适当简化和抽象，建立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意义上的“思想模型”，以理解和解释世界，探求真相。所以说，事实是真相的起点。寻找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就需要回到经济起飞的历史时刻。
19世纪初，世界经济摆脱了“马尔萨斯停滞”（图1），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库兹涅茨归纳了现代经济增长的6个特征事实：
（1）人均产出和人口高增长；
（2）生产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的增长率较高；
（3）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快（如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
（4）社会、政治和意思形态变革速度快；
（5）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
（6）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Kuznet，1966）
可以看出，大约从1820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提速。
图1：世界经济的起飞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Devezas et al.,2017, p.14；笔者绘制
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是英国，因为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创新的领先者。19世纪初之所以能成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是因为工业革命“把科学和技术系统的、经常的、逐步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这就是罗斯托“经济起飞的条件”。
经济的起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创新具有“奈特不确定性”，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创新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是离散的，创新的集聚更是充满了偶然性，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经验显示，创新驱动的经济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简称“康波”）的时间跨度为40-60年。现代社会共经历了4个（或5个）康波（Devezas et al.,2017）。理论界一般将第一个康波的时间起点设定在19世纪90年代，略滞后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19世纪70、80年代），因为创新的产业化非朝夕之功。
产业是创新的载体。每个康波都有一个或多个重大创新及代表性产业，比如：
第一个康波中的蒸汽机、纺纱机和纺织业；
第二个康波中的冶铁和铁路工业；
第三个康波中的钢铁、石油、电力、内燃机和汽车工业；
第四个康波中的电视、石油化工、飞机、电脑产业；
第五个康波中的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佩雷斯，2007）。
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三个康波，又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二战后的第四个康波，对应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全球和不同国家而言，每个康波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幅度有一定差异。20世纪的全球经济增速显著高于19世纪。全球（和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峰值出现在第四个康波（参考图1）。
不国国家并不是在同一时刻起飞的。由于在蒸汽机、纺纱机、制铁等重要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英国率先起飞。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其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都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图2）。由于地缘关系，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大陆国家效仿英国开办棉纺织业，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此时的美国刚独立不久，与宗主国的僵化关系使其前途一片渺茫。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深刻认识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与制造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故制定了保护主义政策，为国内处于幼稚期的制造业创造了空间。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统一，后又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向西部扩展了市场的边界，美国经济快速追赶英国。工业增加值和GDP总量在19世纪末相继超过英国，人均工业增加值和人均GDP均在一战前首次超越英国，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全超越英国。从1870年到1910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从23%上升到35%，英国的占比则从32%下降到14%。麦迪逊估算的数据显示，到191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高出英国28%。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二战开始后，由于远离战场，加之参战国的强劲需求，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创新能力空前高涨。
图2：主要经济体实际GDP增长路径（1820-2016年）
数据来源：Madisson，笔者绘制 注释：为2011年不变美元购买力平价数据（图6同）。
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迎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加速上升（图3），但向美国的收敛却只是局部和阶段性的现象（图4）。美国人均GDP始终位列首位，20世纪80年前以前，德国、法国和日本向美国收敛的趋势较为明显，尤以德国和日本最为显著。英国迟至90年代初才开始小幅向美国收敛。法国和德国均在1982年达到收敛的高位，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85%和97%。日本的收敛进程延续到1991年，峰值为84%，其后进入下降通道。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向美国收敛，至今仍有较大差距。向最佳实践前沿的收敛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收敛的速度取决于多重因素，需要适应性的制度变革和人力资本投资（Vandenbussche et al., 2006）。
图3：主要经济体人均实际GDP增长路径（1820-2016年）
数据来源：Madisson，笔者绘制
图3：不同国家人均GDP向美国的收敛（1800-2016年）
数据来源：Madisson，笔者绘制
世界经济为什么在19世纪初起飞？康波是如何形成的？不同国家经济起飞的时间差如何解释？如何解释国家之间的追赶和赶超，以及如何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这些长期问题的共同答案都是创新。如果仅仅停留在“创新”二字上，即使算得上是“关心既往的进步”，也无法获得“未来进步的信念”。如果创新是现代经济的起源，创新的起源又是什么？韦伯的答案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答案可能是“自尊”；亚当·斯密会说是人的“自利观”；熊彼特认为是“科学家与航海家”和“企业家精神”；简·雅各布斯会说是“城市的多样性”红利；答案可能还包括：自然资源、个人主义观念、代议制民主、现代企业制度、专利制度、金融资本……
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总结：“（人类在经济上的）杰出成就来自新力量的崛起——经济活力。焕发这种经济活力的因素是新的经济文化，其必要的滋养物包括代议制民主以及多次文化革命，如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为主义、巴洛克时代的活力主义和启蒙时代的现代主义。代议制民主确保了财产权利，促进了自立精神和社会参与。利他主义、活力主义和现代主义则促使什么走向世界，通过创新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化和经济制度催生了人们从事创新和愿望和能力。最后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有足够数量的人口”。
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鲁滨逊的世界里不会有创新。一个全是牛顿或瓦特的英国不太可能出现工业革命，而是既需要牛顿和瓦特，也需要休谟和斯密，还需要玛丽·雪莱和艾米丽·勃朗特。雪莱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被称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其英雄形象代表的是自由意志、创造力和破坏力。勃朗特1847年出版的小说《呼啸山庄》，描述了乡村与城市的冲突，激起了人们奔向城市成就事业的欲望。即使英国是现代经济的起源地，如果没有中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与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的助推，其起飞的时点很也可能会延迟。
创新是“无尽的前沿”（endless frontier）。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一个长期的主题就是对创新的研究，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