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导致经济放缓之后，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似乎让大部分国家都吃了一惊。30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物价增长缓慢，而在突然之间，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就开始要应对接近或超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上涨得更快，例如，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80%，阿根廷接近100%。
诚然， 2020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还比不上过去几十年中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1970年代，美国的物价涨幅在10年内保持每年6%以上，1980年则上涨了14%，而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20%以上。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来说，1990年代初甚至更糟：超过40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40%，一些甚至达到1000%或更高。
然而，在2021年和2022年，全球经济正向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方向发展，因为各国政府和决策者后知后觉地发现，在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大震荡的冲击下，他们面临着国内物价疯狂上涨的局面。
选民不喜欢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8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77%）的受访者表示，经济是他们在选举中首要关心的议题。即使在9月，当美国的物价有所企稳时，玛丽斯特学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通货膨胀仍然是选民首要关心的议题，排在堕胎和医疗保健之前。美国的经济状况总能预示出选民的投票倾向，政治家们都知道这一点。
关于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大家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和国际事件方面，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央行政策及促成这些政策出台的原因。
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央行具有了独立性，所以通货膨胀已被永久驯服。从199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央行行长开始为通货膨胀水平设定目标。2012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明确将2%设定为其政策目标。事实上，在2019年新冠疫情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都认为现在的通胀水平不可能达到1970年代的水平。
由于担心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和央行转而关注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它们低估了大规模支出计划与持续超低利率相结合带来的通胀风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12月和乔·拜登在2021年3月签署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向美国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将具有何种风险。他们也没有预测出在疫情结束后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解决供应链问题，或者在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发生后（如俄乌战争爆发），全球经济将多么容易受到持续高通胀的影响。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央行才姗姗来迟地开始加息行动。它们在竭力避免本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同时，开始想发设法地控制通胀。
除了要为经济思维的短视付出代价，央行还要承受剧烈政经变化带来的冲击。1970年代，全球经济都在应对阿拉伯石油禁运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而现在的2020年代正在成为自那时以来央行处境最艰难的时代。如今，战争、疫情和干旱等全球性冲击波似乎正在接踵而至，甚至同时到来。与此同时，在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里有助于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全球化力量，反而变成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这既源自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也可归咎于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摩擦。这些变化都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却都能引发现在和未来的高通胀。
从本质上讲，央行很难解决供应危机。面对简单的需求危机（比如实施了过分的经济刺激措施），央行可以使用利率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但是，在出现供应危机时，央行在抑制通胀的同时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升高从而加重企业和工人的负担，央行必须对此做出艰难的权衡。即使央行为了应对通胀而不得不提高利率，它们独立决策的能力也远不如20年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央行的政治合法性，因为这次危机打破了人们“央行政策最终会有利于所有人”的幻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和工作。如今，当各国央行在考虑实施多大力度的抑制需求措施时，它们必须考虑这是否会引发另一次经济大衰退。如果政府的社会安全网在衰退期间出现漏洞怎么办？央行不需要事先考虑这一点吗？如果有人以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无需考虑这些隐忧，那他一定没有听过各国央行行长在过去十年所做的演讲。
面对无穷无尽的供应危机，各国央行可能还面临着决策者和金融市场都没有预料到的长期性转变。尽管导致2021年和2022年物价反常上涨的众多直接驱动因素最终将消散，但长期超低通胀时代不会很快卷土重来。相反，由于去全球化、政治局势紧张和由绿色能源转型等因素引发的长期供应危机，世界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波动剧烈的长期高通胀期，这种通胀率不会是两位数，但会显著高于2%。
大多数央行行长坚持认为，他们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让高通胀持续如此之久，以至于外界都开始预期通胀率将长期大幅走高。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华尔街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看法。他们可能在未来十年面临更痛苦的选择，当然在近期也是如此。央行引发的深度经济衰退（自2008年和2020年两次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踢皮球”
自2021年春季美国月度通胀率开始大幅上升以来，华盛顿一直对引发通胀的肇因存在不同观点，一方将其归咎于拜登政府推出了过度的支出刺激计划，另一方则认为这主要是由华盛顿无法控制的国际因素造成的。
但这两种观点都不太令人信服。刺激导致通胀的观点显然是夸大其词：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经历高通胀，可它们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却力度不一。尽管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比美国的计划要小得多，但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通胀水平却高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更小，可通胀水平只比美国略低。一些人还指出，拜登政府压制化石燃料管道建设和资源勘探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但拜登政府的这些政策可能主要对未来的能源生产输送造成影响而不是现在。
但将通胀主要归咎于俄乌战争或疫情后供应链崩溃也是错误的。首先，早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美国的物价就已经在2021年开始上涨。通胀最初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食品和能源成本升高是驱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但在美国，最显著的物价上涨发生在房租、车辆、服装和娱乐等方面。其第二和第三轮上涨效应正在影响经济。物价上涨已影响到许多行业。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导致通胀出现的真正罪魁是美联储，因为直到2022年3月，美联储才开始加息，而当时通胀率已经大幅上升了一年。尽管说起来更像是马后炮，但美联储明知可以通过加息很快控制住疫情对经济的恶劣影响却没有这么做，这种滞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根源不仅在于美联储及其工作人员，还在于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经济学界深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过多而非过少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高赤字和极低的利率）更好。
各国政府在全球疫情初起时实施的大规模支出计划几乎从未被外界质疑过。让政府保持财政决策能力的目的，正是为了让它们有资源采取大规模行动，在发生经济严重衰退或灾难时保护弱势群体。但问题是何时停止这种支出计划。刺激性支出计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那些推动大规模救助计划的人也往往有动力借机推动平时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的社会性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结束后，很少有人讨论缩减经济刺激计划。
在拜登竞选总统时，他曾承诺，如果当选将扩大政府支出，目的之一是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成果，并将大量资源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在做跛脚鸭总统时，特朗普试图挫败其胜选对手的雄心，于是在经济已经强劲反弹的情况下，于2020年12月通过了总计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仅仅三个月后，尽管经济还在继续复苏，可民主党人在拜登的领导下通过了新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暨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为他们的这一行动叫好。克鲁格曼和其他人认为，这一经济刺激计划将促进经济复苏，并为下一波疫情做好准备，而且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最小。
让他们去花钱
早在2021年初，我们就有理由质疑那些有关拜登经济刺激计划的主流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开始警告说，正在酝酿中的法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尽管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消失了几十年，但萨默斯有一个简单且令人信服的洞见。将数万亿美元投入一个供应严重受限而需求稍有不足的经济体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如有太多的人试图同时购买汽车，而且他们还有现金去买车，那汽车价格就肯定会上涨。
在萨默斯的逻辑里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供应商无法满足美国由经济刺激措施推动的消费热潮。通常，当美国消费者疯狂消费时，美国的贸易逆差至少可以部分缓解国内物价压力：如果美国的需求超过美国的产能，那美国人仍然可以从国外购买商品。但在2021年春天，美国比世界大多数国家更快地摆脱了疫情，在国际供应链比美国国内供应链更加混乱的情况下，美国只能购买到有限的外国商品。尽管经济学家对确切数字存在分歧，但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在疫情爆发后不久，过度需求是推动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
面对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美联储本可以介入并采取行动。美联储无法改变政府的刺激资金分配方式，也无法消除低效分配。但它却有一个强大工具，可以用来防止过度需求引发高通胀，这就是美联储能有效控制的短期利率政策。通过提高利率，美联储拉高了借贷成本，这反过来又拉低了所有长期资产（无论是股票还是艺术品）的价格。
说明此一现象的最重要例子是房地产市场，房产是目前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财富。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使买房成本更高，因而最终压低了房价。由此造成的财富缩水也会拉低消费支出。一般而言，更高的利率会抑制借贷行为，鼓励储蓄，压低消费需求。更高的利率还会导致企业重新评估长期投资项目，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意愿。
但在决定加息之前，美联储必须确信已出现了高通胀的严重风险。尽管萨默斯威望极高，但他的观点却使他成了一个异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内的一些重要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警告，可华尔街和大多数学者却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毕竟，通货膨胀率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未超过4%，主导拜登经济团队的众多“进步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经济刺激措施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届政府在上台时曾承诺帮助普通美国人，这届政府还得到了众多进步主义经济学家的支持，美联储有什么权利推翻这样一届政府的标志性政策？如果美联储从2021年春季就开始加息，然后美国经济因某种原因（如新冠疫情加重）出现了衰退，那美联储就将受到严厉的批评，其独立性也可能受到损害。出于这些顾虑，美联储止步不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通胀明显上升后，美联储仍迟迟未采取行动。到2021年秋天，即拜登刺激计划实施六个月后，美国经济迅速升温，可美联储仍未调整利率。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杰罗姆·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而拜登尚未宣布提名鲍威尔续任这一职务。如果鲍威尔选择启动加息周期，那拜登完全有可能，事实上是很有可能，用另一个主席替代他，这个人也许是莱尔·布雷纳德。布雷纳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也是奥巴马任内声名显赫的财政部官员。金融市场认为他在利率问题上更加鸽派，更愿意冒通胀风险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美联储推迟了加息，而拜登则最终再次提名了鲍威尔。直到鲍威尔顺利进入新任期，美联储才最终在2022年春天开始加息。如果政府希望美联储像后来一些人说的那样更早加息，正确的举动应该是在2021年夏天再度提名鲍威尔，给他一个明确的授权，让他按照美联储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
神奇的货币思维
除了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美联储也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一派日渐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认为，还可以更激进地动用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早在疫情爆发前，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得出结论，政府有可能在不提高利率和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和/或减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超低利率和低通胀后，一些人认为，即使所有支出增长都是通过“印钞”来实现的（通过央行购买政府债务来向经济注入资金），价格上涨压力也是可以避免的。“现代货币理论”也许是阐释此种方法的最经典理论，虽然更温和的做法才是主流。
目前一个热门观点是，通过实施高支出和超低利率措施来搞“热”经济，这可以成为减少不平等的有效方法。随着低工资工人被引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将学到有可能带来高收入的技能。因此，强劲的临时刺激措施可以带来永久性收益，至少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仅左倾的决策者支持这一方针，就连特朗普的经济团队也经常吹嘘强劲的减税驱动型经济会提高低工资工人和少数族裔的收入。
到2019年，在美联储评估其基本货币政策框架时，他们征询了很多顶尖学者的意见。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如何刺激一个顽固抵抗通胀和货币刺激措施的经济体（即使利率已经降至零）。经济学界日益担忧“低通胀”（远低于2%的通胀率）会引发恶果，而这种担忧则成为美联储两年后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与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一样，美联储得出结论，价格快速上涨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美联储总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平息通胀，但他们忘了把握正确的加息时机和应对随之而来的政治挑战有多难。2020年8月，美联储公布了政策评估结果，明确表示不会再只因劳动力市场趋紧就先发制人地抗击通胀，而是会等到经济表现出明显的通胀迹象后再行动。
尽管美联储担心低通胀，但它没有采取一项有可能缓解未来危机的创新举措：负利率政策，也就是说，允许超短期利率降至零以下，以推高通缩经济时代的通胀预期和长期利率。有违直觉的是，这一工具也有助于应对通胀。如果在2021年美联储的武器库中有这样一个“火箭筒”，套用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的话，美联储本可以更积极地加息，因为美联储知道，它不必担心可怕的“零利率”问题，就算它加息过度也可以按需降息。
诚然，要想让负利率政策完全有效，必须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税收改革，美联储还需要财政部和国会的合作。最重要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防止负利率（比如-2%或更低）促使投资者不再将资金存放在银行账户和投资国债，转而持有零利率的现金纸币。到目前为止，小心试水负利率政策的日本和欧洲已避免了这一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防止现金套利问题。一个是建立纸币和央行准备金（数字化）之间的汇率，该汇率随着时间推移而贬值，其贬值幅度足以抵消在负利率世界持有纸币获得的好处（这还不算持有纸币的储存和保险成本）。另一个方案当然是在确保所有人都能免费获得基本银行服务的基础上完全消除纸币。要做到这一点，要么引入央行数字货币，要么要求银行向无银行账户的个人免费提供基本账户（比如日本）。两种方案任选其一，只需逐步淘汰大面额纸币（百元和五十元）并采取其他监管措施使数十亿美元规模的货币囤积不再可能，则央行有可能实施低至-3%的负利率。
尽管有效使用负利率政策将有助于推动经济走出深度衰退，但出于对政治影响的忧虑，美联储在2019年评估报告中特意将负利率政策排除在外。（事实上，更大规模的短期刺激措施会实际推高长期利率，因为外界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期更高了。）当美联储下次再重新考虑其政策框架时，外界希望它能考虑修改法律和制度，以便允许它使用这些工具。
简言之，美联储未能有效应对2021年的通胀问题，这表明央行的独立性经常受到政治和思想暗流的影响——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但当权政府受到民粹主义压力时也是如此。这也表明，在当前条件下，美联储如果想在经济过热时坚定决心打击通胀，它就需要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扩充自己的经济刺激工具包。
不变的目标
对于在2021-22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目前它的发展轨迹是否类似于1970年代的大通胀。这种通胀会有多糟糕？央行官员坚称，他们永远不会允许1970年代标志性的共谋和自满出现在经济管理中。197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不顾后果地扩大了货币供应，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连任。此后，在1978年，威廉·米勒接任伯恩斯。米勒太过于专注印钞以保持短期利率处于低水平，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加剧的预期正在推高长期利率，因为贷款人要求更高的利息以抵消通货膨胀。在米勒领导美联储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两位数。
直到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主席之后，美联储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在米勒担任美联储主席一年半后，沃尔克接替了他的位置。沃尔克名垂后世的举动是曾将美联储的短期政策利率提高到19%以上，最终将通胀率从1980年的峰值14%拉回较低水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最初还有所保留，他们担心利率上升会引发经济衰退，从而影响1980年的总统选举。实际上，它开始时是允许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这可能会导致后来的经济衰退更严重。到1982年，沃尔克的美联储已将年通胀率降至3%至4.5%的范围内，直到艾伦·格林斯潘于1987年接任美联储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格林斯潘闻名于世是因其善于引导经济并进一步拉低了通胀，但美联储仍花了一段时间才将通胀率降低到2%。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在格林斯潘任主席的头几年，年通胀率上升至5%以上，然后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大幅下降。在高通胀预期根深蒂固的时候，拉低通胀率可说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在当前危机中，尽管央行官员仍担心通胀预期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到目前为止，通胀预期相对温和。
在大通胀时期，各国央行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瓦解，这消除了货币和黄金之间最后一点联系。美国是少数拥有独立央行的国家之一，维持稳定的物价是独立央行的重要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使命被证明极有价值，因为这一使命可以用来抵御要求央行压低利率的政治压力。各国央行行长会发现他们时至今日仍在与这些压力作斗争。政治家们现在更频繁地催促央行行长放缓加息而非乞求加息，尤其是在选举前的一年。
尽管如此，当前的通胀危机和此前的危机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这两场危机之所以成形都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供应问题。1973-74年的欧佩克石油禁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俄乌战争也同样动摇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极大恶化了本已受到疫情影响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在这两个时期，凯恩斯主义导向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经济学界和政策舆论圈中都很流行，而供应经济学几乎被遗忘了。
如今，当央行行长们说他们知道如何将通胀恢复到2%时，他们似乎很有信心，但当他们坚持说他们会奋斗不止直到通胀恢复到这一目标时，他们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他们必须意识到，提高利率有可能造成经济深度衰退。央行行长们知道，深度衰退将对低收入人群、年轻人和出身于历史性弱势群体的工人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这些群体正是美联储在其新政策框架中明确提出要帮助的群体。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美联储需要重新考虑其关注焦点，但帮助弱势群体肯定仍将是优先事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各国央行从一开始就不该形成通胀目标2%的共识，将通胀控制在3%甚至4%会更好。根据这一观点，在将更高的通胀预期纳入利率考量后，一旦发生危机，央行将有更大的降息空间。这是一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复杂辩论。本质上，提高目标利率方案可以替代负利率方案。对央行行长来说，这一举措的弊端在于，他们一再宣誓自己将忠实遵守长期通胀2%的目标，任何改变，尤其是在经济疲软时的改变，都可能削弱他们的可信度，而这意味着通胀目标有可能在未来被推得更高。因此，如果在通胀率更高的情况下，经济仍能在未来几年平稳运行，央行行长们可能会说，尽管他们目前容忍适度的高通胀出现，但他们仍打算在未来回到2%的通胀目标，并将寻找合适的方法在不引发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平稳实现这一目标。长期保持较高的通胀水平还有其他缺点——工资和物价最终会更频繁地进行调整，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在出现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央行可能仍会缺乏足够的降息空间。
“稳定”的代价
尽管选民们对通货膨胀怨声载道，但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准备好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了吗。美联储肯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担忧。另一个风险是长期实际利率（即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崩溃的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利率）可能继续回归其超长期趋势，即每世纪下降约1.6个百分点，但这与金融危机后几年发生的近3个百分点的下降完全不同。这将使政府借贷成本更高，并给中央银行带来更大压力，央行会被要求保持低利率并通过通货膨胀使政府债务贬值。事实上，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已经如此深远，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美联储似乎不太可能选择将通胀水平降至疫情前水平并保持不变。
货币政策对政治有很大影响力。经济周期是世界各国选举的有效预测指标。但正如当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政治也会影响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在颠三倒四地解释它为什么必须从欧洲外围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继续购入大量债务。它最初将这一政策宣传为对抗通缩的必要措施，但它现在却一边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一边重新定义了该计划。当然，实施这一政策的真正原因一直是展示欧元区北部国家的承诺，即它们会支持欧元区南部国家的政府债务，这根本就是为了政治。在英国，2022年9月成为首相的利兹·特拉斯公开主张控制英格兰银行，而她正是在其财政政策可能会带来长期通胀上行压力时说的这番话。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这是论战时的夸大其词。正如世界现在看到的那样，通货膨胀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支出刺激措施和全球供应链危机。诚然，如果央行足够耐心和足够独立，它们可以称心如意地制服长期通胀率。但如果全球经济继续遭受重创，那它们能走多远就不清楚了。目前的高通胀有一个好处，这就是高通胀可能会迫使政治家们再次意识到，不要把低且平稳的通胀水平视为理所当然，央行必须获得实现其核心使命所必需的自由和专注。至于央行行长们，他们应该更加开放地使用新工具，如使用无限制的负利率政策来对抗严重衰退，这些工具可以有效帮助行长们抵御政治压力，不在经济过热时仍保持较低利率。无论美联储能否在当前危机中实现“软着陆”，它在未来十年面临的挑战都将比疫情前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