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最早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来的。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三个目标：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二是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三是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进入2021年，乡村振兴战略比往年引起更大关注，被要求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一方面，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脱贫攻坚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对贫困，而乡村振兴是要缓解相对贫困以及让农民富起来。在短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依然是乡村振兴事业的重心。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脱贫之日为起始，脱贫县均设立5年的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在过渡期间，现有的重点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稳步实现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阶段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我们应当明确地知道，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基于当前历史起点，需要对乡村振兴推进工作做出总结，力求为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推进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基础。因此，这里立足于脱贫攻坚顺利收官与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时间交汇点，总结乡村振兴工作在产业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文化服务提供以及乡村居民生活改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分析遇到的困难与挑战，精准把握未来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力度及推进方向。
一、乡村振兴推进的保障机制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尽管两者并不冲突，但平衡好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与避免农村出现空心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乡村振兴的远期目标是在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用30年的时间去实现一个宏大目标，就需要一些制度层面的保障。为此，国家从法律、财政、人才等方面对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乡村振兴的法律保障
为了顺利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我国于2021年4月29日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该法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九章“监督检查”明确了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其中第73条明确了对相关责任人处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的规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还召开了一系列与乡村振兴有关的重要会议，出台不少政策文件，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依据。
从会议决策与政策文件（见表1）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在推进乡村振兴事业进程中集合多部门力量，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优势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重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表1 “十四五”规划建议出台后乡村振兴相关会议决策与政策
（二）乡村振兴资金倾斜
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资源尤其是资金的投入，从目前来看，市场主体对此缺乏足够的兴趣，这就需要政府所主导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本质上要求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时，从以前的“以乡补城”调整为“以城补乡”。目前所出台的乡村振兴相关法律和文件已做了相关部署，以《促进法》为例，第50条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障用于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第61条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第62条指出，国家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第64、65和66条是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要求，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此外，金融证券行业也要将目光转向乡村振兴，多个银行和金融机构发行了乡村振兴债券、票据等，规定了募集资金使用途径及限制（见表2），有效缓解了乡村振兴事业推进中的资金不足情况。
表2 乡村振兴债券相关规定汇总
2021年上半年，乡村振兴类债券发行支数达177支，总规模达7295.98亿元，“三农”专项金融债相对成熟，其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银行债5942.6亿元，占同期乡村振兴债发行总规模的81.45%，规模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债券品种。[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为依托，筹集支农资金，大力支持了“三农”事业的发展，是发挥国家战略支撑作用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其定位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相符。
（三）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
和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目标更多元化，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促进法》第三章“人才支撑”部分充分阐述了保障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性。国家层面主要着眼于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各级政府则负责统筹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村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农技、管理、法律以及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鼓励人才资源的城乡流动，健全区域、地校之间人才合作培养与交流机制。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了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五个方向：农业生产经营人才、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根据本区域内实际情况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人才激励措施，其中吉林省出台了《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该举措共包括四个方面22条具体措施，预计投入2亿元。[2]并根据本省实际创新推出了乡村人才系列职称评审政策和补贴发放政策、乡村振兴人才技能大赛补贴发放政策、村干部报酬晋升政策、农科生“订单式”培养政策等举措，力求让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得到切实的激励和帮助。这样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激励措施正在全国逐步开展。
二、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与产业振兴相关，提出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从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来看，特别是就其中的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看，乡村产业发展已整体进入由“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主导，向既重视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又重视农业农村多功能性产业化和乡村价值深度开发”转化的新阶段。因此在当前谋划乡村产业发展时，要高度重视对乡村产业发展重要趋势和规律的尊重和运用。尽管乡村振兴的目标非常多元化，但农民收入提高和生活环境改善是基础，产业兴旺是农村经济内生性增长和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前提。目前，产业兴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农村产业融合程度、绿色农业发展情况以及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
（一）农村产业融合程度持续加深
2020年，我国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6%，而产值却仅占GDP的7.7%，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相比于第二、第三产业显著偏低（见图1）。目前，中国已经过了单纯追求粮食增产、提高粮食自给率的阶段，产业兴旺的核心是要提高附加值率，而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提升农业附加值率的有效途径，这里的融合不仅是指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还代表了县域内城乡的融合发展。
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方面，主要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和完善利益链，让农民享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订单收购+分红”“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社会保障”“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农户可以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我国的三次产业融合并不是最近才提出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发布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在2017年我国就将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积极拓展筹资方式、增大培训力度、巩固用地保障、进行试点运行等方式，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7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超过6200亿元，年接待游客22亿人次。同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2448.8亿元（见图2），同比增长39.1%；农村网点达到985.6万家，同比增长20.7%，带动就业人数超过2800万人。
从我国人多地少这一客观事实来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可以共同推进的两个行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促进法》第七章规定了“城乡融合”的核心内容，包括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加快铺平城乡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道路，统筹县域空间布局，实现县乡村功能的衔接互补等。
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也有“融合”之处：第一，立足农村优势资源，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把主体部分留在县域。第二，针对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及相关特色产业集群。以县域融合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具有三方面的优点：一是减缓农村人口空心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亿人，而在2019年的抽样调查结果中为2.8亿人，相对提高了75%（见图3），其中，以农村居民为主力军，大量农村人口在外工作、求学。县域内城乡融合水平提升后，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遇。部分人群可以选择回到农村居住，在小城镇或县城工作，减缓农村地区老龄化进程、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等严峻问题。二是融合规模恰当，能够降低融合成本。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规模适中，统筹规划和执行工作沟通成本较低，有利于城乡融合的可持续推进。三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相比小城镇有更集中的公共服务，县城房价相比地级市又更低，因而县城通常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选择。县域内城乡融合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进城找不到工作、住房供应不足等问题。
（二）粮食自给率与良种覆盖率不断提高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0.09公顷，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70亿吨，进口粮食1.43亿吨，出口粮食354万吨。如果用“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粮食进口量-粮食出口量）”来衡量粮食自给率，那么202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82.8%（见图4），处于较高的水平。粮食事关国运民生，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因此保障粮食安全有特殊的重要性，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候更是如此。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打好种业翻身仗。近年来，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畜禽种质资源的研究采样是种业工作的重心。国家整体加强了作物、畜禽和海洋生物的种质资源库建设，并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项目给予长期的资金与人才支持。此外，还支持相关的龙头企业育种体系商业化，对于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出台一定的补助政策。在多方努力之下，当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良种对粮食发展的贡献率为45%，对畜牧业增产的贡献率也约为40%。[3]在全国约7200家持证种子企业中，国内企业达到7185家，年销售总额占种子市场销售额的97%左右。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仅占国内用种总量的0.1%，并且以蔬菜种子为主，[4]重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三）绿色农业发展不断推进
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源于人们在生活品质提高后对农产品质量有更高要求，符合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总体态势。我国的绿色农业发展有几个重点方向，首先是降低农业环境污染。为实现该目标，我国持续推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用品减量增效，推广绿色无污染的作物病虫害防治产品与技术，加强畜禽粪污二次利用，并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见图5），农业生产中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在2016年之后也逐年下降（见图6），绿色农业推进成效显著。其次，加强农产品质量把关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了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除此之外，还逐步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地下水保护与超采治理。
（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稳步构建
除了通过绿色转型等方式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外，第一产业还需要和第二、第三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但由于农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在与附加值较高的工业服务业融合时，需不断摸索、稳步前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非常重视这一点，强调要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围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创建，到2025年创建500个左右示范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此外，“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对于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11月，农业部开始推动“一村一品”工作，2011年起每年公布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截至2020年已推介认定3274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从历年公布的示范名单看，这些示范村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规模稳步增长，截至2020年，试点单位中销售量超过亿元的村约有136个，超过10亿元的镇约有91个。二是参与主体不断增多，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共7.4万家。三是业态类型丰富，超过50%的单位延长了深加工链条、建立了相关的线下批发市场与线上电商交易平台。四是品牌效益明显，注册商标共达1.46万个。五是农户收入增多，参与“一村一品”行动的农户超过400万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5]地方政府应在推动“一村一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要提供人才培育、市场建设和资金帮扶等服务；另一方面则需协调、规划、组织不同的特色产品生产，避免出现农产品产能过剩的局面。
三、持续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宜居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二是基础设施逐步齐全。生态宜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生态福祉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在建设中需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从居民的生活环境建设入手，以优美环境带动乡村其他领域共同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人居环境有了持续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中。
（一）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部署了2018～2020年三年内的农村环境整治目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厕所革命深入推进，取得有效成果。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8%以上，2018年以来每年提高约5个百分点，累计改造农村户厕4000多万户。[6]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厂数量也快速增长，污水处理能力稳步提升，建制镇及乡污水处理厂数量由2015年的3437座增长至2019年的12480座，增长近3倍。2020年，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持续推进，初步估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建制镇及乡污水处理厂数量分别达到了11970座和1952座（见图7）；我国建制镇及乡污水日处理能力分别达到了2753万立方米和115万立方米（见图8）。此外，全国农村地区对污水进行处理的建制镇及乡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底，全国对污水进行处理的建制镇及乡的数量分别为11970个和3253个。[7]2021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人居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启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五年计划，涉及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等多个方面。
村容村貌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任务的关键点之一。2021年全国要基本完成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坚持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全面布局、明确村庄分类。在规划编制的行动中，多地按照整村推进的要求，将农村建设相关的设施、项目进行统筹安排，注重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并根据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步伐逐步探索，做到乡村建设为了人民。
（二）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首先体现在道路工程方面。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为218.9亿元（见图9）。截至2019年，我国就已经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建设乡村道路又做了很多部署。在资金来源方面，建立国家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框架，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筹款，实现多渠道的投资机制，加大农村道路发展力度，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放在农村地区。资金投向方面，畅通农村道路，有序实现道路硬化工作，打通农村路，为资源进村、产业进村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农村供水保障工程。2019年全国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例为78.3%。全国省级以上水利部门在用的各类信息采集点达43.57万处。[8]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到2025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88%。为此，我国严格要求各流域管理机构及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饮用水源的检测，加强稳定水源工程建设与保护，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对于条件较好的地区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对于供水薄弱地区加强常态化排查监测，综合采用工程措施与管理手段，保障农村用水安全。
再次是能源清洁转型。在农村能源工作方面，国家实施了“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加强农村电网建设行动，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推进燃气进入农村生活，建设安全清洁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以发展生物质能为基础，建设分散式新能源体系。农村能源体系的建设要以农民满意为准绳，符合农村实际需要。
最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成效明显。农村水利网信水平明显提升，全国共有32个省级水利部门、341个地市级水利部门、2540个区县级水利部门和15427个乡镇接入了视频会议系统，地市级单位接入率为99.71%。[9]中央财政和基础电信企业投资累计超过500亿元，支持全国13万个行政村光纤建设以及3.6万个基站建设。截至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农村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截至2020年9月，农民接入宽带的用户数接近1.3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396万户（见图10），比上年同期增长8%。除此之外，乡村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19年底，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8.84%，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19%。[9]
2020年，国家邮政局着力巩固村村直接通邮成果，积极推动快递进村工程。组织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青海6个省（区）和太原、吉林、济宁等15个市（州）开展“快递进村”全国试点。鼓励各地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加快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农村末端服务网络建设，因地制宜推广驻村设点、快快合作、快邮合作、快交合作、快商合作等模式，实现快递服务进村。截至2020年上半年，全国乡镇快递未覆盖的网点仅占3%。同时，邮政支持的电商服务站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全国累计建设邮乐购电商服务站点53.8万个，其中设在建制村的邮乐购站点达31万个。据初步统计，设有邮政电商服务站点的建制村达到24.5万个，覆盖率约为44.8%。[10]乡村无人机投递示范区建设广泛开展。推动智能信包箱、无人机相关标准研究制定工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布局建设无人机起降场地，打造无人机农村投递示范区。如中国邮政在浙江安吉等地用无人机替代邮车进行报纸、信件、小包的派送；顺丰在江西赣州、四川甘孜州等地开展无人机配送服务；京东在陕西西安、江苏宿迁等地开通多条无人机配送路线，实现常态化运营。乡村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配送体系日趋成熟。
四、农村民生持续改善
（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从图11可以看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这说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从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看，2019年之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见图12），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提升的。2019～2020年恩格尔系数的上升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相关，属于突发情况，但是也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就可能引起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巨大浮动。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为维持公民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实现公民全面发展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不仅包含水、路、电等基础设施，还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客观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
在医疗方面，2003～2019年，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23人增加到50人（见图13），单就增速来说明显高于城市地区。2015年，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359.70万张，2019年增至445.54万张，增加85.84万张。农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都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见图14），是乡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有力证明。除此之外，健康乡村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乡镇卫生院以及村级卫生室的建设标准和健康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传染病等防治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要继续加强县级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县级疾控机构应对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鼓励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联合共建，设立对口帮扶；完善相关人才政策，增强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加强乡村医疗体系人才建设；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理设置政府补助与个人缴费标准比例，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在教育方面，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将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作为重要任务。为了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要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办好必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推动县域内教育资源轮流轮岗，完善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支持城乡学校共同体发展。
在养老方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鼓励卫生院与村级养老院、幸福院、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共建，发展医养结合机构。在国家层面，开展了全国养老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重点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对养老机构建设的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同时鼓励社会力量也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加强对留守儿童与留守妇女的关注。在县一级重点推进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设施建设，开展了“合力监护、相伴成长”等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国共有5.6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67.5万名村（居）儿童主任，这支队伍的建设已然成为关爱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坚强力量。[11]
在基层社会组织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成6000多个社工站，有近160万名专业社工人才以镇街为基点、深入农村基层，为困难群众提供政策落实、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增强了基层民生保障力量。与此同时，我国已建立起拥有2亿名志愿者、98万个志愿服务团队的志愿服务队伍，他们在城乡社区服务、救灾、助残等民生领域不断发光发热。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已实现全覆盖，农村社区覆盖率超过65%。不仅如此，社区还将“互联网+社区政务”“互联网+社区商务”等创新形式引进社区服务内容，提升了城乡社区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
五、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乡村文化既涵盖精神方面，亦有物质内容。其具体载体包括乡风民俗、村规民约、民间信仰、民间曲艺、民间手工艺、乡土建筑等。乡村文化自信正在转型中重建，逐渐繁荣起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中，国家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保护及利用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等三个大的方面对乡村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规划。在实践中，乡村文化的发展呈现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得到巩固、乡村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等特点。
（一）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得到巩固
乡村振兴需要移风易俗、树立文明风尚。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良好文化的熏陶下，即使是落后分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生改变。对于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各种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俗，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往来负担沉重、封建迷信活动有所反弹、流行打牌搓麻将等活动，各地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倡导文明理念和现代生活方式，摒弃传统陋习，自觉抵制腐朽落后的文化侵蚀，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在此基础上，不少地区通过举办座谈会、村里广播大喇叭等多种形式，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培养村民知法守法、勤劳善良、孝敬老人、文明出行、邻里互助，逐步形成和谐融洽的村民关系、绿化整洁的村容、安定有序的村貌、生态宜居的新农村，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归属感、获得感，加强了农村群众基本道德教育，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氛围。
（二）文化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文化产业。农村是乡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发源地，拥有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丰富资源。多彩的非遗技艺、古朴的古村古镇、独特的民俗风情、优美的自然景观……都是文化产业的要素，经过产业化开发就可以成为致富之源。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明月村现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游客云集、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拥有数十座风格各异的非遗工作坊，聚集着上百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艺术家，成为远近闻名的非遗村、文化村。通过开展乡村旅游，明月村迅速脱贫，不但村民家家住上小洋楼，村容村貌也大为改变，绿水青山、翠竹鲜花，处处透露着优雅整洁，让明月村赏心悦目，成为度假胜地。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多地的乡村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以农为本、以乡为魂，突出乡村旅游的乡土性、特色性，融入当地历史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菜品、住宿、娱乐等，不仅开发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还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促使乡村旅游从最早的“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发展到现在的现代农业、休闲农场、乡村酒店、主题民宿、艺术空间、乡村营地、农业庄园、乡土博物馆、农耕文化体验中心等全方位立体形态，形成了极为丰富和多层次的产业业态、组织形态、生活状态和社会生态。各种形态、各种样式、各种档次、各种风格的乡村旅游已然成为促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乡村文化活动不断丰富
不断丰富的乡村文化生活，不仅增强了乡村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增强了乡村集体的认同感，让广大农民都能够参与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如利用晚上、传统节日、农闲季节开展政策宣传、各种文艺演出、扭秧歌、旗袍走秀、科技培训、读书交流等文娱活动。通过举办主题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吸引村民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建立农村文化自信，找到文化归属感。
乡村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和重要载体，有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长期积淀。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造就了丰富多元的乡村文化，当下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乡镇文化站从业人员数量稳中有进（见图15），反映出基层对乡村文化的重视。但基层单位特别是乡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日渐衰落，农民的文化权益得不到满足，乡村文化繁荣依然迫在眉睫。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不同主体参与到乡村建设中，重塑乡村精神文化空间，促进农村文化繁荣，保障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六、持续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了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农民等多个主体发挥治理功能，激发乡村活力。2020年12月11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召开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推进会，交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工作情况。试点工作启动一年来，各地将试点示范工作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在乡村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了乡村治理“试验田”的作用，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探索了新路子、创造了新模式。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乡村基层组织体系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乡村治理才会有坚实的领导力量。要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必须根据时代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体系。首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其更具行动能力、组织能力与战斗能力。其次，加强农村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利用教育网络终端，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基层党员的工作能力与活力，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最后，推进乡村基层组织治理方式创新。通过国家与社会、农民的合作共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二）整合乡村治理资源，强化村民自治管理体系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村民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主体。在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资源的整合，搭建相关平台，强化村民自治体系，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村务公开，发挥各类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针对乡村社区公共事务，在自上而下大力推动的同时，提供渠道让农民参与表达意见、决策和监督，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村民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村民参与社区工作，也包括规范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的选举、决策、议事、监督制度，村民参与制定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基本规则制度建设。
积分制是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创新形式，各地对积分制的探索形式多样、亮点纷呈。在宁夏固原，以各行政村家庭为单元，将脱贫攻坚、移风易俗等十二大类51项内容，按基础积分、民主积分、贡献积分3个层面进行量化赋分，村民持卡按1分兑换1元标准，在爱心超市选购生活用品；在湖南津市，51个村社里建起“绿色银行”，对垃圾分类量化积分，为每个农户发放“绿色存折”，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率达到100%。
（三）加强依法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保证，法治的保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目前，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提升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严格对相关干部进行依法行政能力培训，依托各类资源，系统学习相关理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法律约束，让其感受行政中的法律力量、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处理事务。第二，加大农村普法力度，引导农民自觉守法用法，积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针对农村群众的知识水平与学习方式，不少地区创造了新的乡村法治教育工作方式，开展专题培训，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潜移默化形成信法守法的好习惯。第三，不断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组建相关的农村法律志愿者队伍，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大幅度降低农村群众用法成本，引导群众以法律的手段争取自身权益，解决矛盾纠纷。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让农村知法懂法用法，让法治建设为乡村振兴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整合社会价值，推进乡村德治建设
德治是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乡村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而人情与道德、习俗等相连，善加利用引导便可形成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农村道德教育的全过程。进入新时代，塑造乡村德治秩序，必须要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新的社会道德标准，把核心价值观写入村规民约，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整合社会价值，让农民用自己的价值规范进行自我约束。坚持教育引导与文化涵养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完善道德激励约束，形成良好的社会局面。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开展各种模范的评选活动，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村民奋发向上，强化农民群众的集体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主人翁精神。在文化公园、文化礼堂等阵地，设立道德讲堂，引导农民讲道德、守道德。建立道德激励机制，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鼓励宣传好人好事，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涵养争当榜样、超越榜样的文明乡风，用美德的感召带动村民和睦相处，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七、乡村振兴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一）乡村振兴工作面临的挑战
1.资金投入不足，各地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
目前各地乡村振兴推进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不足、使用不科学的现象，也导致各地的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首要原因是村庄资金来源渠道有限，村庄层面获取资金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上级政府下拨的专项补助资金或者各类奖补资金，对于大多数村庄来说，这是可以获得的用于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二是村集体资产获得的收入，但是由于村庄之间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许多村庄集体资产收入为零，甚至有的村庄负债，并不能为乡村振兴推进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村干部自主筹集资金，但是由于能力差异的问题，这部分所得资金也十分有限。其次是资金使用无规划、不科学，造成大量资金浪费现象，有的村庄将主要资金用于打造村庄的面子工程，对于关乎村民生活的公共基础设施忽视不管，甚至形成了外在光鲜、内在破败的村庄景象，造成了资金浪费。最后是各地乡村振兴工作推进程度不平衡，有的早早完成了村庄产业结构的调整，兴办起村庄实业经济，为农民拓宽了就业途径，但是有的村庄还停留在以传统农业项目为主的发展阶段，村民在村内不能获得就业机会，只能继续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获得收入。
2.村庄人才缺乏，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进入了劳动人口大流动时代，农村中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留在农村的主要为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劳力，乡村建设主力严重流失，农业产业中缺乏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经营的专业人才，因此也造成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困难，产业推广和创新能力低。另一方面，村庄中的产业和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但是有些村庄受制于地理位置与有限的可利用资源，已有的产业基础薄弱，同时也无人主动作为，积极发展村庄产业，因此无法吸引外出的年轻人向乡村回流，乡村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有限，乡村振兴缺乏发展的内生动力。
3.农村产业发展规划不足，发展速度慢质量低
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方式，应该在建立之初进行合理规划，但是近年来，多地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急于上马各种项目，对产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缺乏对市场规律的正确把握，而且经营者自身缺乏现代市场知识，导致部分产业项目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质量较低、销售困难等情况，部分以此为主业的农民收入下降甚至负债。而且由于资金有限，有的村庄建立的产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规模较小，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发展缓慢，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也不能满足村民的就业需求。
4.民生保障水平较低，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匹配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其生活需求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但是目前农村各项民生保障还处于较低水平，并不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首先是农村居民的富裕程度还不高，基本只达到了小康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次，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使得农村教育需要肩负更大的职责，也加重了农村教育的负担。然后是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不足，虽然农民都有了合作医疗、大病保险等医疗保障项目，但是在看病中出现的检验费、化验费等检查费用对农民来说依旧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有的村庄文化设施建设不足，无法为农民提供服务，乡村小学设施陈旧无钱翻新，乡村卫生室条件差，医疗水平低，道路损坏无人过问等现象长期存在，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去甚远。
5.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基层工作薄弱
乡村治理能力是体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保证乡村振兴工作推进的基础。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有的村庄的党组织和村“两委”并未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村庄存在党建工作与村级事务的管理职责不明、分工混乱等现象，未能充分发挥党员的“领头雁”作用。部分村“两委”班子成员由于政治素养不高、管理知识缺乏，在乡村治理工作中用人唯亲不唯贤，不听取群众意见，甚至与群众的核心利益相背离，组织原则脱离群众，导致其在群众中难以树立起威信，也就难以建立村庄的良性治理体系。还有部分村庄中的村“两委”成员出现“微腐败”现象，对村庄的发展不仅未能起到促进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此类现象的长期存在对于构建治理有效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不小的挑战。
（二）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建议
1.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加大乡村振兴资金支持力度
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乡村振兴推进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保障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时要积极引导金融部门参与到支持“三农”项目的贷款扶持中，拓宽村级组织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村“两委”要主动作为，做好资金使用规划工作，将每一分政策资金用到最适合的项目中，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各种社会帮扶资金，发挥村庄中能人的作用，努力获取外部帮助。村集体还要将争取外部帮扶力量与充分激活本村各种资源相结合，发展壮大村集体产业和改革集体资产分配两手同时抓，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切实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2.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人才是乡村振兴工作推进的重要内生动力，而且在现代农业的要求下，需要新型职业农民的加入，基于乡村中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不足的现状，政府要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同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内容，提升农业产业中劳动者的素质水平，不断壮大农村人才队伍。同时，村庄应该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为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乡村提供渠道，吸引“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服务乡村。政府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为乡村人才创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让更多的人才愿意留在乡村、服务乡村。
3.聚焦乡村产业兴旺，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发展乡村产业时要注重三个方面，首先要对落地产业进行精心选择，要从本村的实际出发挑选符合本村资源禀赋、人口特点的产业形式，力求落地产业能够惠及村庄中尽可能多的群众。其次，要对本村区域内的产业发展进行片区规划，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注重产业的规模效益。同时还要注重产业链的延长，发展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将种植、加工和旅游相互结合，走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最后，要主动利用信息技术，引进电商、互联网、大数据等资源，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方式，让信息技术、科技和管理为“三农”发展助力。
4.逐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更好地呼应群众所需
民生保障水平的提升应该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只有村民的收入增加了，才更有积极性投入村庄建设。因此要积极创建农民就业平台，拓展多种增收渠道，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让乡村能够留得住人。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农村教育，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乡村教育，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缓解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其次要着力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完善村庄中道路、水电气、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群众生活质量。最后要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政策，让村庄中的留守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的关爱。
要强化县乡两级政府的领导作用，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建设好基层战斗堡垒。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还体现在村“两委”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上，因此要加强对村干部政治素质、知识水平、管理方式等综合素质的培养，要让村干部认识到，除了自身素质的提升之外，更要贴近群众、心系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铭记治理为了群众，治理依靠群众，重点提拔培养政治思想觉悟高、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干部。在村庄事务的管理方面，不断推动管理的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运行，建设高效透明的村级事务管理体系，提升村级事务服务水平，切实方便群众办事。同时，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乡村法治、德治和文化建设，拓展群众参与村庄事务的渠道，建设有内生动力的村庄自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