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动员是现代政党影响社会关系与推动政策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治理方式。20世纪以来，社会动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驱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客观上要求中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优化社会动员方式，充分运用市场、法治及现代传播手段，提高社会动员的亲和性、灵活性与有效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以政策供给、经济激励和新兴媒体条件下的宣传引导为代表的软动员方式，正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充满潜力的现代治理方式。
标题注释：南京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课题“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研究课题”(2015200145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不断发展和完善。经过30多年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深刻复杂的社会问题。深处变革和转型洪流的当代中国，尚未突破的现代性问题和逐渐形成的后现代问题相互交织，治理风险多样化、风险主体多元化、风险关系复杂化并存，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20世纪以来，社会动员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的形势下，社会动员不仅是克服急难险重问题的有力做法，也是破解多重约束下的常规政策目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作为专用术语出现的社会动员，由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1961年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社会动员的理解大致有三种主要方式：即现代化过程、集体行动、现代治理方式。以多伊奇为代表的现代化过程说强调社会动员推动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展变化的作用;集体行动说从政治体制更新和改进的角度进行理解，把街头政治、革命等一干概念都涵盖进来;治理方式说强调了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的相似性，阐述了社会动员在政治体系内的作用。这些思考为我们从政治视域理解社会动员提供了重要启发。
第一，社会动员是多元主体寻求利益聚合的过程。社会动员在本质上就是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过程，是动员主体有效传播其价值和主张引导社会参与的过程。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规模庞大、利益分化的社会里，采取一致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动员过程就是多元主体在互动中寻求利益聚合的过程，是通过凝聚共识达成社会参与的行动一致，是一种价值重构或重新解读的过程。
第二，社会动员是指向特定目标的制度内政治行为。社会动员是在既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一种制度内行为，主要发起者是政治体系主体，如政党、政府等。这一类的社会动员通常是建设性的、含有政策目的自上而下开展的政治行为。简言之，社会动员是政治主体通过调动所掌握的市场、文化、行政等资源，实现特定具有政治意涵的经济社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动员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推动因素，但仍属于体系内政治的范畴。
第三，社会动员受到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动员形态与动员主体和客体自身的价值属性、利益倾向相关，并受人们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动员由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方式、动员目标、动员环境五个基本要素组成。成功的动员应具备有效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支持、有力的组织领导、有效的精神激励、高效的组织运行，需要动员目标清晰、动员主体有力、动员对象明确、动员方式妥当以及与动员环境契合。
在过去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广泛社会参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也是克服物质匮乏和制度不完善、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近代以来，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强大的动员能力是确保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联合工人农民，建立统一战线，体现了1894年创办兴中会之后30年艰辛探索的认识。然而，真正把社会动员运用为一种娴熟高效的政治手段，还应属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总体而言，党领导下的社会动员可分为四个阶段，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任务和历史方位紧密相关。
(一)革命动员阶段：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苏俄先城市后农村革命道路影响，将焦点集中在城市，着力发动工人暴动。由于与中国国情脱节，动员方式与时代环境不适应，工人运动屡受挫折。李大钊和毛泽东较早认识到动员农民群众的重要性。1925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把工人与农民联系起来看待，这说明共产党人对社会动员有了思想认识提升。1925年12月至1926年2月，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长文《土地与农民》，首次把农民革命力量看作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新的群众基础。①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得出类似结论。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系统总结了彭湃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割据政权的思想，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专门论述了“抗日的政治动员”，深刻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②通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实践，毛泽东指导革命斗争的动员思想日臻成熟。
这段时期，社会道德体制、治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使得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同时拥有了开展建设的基础能力。③该时期的动员目标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要指向，社会动员依托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基础展开，包含革命军事斗争的全过程。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段：2013年至今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对西方社会中心论治理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民本”治国思想的超越，⑨蕴含了“中国智慧”，是向人类社会贡献的宝贵财富。国家治理是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⑩被称为当代中国的“第四件大事”。(1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着力于建设高效率、低成本、良法治、善治理、广参与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新的时代条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更加自觉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进行治理，推动治理型社会动员发展。笔者将这类动员称为“软动员”(soft mobilization)。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适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社会动员更好发挥治理作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助力现代化进程。
社会动员是互动主体关系的体现，受社会基本制度、历史任务和不同主体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影响。软动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必将随着时代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时期的社会动员通常遵循知情、平等、自愿、利益和价值导向等原则。动员过程照顾人们当下需求与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和可见性。在执政条件下，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向心关系。公权力由于自身特性，对执政党既有强大吸引力也有强大腐蚀力。社会动员是要保证社会成员理性客观看待基本国情和发展态势，参与制度化建设。
三 软动员的主要特征
基于对当代治理实践的观察，笔者认为发生在当代的社会动员是渐进式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互激荡和交融的结晶，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不断演进、调适和完善，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软动员是当代市场和法制条件下，顺应群众期待、注重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一致性和可见性的社会动员的统称。在社会治理中，软动员相对于传统动员更容易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接受。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动员对于破解各种社会阻力，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利益多元、诉求多样、开放包容的特点。传统动员方式在实现单目标动员时高效有力，但面对多目标、多阶段、复杂动员任务时显得力不从心，软动员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主张与社会需要的契合程度，即动员过程指向的目标是否真正符合动员对象的利益诉求，以及主张与行动的一致性。软动员更易获得群众理解和接受，同时，软动员具有治理与动员相结合的特点，与传统动员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动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同。传统动员把动员主体看作二元对立关系，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强制和驱动。软动员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相互形塑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共赢、协同共进，这与治理的特点十分相似。软动员主体表现出“嵌入型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特征，通过多元化的纽带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
其次，动员手段和方法不同。传统动员强调政治性，多采用行政命令、理论灌输、群众运动等方法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软动员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的优势，主要使用经济、政策引导、激励等方式推动实现政策目标，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特点。
再次，动员环境和背景不同。传统动员形成和发展于革命战争年代，适用于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效性和约束力较强，强调决策的权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软动员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加速发展时期，采用经济、政策引导等方式激励客体参与政策目标，较好发挥了客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适应于推动利益多元化、目标复合化的政策任务。
软动员是相对于行政命令式的传统动员而言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心理聚合与动员力度的合理运用。常见的软动员方法包括宣传引导、经济激励、政策供给等。软动员并非产生于新的理论建构，也不是一种新的理论假设，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是对当下社会动员实践的归纳和总结。
(二)软动员的主要特征
当前，常见的动员方式有行政命令、宣传引导、经济激励和政策供给这四种。其中，行政命令带有强制性、指令性、政治性等特点，属于传统动员。宣传引导在传统动员中经常使用，但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其形式和内容也不断演变，逐渐呈现出亲和性、通俗性、生动性的特点，成为由传统动员向软动员转型的代表方式。经济激励、政策供给使用市场、法律手段调节客体行为，属于软动员范畴。(见表1)
软动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而不断改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段，软动员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一种特色鲜明、作用突出、充满潜力的治理方式。与以往的动员方式相比，软动员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动员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动员客体的需要来决定;二是动员效果取决于动员客体的自愿选择;三是严格遵循法律框架和市场规律;四是主体行为受到客体反馈的影响。()
四 软动员的基本实现方式
对政党而言，以什么方式组织动员群众，反映了自身的现代化水平和价值指向。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2)作为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后发展大国，中国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积极重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动员机制，充分运用市场、法治及现代传播手段，努力增强软动员能力。
一是注重基层政权建设。数量庞大的公务员和基层党员干部构成了动员力的基础。任何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动员组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培养党的干部、提高其社会动员与协调能力，就成为凝聚社会、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
二是提高资源调用能力。“尽管权力不等于资源，但缺乏资源的权力往往是没有影响力的。”(13)这些资源包括土地、矿藏、企业、外汇、财政以及军队、警察、媒体等各方面资源。需要指出的是，扩大可调配资源，并不是要“与民争利”、抢夺资源，而应积极“放水养鱼”“做大蛋糕”，通过推动发展、扩大资源总量、实现优化配置。
三是培育现代公民文化。现代公民文化是守法、宽容、理性的多元参与型文化。公民文化可视为公民们在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与政治体系相符的公民文化可以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农村公民文化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须有节制的文化。(14)农村公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让农民成为公民，激发主体性，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为此，需注意调动农民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处理好政府治权、村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增强农民合作精神。
四是维护社会分配公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亲缘型社会，这种特征会使某些群体或个人凭借裙带关系或通过腐化手段获取资源，实现不当获利，造成社会报酬、奖励与社会贡献脱节，出现收入倒挂现象。(15)市场经济发育和制度不完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倾斜性，加剧了社会竞争并使社会阶层分化剧烈，由此带来发展不均衡和社会不满情绪积累。解决该问题的基础是健全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
五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中国政策过程的短板在政策反馈环节。当代中国，决策过程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进行利益要求输入，即“内输入”。(16)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互动机制，群众利益诉求不能及时反映给政府决策者。农民群体风险焦虑感强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他们缺少制度内途径来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又迫于政府风险压制力量，使得紧张与不满情绪在内心积聚，导致社会稳定风险。(17)为此，需赋予农民广泛参与权，注重规范程序、倾听民意、维护诉求和提供监管，尤其是返乡农民工群体更要予以关注。
六是增加农村文化供给。人类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文化积淀，是形塑社会群体共有习惯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动员可看作党领导下的社会成长过程。发展不是物质的静态增长，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的一致。社会秩序稳固性的基础在于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但带来动员的条件，也提供适当环境以形塑特定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他们构成了集体认同感产生的结构性基础。这种网络需要通过丰富而积极的农村文化供给来滋养。
为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要求。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也必然不同。实践表明，社会动员构成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必要条件，属于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有效治理方式。随着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变化，社会动员在治理实践中的形式和特点不断转型。通过对当下社会动员的观察和总结，笔者归纳出以政策供给、经济激励和新兴媒体条件下的宣传引导为代表的软动员方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软动员超越传统动员，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充满潜力的现代治理方式。
注释：
①《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③马克·赛尔登：《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253页。
④蔡志强：《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1页。
⑤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
⑥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⑦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7、351-354页。
⑨方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依据、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综述》，《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1期。
⑩俞可平：《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12月23日。
(11)桑玉成、刘建军：《第四件大事：构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和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新视野》2012年第6期。
(1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13)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14)阿尔蒙德·加布里埃尔、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7、18页。
(15)王振亮：《城乡空间融合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155页。
(16)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17)庞明礼、张风：《被动式城镇化的社会稳定风险：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陈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