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人：安刚(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目录
前言
一、勾勒“百日新政”，着重为进一步提振美国经济做准备
1.1 缩短的任务清单
1.2 有所收敛的偏激
1.3 市场的靠拢
1.4 “亲增长”的经济政策
二、遴选内阁成员，试图打造有执行力的班底
2.1 剔除三种人
2.2 打造“强势白宫”
2.3 “白”“右”“军”“商”
2.4 伸向国会山的手
2.5 新的政治家族
三、代言石油利益，美国能源政治向传统结构复归
3.1 调整能源发展重心
3.2 靠近化石能源产业的政府
3.3 推进“能源独立”
四、展现飘乎人格，挑动敏感问题进行测试
4.1 最值得注意的“画像”
4.2 “推特总统”
4.3 不可测性与可塑性
五、酝酿重构贸易和移民政策，“美国优先”意识将在对外战略现实当中得到反映
5.1 连通内外政策的基本价值
5.2贸易政策的重构
5.3 “贸易重整”将归于平庸
5.4 移民政策的收紧
六、重拾“以实力求和平”，亚太政策聚焦军力建设和对华竞争
6.1 复制“以实力求和平”
6.2 触碰亚太敏感议题
6.3 去“亚太再平衡”的再平衡
6.4 美俄关系改善将对亚太局势产生影响
6.5 以交易思维处理对华关系
结语
前言
2016年11月9日，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同时获得多数席位。从2016年11月9日到2017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职，特朗普及其团队在历时70多天的候任期里近乎疯狂地工作着，从人事、政策、舆论、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为接掌大权做准备。
其间，特朗普对中国议题的触碰较之过去的美国当选总统显示了更多的密集性和随意性，也展现了明显的交易思维，导致中国国内围绕特朗普当政后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感显著增加。不能不表示忧虑的一个前景是，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和对抗性行为方式占据主导，并且“零和”范式开始侵蚀曾长期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贸领域。
以下是对特朗普候任期种种言行和现象的观察报告，全部基于公开渠道信息梳理而成，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呈现给大家。希望它有助于人们对未来美国国运和中美关系走势作冷静思考，也能为关心中美关系的公众提供一个普及性的读本。
本报告分六个部分，力求系统、全面记录特朗普的执政准备工作，展望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脉络，但篇幅有限，必须着重介绍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难免挂一漏万、深浅不一，敬请谅解。
一、勾勒“百日新政”，着重为进一步提振美国经济做准备。
1.1 缩短的任务清单
2016年10月22日，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发表演说，公布了他如当选将在就职后百天内实施的旨在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新政”计划(100-day Action Pla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向选民立下“契约”。
2016年10月22日葛底斯堡演讲宣布的“百日工作”计划要点：
清除华盛顿腐败和利益勾连的六项政策措施：
(1)动议宪法修正案，规定所有国会议员的任期上限;
(2)除军队、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部门外的所有政府部门停止招聘新员工以削减开支;
(3)以后每产生一条新的联邦法规，必须先废除两条旧的;
(4)所有白宫和国会官员在离开公职后五年内不得担任政治游说者;
(5)所有白宫官员终身不得代表其他国家政府从事政治游说活动;
(6)全面禁止外国说客为美国的选举活动筹款。
保护美国工人的七项行动：
(1)宣布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根据该协定第2205条退出;
(2)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3)指示财政部长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4)指示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识别所有给美国工人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贸易活动，指示他们在美国和国际法律框架内穷尽一切手段，立即阻止这些贸易损害行为。
(5)取消总价值50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储备生产限制，包括页岩气、石油、天然气、清洁煤;
(6)取消奥巴马、克林顿政府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限制;
(7)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高达十亿美元的资助，将这笔资金用于修复美国水资源和环境基础建设。
上任第一天即采取的恢复安全和法治五项措施：
(1)废除所有奥巴马签发的违宪行政令、备忘录和总统令;
(2)启动联邦大法官遴选程序，从20人名单中选出一位接替已去世的斯卡利首席亚大法官;
(3)取消对所有保护非法移民城市的联邦资助;
(4)开始遣返超过200万的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若对方国家不愿接收，则取消向它们提供的签证便利。
(5)停止从有恐怖主义倾向且移民审查失效的国家接收移民，所有进入美国的移民必须接受终极审查。
与国会一道采取的立法行动：
(1)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减税和简化税法使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机会的经济计划。与之配套的还有贸易改革、宽松法规和取消美国能源限制等举措。商业税率从35%下调到15%，数以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海外资金以10%的速度回流;
(2)终止离岸法案，通过设立关税来抑制美国公司诸如将总部设到海外、产品返运回美国时避税并解雇美国本土工人的全球化行为;
(3)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通过税率优惠翘动公私伙伴关系、争取私人投资，从而推进一项为期十年、总额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4)学校选择与教育机会法案;
(5)撤销和替换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代之以健康储蓄帐户;
(6)可负担的儿童保障和老年人保障法案;
(7)结束非法移民法案;
(8)恢复社区安全法案;
(9)恢复国家安全法案。减少协防支出，增加军事投入，重建军力。为退伍军人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建立新的移民筛选机制，确保新移民支持美国人民和美国的价值观。
(10)反贪腐法案。清除不良风气，减少特殊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11月22日，已当选总统13天的特朗普发布视频，正式公布了经过提炼、删减的“百日新政”计划。这个版本在葛底斯堡演讲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涉及贸易、能源、基建、外劳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五大重点领域内容，相关基本可以通过总统签署行政令的方式就得到实施。而特朗普在竞选中做出的其它承诺，包括废除奥巴马医改、重谈北美自贸区协定、对美企海外利润争税、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筑墙、遣返非法移民、限制穆斯林移民、终止共同核心教学标准等，因必须提交国会审批或过富争议而未再加以强调。
2016年11月22日缩减版“百日新政”计划五大要点：
(1)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代之以“更加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
(2)取消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对开发使用页岩气、清洁煤的种种限制。
(3)研究一项确保美国国内基建安全的政策，防止美国的基础设施受极端势力袭击(2016年5月特朗普在美国页岩油主要生产地北达科他州发表演讲宣称，要进一步放开对石油生产的监管，提升油气产量，并废除奥巴马政府采取的限制水力压裂技术运用的措施);
(4)指令劳工部调查滥发劳工签证问题。(在共和党内初选辩论中，特朗普曾批评为吸引海外技术人才赴美工作发挥主要作用的H-1B签证制度，认为其对美国工人不公平。)
(5)限制政府和国会官员离开公职后加入游说公司。
美国驻华使馆对新任总统执政首个100天重要性的解读：
100天是总统的领导风格似乎令人耳目一新、权力影响力也往往如日中天的阶段。在100天内最大程度利用传统的良好意愿非常重要，所以新政府致力于在1月20日让所有白宫人员到位，并确定最重要150个职位人选，争取在8月前获得参议院批准。
总统过渡中心戴维·伊格尔斯表示，像以往的新任总统一样，唐纳德·告朗普很可能制定出一个详细的100天计划，以便他的政府在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日开始运作。历史学家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任职时，提出了100天的概念，作为衡量总统绩效的一个指标。(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2016年12月27日)
1.2 有所收敛的偏激
正式公布百日计划前后，特朗普及其侧近披露了一些附加信息，为百日新政中的经济调整争取理解和支持。2016年11月11日，特朗普重申谋求废除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全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利用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通过一个全面、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以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约束。11月16日，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表示，特朗普团队考虑设立一家“基础设施银行”，为美国的基建项目筹融资。
11月30日已确认将被提名出任财长的努钦透露的信息最具参考意义。他说，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持续的经济增长，美国可以达到3-4%的GDP增长水平;特朗普政府拟实施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将企业税率由30%降至15%，以创造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但不会对富裕阶层绝对减税。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努钦解释说，该法案太过复杂，抑制了借贷活动，特朗普政府将设法解除其中阻止银行借贷的部分。努钦并表示，未来几年美国将把利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目前利率已略微上调，这是合理的。
“沃克尔规则”：
历经三度推迟，以里根和卡特时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的名字命名的“沃克尔规则”(Volker Rules)于2013年12月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五大金融监管机构批准，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内容，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反对商业银行持有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严限金融机构规模，也即禁止银行利用自有资金从事交易活动，限制衍生品交易。一般认为，特朗普的“去监管化”金融改革将对“沃克尔规则”做出调整。筹集了200多亿美元私募基金的高盛集团一直站在请示放宽“沃克尔规则”的前列。不过，特朗普的监管改革特别顾问、艾康企业创始人和主要股东卡尔·伊钦(Carl Celian Icahn)2016年12月21日接受CNBC访谈时表示，“沃克尔规则”有可取之处，并不全盘反对监管。
特朗普本人更是提前启动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工作，并把施压重点放在精心挑选出来的分别代表汽车、家电、通讯行业的福特、开利、苹果公司上，并得到福特与开利的具体让步。苹果公司主要海外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着手研究在美国生产的可行性。2016年底，富士康自动化科技研究委员会负责人透露，该公司正采用多达40000部工业机器人，今后每年增加10000部，计划分三阶段取代生产线上所有员工。富士康已在弗吉尼亚、印第安纳州设有制造工厂。
特朗普候任期间为争取制造业回流所做努力：
2016年11月18日与福特汽车公司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通电话，福特确认取消把小型林肯休旅车组装厂迁移至墨西哥的计划，将该厂留在肯塔基州。(不过福特CEO马克·菲尔兹12月12日受访表示，该公司将小汽车生产地从密歇根州迁往墨西哥的计划仍将继续。)
11月21日与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通电话，争取该公司将生产线回迁美国，并承诺提供税收减免和放松监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12月1日走访位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Carrier)空调制造厂，宣布与该公司达成协议，开利放弃工厂移至墨西哥的计划，把800个工人岗位和300个总部研发岗位留在美国，开利将为此获得7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承诺。特朗普并扬言对执意寻求海外代工的美国企业将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他们选择离开，他们会在边境上被征收重税”。
12月6日会见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CEO孙正义，孙承诺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并创造5万个新工作岗位。
12月14日与苹果、Alphabet、甲骨文、英特尔、微软、特斯拉、PayPal、亚马逊、硅谷、大数据等硅谷高科技企业一把手集体座谈，除缓和双方在竞选期间高度紧张的关系外，重点讨论了就业、技术移民、中国、网络安全等议题。
2017年1月8日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披露今后三年拟斥资10亿美元改建密歇根州沃伦市的一家工厂用于生产两种新款JEEP SUV，改建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厂用于生产JEEP皮卡，总共创造2000个新增就业岗位。对沃伦的投资将确保该公司把设在墨西哥的重型皮卡生产线转移回美国。
1.3 市场的靠拢
对于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美国股市和美元指数一度陷入恐慌式跌落，但数个小时后便发生V型反转进入暴涨轨道，债券市场则因收益率猛增而遭遇大量抛售。这些表明，美国市场对特朗普的减税、基建和放松监管政策抱有期待，对相关政策将推高经济增长连带通胀上扬也有预期，市场避险情绪下降。
12月15日，美联储12月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从0.25%-0.5%调升至0.5%-0.75%，这是美国一年来首次加息、十年来第二次加息。预计2017年加息三次，比9月会议时预计的两次多一次。促使美联储最终做出加息决定的主张是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劳动力市场改善消除了最后一道障碍，但也与特朗普当选及其释放出的经济信号有直接关联---特朗普拟实施的政策措施推高了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期。美联储此次加息决定和对2017年加息次数预测的调整可被视为其对在竞选期间就誓言上台后立即引导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的特朗普的主动“靠拢”。
1.4 “亲增长”的经济政策
可以看出，经济政策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在候任期雕琢的重点，释放的信号也最为明确。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通过“亲增长的”税改(降低公司税率)、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加息、放松金融监管和吸引制造业回流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这或许能在特朗普就职后的一年内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并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加速贬值和资本进一步外流。但另一方面，为抑制泡沫，特朗普又将终结已持续八年的货币宽松周期，这将增加美国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复杂性。
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自相矛盾、难以持续的含混组合，有关措施的综合使用势必加剧财政赤字和通胀风险(已有美国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国债将在特朗普第一个四年任期之初就突破20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将达30万亿美元)，提高借贷成本，并导致美元币值冲高回落，而这些现象最终将导致失衡，颠覆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经济增长推高到4%左右的目标。如果特朗普是个识实务、听建议、知调整的领导者，那么他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在第一任期的后半段开始向中性回调。
从更广义范畴看，特朗普即将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实是在变相吃奥巴马刺激经济复苏业绩的“老本”。他从奥巴马政府手中继承的“经济遗产”其实比较虚弱。美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已连续九年增长，但增幅始终缓慢，2008至2015年GDP平均增长率2.1%，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的2.26%，同时接近充分就业，按照经济周期律在今后两三年内重陷衰退的压力正在增大，面对这样的情况按传统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那样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都难立竿见影，特朗普恐怕更没有多大空间创造重振美国经济的“奇迹”。
特朗普从奥巴马手中继承的“经济遗产”：
1、奥巴马执政八年，为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实现真实复苏奠定了基础，2008至2015年GDP平均增长率2.1%，失业率从2009年12月的10%降至2016年11月的4.9%，累计创造1400多万个新就业岗位，但复苏成果并未真正惠及中低层民众，工人薪酬几乎未见增长，2009至2015年间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据了52%的社会总收入。
2、奥巴马政府对金融行业实施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最严厉的监督与管制，美国大小银行不得不把大量人力和财务资源投入应对政府监管，借贷市场失去活力，银行业利润急剧下滑。
3、奥巴马政府救助汽车产业和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效，但实际效果远不如预期。
4、大政府和医保改革耗费巨大公共开支，导致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和债务负担更加积重难返，国债从2008年9月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16年12月的19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为107.6%。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撰文指出，到2020财年，联邦政府要为偿还国债利息筹集81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政府预算的1/10。
二、遴选内阁成员，试图打造有执行力的班底。
2.1 剔除三种人
贯穿特朗普候任期始终的，是他与共和党各派系协调精心遴选执政班底的过程。截至2016年1月9日，特朗普团队公布了30多人的任命提名，涉及白宫团队、内阁班底、驻外使节和几个关键政府部门副职，其中包括13名内阁一把手，15名阁员当中仅剩农业部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尚未明朗。
从这些阁员和幕僚的遴选过程可以看出，相较于往届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执政班底的设计搭建工作更加紧锣密，是精心进行的。他们有意拖长这个进程，并且不断向媒体披露各种人事提名的人选考虑和优先排名，以试探、收集社会反应，激发共和党内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折冲。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团队剔除或雪藏三种人：政治和外交立场过于温和甚至与民主党趋同的人(比如打消提名斯蒂芬·哈德利为国务卿或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考虑)，曾与特朗普有直接竞争关系且公开发生过骂战或在2016大选中公开站队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精英(比如放弃对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国务卿提名)，在共和党内争议过大、树敌过多的人(比如放弃对极右翼职业外交官、曾在小布什时期短暂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的国务卿、常务副国务卿提名)。
2.2 打造“强势白宫”
通过遴选阁员，特朗普团队试图释放两个主要信号：第一，对总统的忠诚度和对白宫决策的执行力是人事遴选工作的最优先考虑;第二，新的白宫团队和内阁班底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行政经验，但普遍拥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团队管理经验和个人成功史，将是一届勤勉、敬业、执纪严格的政府，力争干出一番事业来，兑现“百日承诺”。
特朗普的组阁过程反映出白宫决策运作和机构调整的动向，显示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强势白宫”的心迹：
首先，最先公布的三项人事任命分别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利巴斯、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此三人在日常最接近特朗普，分别统筹白宫日常运行和与国会共和党团协调、总统治国方略制订(侧重政治、移民等国内政策)、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相关任命均可由总统直接决定，无需提交国会参院批准，构成今后美国真正的战略决策核心。
其次，调整了白宫机构设置。新增首席策略师职位，以加强总统统筹国家顶层设计的能力。在现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国内政策会议(DPC)之外新设国家贸易委员会(NTC)，以及国际谈判特别代表新职位，与原有的商务部下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制定、实施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强化总统对制造业振兴减少外贸逆差的直接领导。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原集中在贸易代表手中的权力将被稀释。
第三，白宫国安会由退役陆军中将弗林掌管，一改过去27年来此项职位多由文官或国务卿转任的作法。自1989年以来的八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当中，只有斯蒂芬·哈德利具有职业军人背景。弗林有30多年直接从事军情工作的履历，将会致力于通过增加编制、提高预算等手段强化白宫国安会的实际职能，甚至有可能将国安会职权从制定计划扩展到执行层面。
特朗普内阁团队(提名，截止2016年1月4日)：
(1)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58岁，生长于印第安纳州哥伦比亚镇，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麦金尼法学院。2013年1月任印第安纳州州长。踏入政坛前当过律师、电台主播;2000年当选国会众议员，2009-2011年任众院共和党团主席。强硬的社会保守派，共和党建制派，但支持“茶党”运动。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实施了该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减税政策，扩大教育基金，大幅增加了该州预算盈余。通过了限制女性堕胎和反同性恋权益的法案。在移民和自由贸易政策方面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不赞成排斥外来移民和设立贸易壁垒。对自己的定位是“有原则的思想家”，强调他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是保守派和共和党人。
(2)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58岁，退役陆军中将，有30多年的情报工作经历，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任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局长，辞职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对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战争说了实话”，Flynn的前同事则说他被解雇是因缺乏管理能力和领导技巧。特朗普竞选期间任其军事和安全政策顾问。也是一名对“政治正确”不屑一顾的争议人物。因过分粗鲁批判伊斯兰和相信“阴谋论”而闻名。曾错误地声称伊斯兰教法正在美国蔓延、美国正处在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战争中。2015年8月接受阿拉伯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奥巴马政府可以有效地减少恐怖组织，但是“伊斯兰国”不会被消灭，同时指出美国政府早在2012年就获得情报，叙利亚反对派的部分分支有可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国，但为孤立阿萨德政府，美国依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多个组织，其中就包括目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2016年11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表示，美国应当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与普京保持建设性关系，“普京将是美国在某些事情上的可靠伙伴”。曾称“中朝是激进主义盟友”。主张重塑美国军队，支持建造更多海军舰只，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军力表示担忧，关注中国海军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
(3)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44岁，目前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人。曾因没有抵制特朗普而遭批评，后又因说服党内反对者、推动特朗普成为当选总统受到称赞。
(4)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63岁，竞选团队CEO，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前主席。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哈佛商学院。曾为海军军官和高盛银行家。特朗普政治盟友、极右翼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有“美国最危险政治人物”之称。他以让布莱巴特新闻成为“另类右翼的平台”为荣，他的网站是各种仇恨言论的交流中心。被视为体制内共和党的对手，众议院发言人保罗·瑞安的尖锐批评者。
(5)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Tillerson)。64岁，在得克萨斯州乡间长大,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即加入埃克森石油公司，从事上游业务。2006年起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董事长兼CEO，兼任CSIS董事会成员。美俄商业理事会董事会成员，1999年与普京相识。2013年被普京授予“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Order of Friendship)。曾资助小布什、罗姆尼的竞选活动，本届大选中仅向杰布·布什捐过款。在美孚任职时不认可对俄制裁，称制裁“除非全面实施不会有效”。支持能源国际贸易，认为全球能源市场是美国能源安全的保障。支持TPP，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太支持能源替代战略，表示“我们还不会耗尽石油资源”、“能源独立不可能实现”，也怀疑气候变化受排放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主张应对气候变化必须考虑成本及“仍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反对奥巴马在中东的安全政策，主张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政策，支持扩大中东驻军规模并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
(6)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66岁，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2010年8月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Commander of U.S.Central Command，2013年3月因不支持奥巴马中东政策被迫辞职。鹰派，绰号“疯狗”、“武者”之称，有“最像巴顿将军的人”之称。在伊朗问题上与奥巴马政府意见相左。因仅才退役3年，其国防部长任命需获国会特批(美国法律规定，退役军人需在退役至少7年之后才能出任防长)。
(7)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John F Kelly)。66岁，退役四星将军。曾在军中服役45年，1970年参加海军陆战队，1976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后被授予少尉，2011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助理。2012年11月至2016年1月任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在任期间主管美军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军事活动和联系，包括备受争议的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曾就边境安全问题发出警告，经常参与协调美国打击毒品和人口贩运、反恐以及人权等方面的工作。其子罗伯特中尉2010年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期间阵亡，使凯利成为在反恐战争中失去亲子的美国最高职位军官。
(8)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52岁，西点军校毕业，堪萨斯州国会众议员，曾长期在私营企业经商，共和党“茶党”运动参与者。反对关闭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是伊朗核协议的尖锐批评者。关注网络安全，赞成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众数据收集，呼吁对“叛国者爱德华·斯诺登”判处死刑。反对伊朗核协议，主张“美国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手段确保不被敌人、竞争对手甚至合作伙伴攻击”。
(9)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53岁，特朗普竞选团队财务总监。曾任高盛公司执行副总裁，在高盛任职17年，后升为合伙人。其父也曾在高盛供职超33年，亦为合伙人。离开高盛后将目光转向好莱坞，成为电影投资人，在经营对冲基金的同时投资大片拍摄(如《萨利机长》、《美国狙击手》、《泰山传奇》)。此前无任何从政经历。不是共和党人，但对民主、共和两党都表达过支持，曾多次捐款给希拉里，捐助过奥巴马。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联邦政府希望保住印地麦克银行，他将其收购，并力挽狂澜扭亏为盈，由此被誉为“重组之王”。华尔街普遍的共识是努钦过去几十年的华尔街经历将会促使他放松金融监管。不过，他可能不会帮助陷入困境的大型银行，而是更集中于支持区域性银行。被提名后公布了自己的一些政策理念，明确表示“将企业税率由30%降至15%将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将是里根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
(10)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盖里·科恩(Gary Cohn)。56岁，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在高盛任职25年，此前在大宗商品部门工作。曾公开表示，在世界其他主要央行仍维持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将导致美元继续升值，威胁美国出口，损害美国国内就业。特朗普在就提名科恩的声明中表示，作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将帮助新届政府起草经济政策，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并阻止企业外迁。
(11)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49岁，南卡莱罗纳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茶党”背景，在自三届众议员任期中不遗余力倡导削减政府支出。2011年美国濒临违约时参与了与民主党的财政提案谈判。2013年“政府停摆”也与他有关，当时Mulvaney极力要求延迟奥巴马医改法案，并缩减对医改法案支出，两党僵局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停止运作16天。共和党内部保守组织“众院自由党团”(House Freedom Caucus)创始人之一，他领导这个组织迫使共和党大佬John Boehner辞去众议长职务。极力反对扩张赤字，推动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鹰派”。特朗普在提名邮件中称，“目前美国有接近20万亿美元债务。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领导者，Mick Mulvaney知道如何负责任的管理政府财政，他知道如何把美国赤字中拯救出来。”《纽约时报》认为，在特朗普表示将大规模财政支出刺激经济时，选择一名反建制、反赤字人物负责OMB，意味着其经济团队中加入了一位财政开支方面的强硬派人物，而这个经济团队可能在理念上存在冲突，重大决策上出现分歧。
(12)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79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精通杠杆收购，亿万富豪投资人，有“破产重组之王”之称。福布斯数据显示，罗斯的净资产为29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曾帮助特朗普管理濒临倒闭的泰姬陵赌场。2002年，他的公司在西弗吉尼亚州收购了一家煤矿，几周后该矿发生爆炸事故致12人死亡。在贸易问题上与特朗普立场接近，抨击美国的海外贸易协定，曾表示任何贸易协定都需要从结构上精心设计，使其造福于美国，美国必须“将自己从糟糕的贸易协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3)商务部副部长托德·里基茨(Todd Ricketts)。47岁，家族财力雄厚，拥有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的芝加哥小熊队。其父创立了美国五大在线券商之一亚美利交易控股公司(TD Ameritrade Holding Corporation)。
(14)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69岁，当过律师，1981年至1993年期间任阿拉巴马南区联邦检察长，1996年当选联邦参议员，目前是他第四任期。在法律、卫生、房地产以及公共事业领域贡献显著，拥有一家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一家煤矿公司。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2016年2月就公开支持特朗普，成为首个背书特朗普的在任参议员。作为参院移民小组委主席，还担任了特朗普的移民问题顾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特朗普颇为相似，曾称颂特朗普是“最终能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人”。路透社文章说，Sessions反对通过任何形式给予非法移民公民资格，也非常支持在墨西哥边界建墙。
(15)劳工部部长安德鲁·普斯德(Andrew F Puzder)。66岁，连锁快餐店总经理，旗下快餐品牌包括“卡乐星”和“哈迪”。猛烈抨击政府监管，强烈反对最低工资相关法律及“争取15美元”运动，指责奥巴马医改增加劳动力成本，认为餐饮业的衰退是政府强制行为。
(16)能源部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66岁，毕业于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曾在军中服役。曾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得州众议员，1989年转投共和党，1991年至1999年任得州农业部长，2000年至2015年接替当选总统的小布什任得州州长，三次成功连任，是该州历史上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质疑气候变化、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相信圣经绝对正确。曾参加2012、2016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初选，后失败退出。
(17)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Tom Price)。62岁，矫形外科医生，乔治亚州6任共和党众议院议员，2015年任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企图通过预算手段取消对“计划生育”项目的资金支持。反对女性健康计划，抵制堕胎行为。坚决反对奥巴马医改，提出废除奥巴马医改的具体举措。曾在2011年表示：“医改的目的是提高可得性、支付能力、质量、响应能力和创新，而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做不到任何这一点。
(18)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尔森(Ben Carson)。65岁，他的妈妈一共有24个孩子，从小家境贫寒。和他的一个兄弟在底特律长大，随后迁移到波士顿，偶尔需要依靠食品券和其它救济项目。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小儿神经外科供职30年，已退休。没有从政经验。2015年5月4日宣布参加总统大选，在共和党初选中曾与特朗普是竞争对手。2016年3月退出选举，一周后为特朗普“背书”。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名黑人部长。卡森在任命声明中表示，他感到他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通过强化那些最需要改善的社区。要加强国家的每一个方面，并确保国家的住房需求被满足，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年度预算为470亿美元。抨击政府福利政策，呼吁私人慈善机构肩负福利需求。
(19)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女，华裔，Elaine Chao)。63岁，美籍华裔。“船运大亨”赵锡成(现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的女儿。曾任小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交通部副部长，在新闻集团、富国银行、英格索兰公司和瓦尔坎材料公司担任过董事。丈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肯塔基州国会参议员，2016年11月连任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朗普曾在竞选时表示，计划投入5500亿美元(约3.8万亿元人民币)升级美国交通网络。赵小兰将主导这项计划。赵小兰和她的家族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如赵小兰主导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进一步为中资参与提供想象空间。
(20)教育部部长贝齐·德沃斯(女，Betsy DeVos)。58岁，安利销售公司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德沃斯的儿媳。据福布斯估计，其家族净资产达50.1亿美元。德沃斯的兄弟埃里克·普林斯是黑水安保公司创始人。主张推动择校制度，这一制度将使学校之间有竞争，也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推崇学券制度(School Voucher Program)。就是政府向学生发放学券，而学券的金额就是政府所补贴学生的金额。学券制度与择校制度所带来影响相似，都是会引入学校的市场竞争，学校想要运营下去，并有盈利只有通过竞争吸引更多的学生。共同核心标准课程(Common Core standards)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学术知识，让美国保有一定的竞争力以及教育的一致性而制定的教育规划，但特朗普并不认同，因其很大程度上让一些政客和相关产业公司中饱私囊。DeVos对特朗普这一主张的态度含糊不清，未来可能用一套与共同核心课程差不多的课程，来取代使用充满争议的共同核心标准课程。
(21)环境保护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48岁，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否认气候变化，关于科学证据显示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变暖的说法，普鲁伊特于今年5月表示：“下这种结论为时过早，科学家们对全球变暖的程度和广度以及是否与人类活动相关仍存在分歧。”环保组织称普鲁伊特是化石燃料行业的“傀儡”。长期反对环保署，认为其管理存在非法和越权行为。曾参与28州对环保署的司法诉讼，要求终止奥巴马政府控制燃煤火电站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计划”。
(22)小企业管理局局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68岁，文娱圈高管。几十年来一直与丈夫兼创始人文斯·麦克马洪在美国运营摔跤联盟，现被称为世界摔跤娱乐公司(WWE)，据福布斯统计，其净资产为10亿美元。曾花费数千万美元参加参院竞选，却被康涅狄格的选民拒绝。向特朗普竞选活动及特朗普基金会捐助了数百万美元。媒体质疑她并没有支持或运营小企业的经验。
(23)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哈蕾(女，Nikki Haley)。44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全美最年轻的州长，也是南卡州首位女性州长及首位印度裔州长。因签署移除州议会大厦的南方邦联旗法案以及在处理2015年查尔斯顿市黑人教堂大规模枪击案时表现出的领导力而受赞扬。共和党初选时支持马尔科·卢比奥，曾在递交到共和党的针对2016年一月国情咨文的回应中抨击特朗普。
(24)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70岁，艾奥瓦州州长。1983年第一次担任州长，连续当了4届共16年州长，直到1999年被民主党人取代。2010年再次出马竞选，在64岁时重新成为州长。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州长(仅次于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布也是共济会(Freemansons group)会员。布与特朗普关系密切，频繁为特助选，其子担任特朗普在艾奥瓦州的竞选团队经理。特朗普称赞布兰斯塔德说：“没人比他更了解贸易。他是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之一。”对华友好，为中国进口大量艾州大豆而带有浓重的“感谢中国”情结。与习近平主席相识多年。1984年布兰斯塔德州长携夫人应邀访问河北省。1985年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的习近平率团首次访问艾奥瓦。2012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再次访问艾奥瓦。2015年9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访美前夕，新华社对布兰斯塔德州长进行采访，布表示，“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美，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希望他此次访问成功且富有成果”。
(25)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David D.Friedman)。57岁，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律师，特朗普多年密友。为特朗普集团工作了15年，并在竞选期间担任特朗普团队的中东问题顾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过去数十年来一直位于特拉维夫。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誓言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考虑把大使馆搬迁工作作为优先工作事项。如若实施，这将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外交政策的重大逆转。而弗里德曼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对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表示支持。
(26)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67岁，经济和公共政策学者，现为尔湾加利福尼亚大学保罗·梅拉吉商学院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三次竞选加州公职失败。2016年任特朗普竞选团队政策顾问。著有《致命中国：与龙冲突》(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与安一鸣Greg Autry合著，安一鸣同为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参与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管理权交接工作)、《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世界的意味》(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特朗普团队声明表示，国家贸易委员会将负责一个“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 Hire America)计划，促进基础设施和国防等领域的就业机会;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总统规划贸易和工业政策，研拟能减少贸易赤字、提升经济和减少工作机会流失海外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曾说：“几年前我读过彼得关于美国贸易问题的一本书，他那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
(27)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尉，1998至2005年先后作为路透社、华尔街日报记者派驻中国，负责能源、环境、贪腐及SARS问题的报道，与执法部门有过摩擦。2010年退役前在伊拉克、阿富汗执行任务。曾与时任驻阿联军情报主管的弗林合作撰写由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的重要报告《修理英特尔》(FIXING INTEL)，指责美国“情报机构不能回答一些关于美国以及盟军部队运作环境的根本问题”，建议设立联合实体“信息中心”。
(28)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曾在里根时期任美国贸易副代表，享有大使衔，此后长期以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合伙人身份为美国重型工作和农业代言。政治上属共和党极端保守派，有“贸易鹰派”之称，在里根政府任职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与日本进行贸易战而闻名。在对海外公司征收惩罚性关税方面拥有30年的工作经验。
(29)驻日本大使威廉·哈格蒂(William Hagerty)。57岁，田纳西州生人，职业咨询师和经理人，共和党建制派，就职于波士顿咨询集团期间曾派驻东京3年。小布什执政期间曾为总统提供经济方面的政策建议，2008年米特·罗姆尼竞选期间任其筹款负责人，2011至2014年担任田纳西州政府经济和社区发展部门的负责人。2016大选初期支持杰布·布什，布什退选后转而支持特朗普。
(30)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73岁。1989-1999年、2011-2016年间任印第安纳州联邦参议员。曾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任美国驻德国大使。2014年因支持美对俄制裁被俄方列为不受欢迎者禁止入境。与麦凯恩关系密切。支持加强枪支管理，赞同税收制度改革，反对同性婚姻，对俄罗斯极为反感。
(31)证券管理委员会(SEC)主席华特·克雷顿(Walter Clayton)。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纽约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Cromwell)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客户提供并购及筹募资本建议。
2.3 “白”“右”“军”“商”
不难看出，特朗普的内阁组建工作具有浓重的“白”“右”“军”“商”色彩。
所谓“白”，是绝大多数成员为白人，亚裔、非裔、拉丁裔高官凤毛麟角，部门女性一把手迄今只3人，而对华裔女性赵小兰的交通部长提名也有利用其丈夫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打通国会山人脉的政治考虑。且团队年龄骗大，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65岁以上者已有12人，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更已79岁高龄，以至于特朗普不得不同时提名一位年龄不到50岁的商务部副部长。
所谓“右”，是共和党极端保守分子多，像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国防部长马蒂斯、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马尔瓦尼、中情局长蓬佩奥、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格，都是在军备、移民、中东、伊朗、贸易等不同问题上持激进立场者，秉持陈旧的地缘政治观，与共和党主流意见相左或保持距离。
所谓“军”，是退役将领和有过军中服役经历的人比例偏高，特别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两个关键岗位同时由退役军官出任极为罕见，内阁当中也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同时出现两位军人部长。近些年由文官出任国防部长的惯例被打破，已获防长提名的马蒂斯是参加过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将成为“最接近实际战场的国防部长”，但若要打破退役不满7年不得出任防长的规定获得参院批准必须得到特殊豁免。
所谓“商”，是华尔街、石油、军工利益集团背景突出，富豪众多，还有数位擅长投资、收购、重组的商界精英，如均顺利上任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阁员总身价最高的一届政府。“高盛”是特朗普组阁过程中闪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关键词。高盛在历史上为美国培养、提供了大量政经高官，但受金融危机和2010年欺诈事件影响，奥巴马执政期间高盛系被排出华盛顿政治圈。特朗普重启了任用高盛人的“传统”，财政部长努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都曾为高盛工作，科恩更将直接从高盛副总裁位置上转岗，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从高盛管理层走出来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筹款负责人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也是高盛人，可能出任副财长。这意味着华尔街与美国权力中枢的关系将得到恢复，与特朗普决心放松金融监管的政策方向也相吻合。
特朗普的国务卿提名在徘徊了近一个月后锁定世界最大私营石油天然气生产商也是全球最大上市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蒂勒森。该提名引起美国外交界哗然，因蒂勒森无任何外交经历，美国国务院将在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外行”主管。但蒂勒森最鲜明的个人特点是工作作风强悍和能言善辩、擅长商业谈判，这种能力是可以触类旁通到外交场上的。真正需引起重视的是，对他的提名反映了特朗普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外交班底直接服务于其抓内外经济事务的执政思路。蒂勒森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上游”业务的经历和与俄罗斯的特殊商业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其国务卿任上处理中东、俄罗斯、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立场和风格。
特朗普迄已提名的驻中国、以色列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均与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微妙的政治渊源，是典型的“政治任命”，至少有两人(驻中国、以色列大使)遇重大问题时可把电话直接打到椭圆型办公室。在美国遍布全球的利益中，特朗普团队优先确定这三个方向的利益代表，意味着中东、亚太、国际秩序架构将是其外交着力点。
在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人事特点有其必然性，与特朗普长期经商的个人偏好也是分不开的。然而直至正式就职，特朗普团队看似认真细密的人事遴选工作并不能减弱人们的猜疑和担忧。过度的“白”、“右”、“军”和高龄化究竟是为了实施政纲有意为之，还是反映了剔除那些党内反对者和温和派之后无人可用的尴尬，遴选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党内不同派系的争斗而有过交易?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究竟是像小布什时期那样真正由总统直辖，还是被右翼劫持?这样的班底执政后是将回归精英政治的本色，还是过度自信、鲁莽偏执、意气用事而不断招致事端，亦或出现非专业化的决策遭遇中下层专业官员抵制的情况?目前仍不能有所定论。除核心团队成员外的约4000名高级官员和驻外使节任命、更换工作要延续到2017年4月才能基本完成，未来特朗普政府的运行特点还需继续观察。
2.4 伸向国会山的手
在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同时取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在众院换届选举中，共和党赢得239席，虽比上届少8席，但仍比半数(218席)多21席，民主党取得192席，增加4席。在参院，共和党赢得了34个改选席位中的22席，在参院占据52席的多数优势，民主党拿下12席，占47席。虽然共和党一举实现了府院完全执政(上一次是在2000年小布什赢得大选时，再上次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时)，有利于缓和奥巴马时期因两党对立而尖锐得无以复加的政治撕裂，但并不等于特朗普就将在华盛顿一往无前、旁若无人。
特朗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像是一个借共和党之壳成功“上市”的“重商党”人。特朗普在废除奥巴马医改、减税、移民、劳工权利、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与传统共和党人趋同，共和党对借特朗普执政推进小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寄予希望，但在贸易、反恐、严限穆斯林入境、美墨边境筑墙、对俄关系等问题上的态度与共和党建制派相去甚远，本次大选初期曾有12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占共和党在参院总议席的1/5强)曾公开宣称不支持特朗普，众议长保罗·瑞安也曾在特朗普录音门曝光后宣布收回对他的支持，2016年9月联名反对特朗普的75名退休外交官与国务院资深官员当中也有不少共和党人。尽管共和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但该党长期以来不断加深的内部分化、混乱和群龙无首问题仍然存在，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暴露出来的对美国民主自由传统价值的蔑视和对威权政治的本能兴趣以及执政纲领的大面积语焉不详和在具体操作上不可避免的细节矛盾也使他与共和党人保持着距离。特朗普发出的解决华盛顿政治腐败、端掉离职官员充当说客饭碗的誓言亦并非只针对民主党人。
特朗普在2016年11月11日接受CBS《60分钟》栏目专访时表达了利用共和党完全执政优势快速推进“一些事情”的愿望。他启用共和党建制派背景的彭斯作他的副总统，任命保罗·瑞安的政治密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显示了希与国会合作从而追求总统权力最大化的态度。但未来四年美国的府院关系可能存在“定时炸弹”，特别是在特朗普采取与宪法精神相抵触的行动时，而特朗普对内阁成员的任命将首先成为其必须跨越的国会门槛---已有多位民主党参议员声言不会支持向退役才刚3年的马蒂斯提供通往国防部长宝座的豁免，另外两名面临民主党人甚至部分共和党参议员抵制压力的内阁人选分别是与俄罗斯关系特殊的蒂勒森和有过种族歧视言论的塞申斯。
2.5 新的政治家族
围绕在特朗普身边影响他的思维和决策的另一支力量是他的家族成员。特朗普就职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Melania Knauss Trump)将暂不入住白宫，留在纽约陪10岁的小儿子拜伦(Barron Trump)继续上学，而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 Jr)和长女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Marie Trump)及其丈夫、年轻的房地产开发商贾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将会在华盛顿随时向特朗普提供协助，这三个人都已在特朗普竞选和候任过程中显示了相当的政治潜力和实际作用，并且不回避在特朗普会见国内外要人时陪伴左右。他们是外界趋近特朗普的重要牵线人。
尽管美国舆论对特朗普当政后其家族染指美国政治、相关商业利益从政治运作中得利表达了担忧，特朗普仍坚持于2017年1月10日宣布任命女婿贾瑞德•库什纳为“不拿工资的”白宫高级顾问，负责在经贸领域和中东事务方面提供建议。同时，特朗普仍未放弃以某种方式将小唐纳德和伊万卡纳入执政圈的打算。他也委托小唐纳德·特朗普、次子艾瑞克·特朗普(Eric Frederick Trump)与贾瑞德•库什纳一道通过保密信托(Blind Trust)打理以40亿美元计的庞大家族资产。可以预计，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家族避嫌和商业利益勾联问题将始终是舆论指责和监督他的重点方向，但如果特朗普的总统当得不坏，美国一个新的政治家族将就此诞生。
三、代言石油利益，美国能源政治向传统结构复归。
3.1 调整能源发展重心
能源将是特朗普执政后对“奥巴马遗产”颠覆最多的领域之一，两个基本特点已浮显：一是奥巴马时期的能源政策面临重大调整;二是石化能源巨头对华盛顿的影响力达到空前程度。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以刺激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安全为核心目标，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使用清洁能源，大力鼓励新能源开发利用，推动美国摆脱对海外原油的过度依赖实现“能源独立”，计划于2025年将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减少三分之一。为此，奥巴马政府2009年推动通过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向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先进能源制造方面投入230亿美元;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车和节能型汽车的研发使用;2015年8月公布了基于清洁空气法案的清洁能源计划，要求在2030年将美国国内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2%，环保署配套发布甲烷排放新规，要求美国油气公司在未来十年将石油和天然气中的甲烷排放量减少到40%至45%;2015年11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了到2025年时把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至比2005年的水平低26%至28%的“核心承诺”(这项承诺包括在2025年前将美国石油天然气和甲烷排放量较2012年水平减少40-45%);2016年11月颁布了《2017-2022美国海上石油天然气产销计划》，维持对阿拉斯加外海的北极圈原油和天然气开发计划实施限制的决定，此外还通过激进的可再生燃料标准(RFS)，要求扩大使用农作物原料生产清洁能源。
在奥巴马能源政策的驱动下，美国的能源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用较短时间摆脱了对进口原油的过度依赖，改变了世界能源供需结构。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果进一步扩大，本土原油产量大幅增长。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和英国BP石油公司的报告均显示，2015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各大汽车公司均相应制定了研发、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战略，新能源汽车在美国兴起。但奥巴马能源政策的总体落实情况并不理想。随着页岩气开采的水力压裂技术广泛使用，美国国内民众对该项支持破坏生态环境的担忧甚嚣尘上，迫使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全面禁止页岩气开采，限制使用水力压裂技术，美国的日均原油产量也应声下降。限制外海石油开采和甲烷排放的规定遭遇部分行业协会、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抗拒而未获有效实施。
尽管奥巴马在2016年9月20国集团杭州峰会开幕前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美国“批准”《巴黎协定》的文书，但这实际上是一份“总统决定书”(奥巴马政府认为《巴黎协定》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协议，美国国会当时批准了公约，也就无需再将《巴黎协定》单独提交国会批准)，系绕开国会的行政手段，多数共和党议员反对奥巴马的单方面行动。
相较于奥巴马能源政策对传统油气工业的强制性“绿化”以及向天然气的倾斜，特朗普及其团队明显偏向于回归传统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不断宣称上任后将取消针对美国能源生产特别是页岩气和清洁煤在开采、使用方面的限制，废除对水力压裂技术和甲烷排放的限制性规定，开放外大陆架油气开发，并取消《巴黎协定》，停止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部门捐款，誓言“拯救煤炭工业及其他被极端主张所威胁的工业”，为美国每年多创造1000亿美元的GDP和50万新增就业机会。在当选后明确的执政百日五大施政重点中，“取消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对开发使用页岩气、清洁煤的种种限制”位列第二。
3.2 靠近化石能源产业的政府
特朗普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蒂勒森为国务卿，对于下届美国政府与化石能源产业的特殊关系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和风向标作用。蒂勒森长期坚持倡导油气行业的自由、开放，支持利用全球贸易和跨国合作发展化石工业。另外几个传统能源州背景的阁员包括环境保护署署长普鲁伊特，他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总检察长，对气候变化问题持保留态度，被环保组织视为化石燃料行业的“傀儡”;能源部长佩里，他在美国石油重地得克萨斯州当了15年的州长，质疑气候变化的共和党保守派人士。还有特朗普新近选定的监管改革特别顾问、艾康企业创始人卡尔·伊钦，这位金融家、实业家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施下拥有两座大型炼油厂，实际也是特朗普能源政策的建议者之一，他的特殊背景使其能够在特朗普助推化石工业的计划和“去监管化”金融改革蓝图之间架一座桥。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新能源政策，蒂勒森供职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在2016年1月发布了2016年版《2040年能源展望报告》提出的能源战略具有很大参考价值。该报告预测，从2014年到204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25%，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60%，天然气将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是石油需求的两倍。报告同时认为，提高能效和增加使用天然气等可再生能源及低碳燃料，有助于使全球经济的碳浓度降低一半，预计全球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开始缓慢下降;新型混合动力汽车占新车总销量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约2%提高到2040年的40%以上。
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团队的能源观。这种“战略”把“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放在能源安全的核心位置，突出强调油价对能源供应稳定和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意义，是一种经济利益至上的能源观。这种“战略”并不反对研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但更顾及共和党背后庞大的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在这样的能源观念引导下，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道德标杆将会下降，重心从寄希望于技术突破转向强调多元化能源供给，对天然气产业将是有利的。
3.3 推进“能源独立”
特朗普施展其能源政策主张的另一抓手是推动重启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石输油管线项目(Keystone XL)，他自己声言将“百分之百批准它”。该项目经多年酝酿在2010年由加拿大横加公司(Trans Canada)正式动议，西起加拿大西部地区阿尔伯塔省的沉积盆地，经两条设计线路分别到达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的阿瑟港和休斯敦、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帕托卡(那里有美国最重要的石油精炼设施)，2015年11月被奥巴马政府否决。
Keystone XL项目如获重启并建成，二期工程完工后可望向美国中西部炼油设施日输送59万桶原油，三期完工后每天向得州的炼油厂提供70万桶原油，将极大促进加油输美，进一步减少美国对中东原油的依赖。据EIA统计，2015年美国原油进口的43%来自加拿大;美国在2015年12月解除实施长达40多年的原油出口禁令后对外售出的原油有92%都输往了加拿大(加拿大既向美国售油又从美国买油的主要原因是其东部国土距离西部产油区地理遥远运输不便，而美国东部地区生产的石油运到加拿大较离岸石油廉价)。美国化石行业对Keystone XL抱有强烈期待，就是因为其能显著扩大加拿大对美国产原油和精炼油需求，同时提高美国产精炼油质量，给美国的石油生产者和精炼商创造巨额利润。
特朗普在能源领域的强势“反转”态度受到美国石化、煤炭等传统能源行业的欢迎。业界期待有关“松绑”式调整与金融“去监管化”措施特别是放宽“沃克尔规则”相配套，激发美国传统石化行业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带动今后十年美国原油产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原油期货价格重新高抬。然而特朗普团队的真正逻辑是，重新确认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美国国内制造业的重新振兴提供低廉的能源价格保障，另一方面把美国生产的化石能源以不那么低廉的价格卖到海外，同时趁油价处于低位时积累更多石油储备。从此意义上讲，可以预料特朗普就职后，美国可能会通过多双边手段积极寻求与其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地位相匹配的定价权，推动油价从低位缓慢上涨。这将为美国的化石能源产业带来现实的收益，并且改善俄罗斯的经济处境，为美俄关系的解冻提供基本条件。但比能源政策调整更为重要的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方略要求能源价格不能太高，且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仍总体上供过于求，加上世界经济低迷，油价不大可能出现大幅上扬。
四、展现飘乎人格，挑动敏感问题进行测试。
4.1 最值得注意的“画像”
气质和性格特征是预测美国总统决策趋势的重要线索。从来没有哪位美国当选总统的个人性格特点，像特朗普这样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和讨论，产生如此之多的猜测和怀疑，以至于如此需要寻求来自心理学专业的帮助。这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的政治崛起过于突然，当选过于意外，外界对他的直观了解并不多，仅限于书本、媒体信息和对他在竞选期间和当选后不长时间内的言行的观察，更是因为特朗普实在是极具个性，“不走寻常路”，很可能是个善于通过释放公开信息隐藏真实意图的人。
在迄今为止对特朗普心理和行为的公开分析中，最有质量的是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丹·迈克亚当斯(Dan P.McAdams)为《大西洋月刊》2016年6月号撰写的封面文章《特朗普心理分析》。此后的种种分析无出其右，而几乎所有可见的评析对特朗普个人特点的“画像”都没有脱离一个由以下要素构成的基本框架：直率、自恋型人格、表现欲、白人大男子主义、易受愤怒情绪驱动、攻击性的行为倾向、耿耿于怀睚眦必报、商业交易的思维方式(实用主义、故作强势的谈判者)。
特朗普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经商，没有任何行政经历，深重的“交易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当政后的行为方式。“交易思维”的重要表现是，不通过认真阅读和听取报告获得信息(特朗普已亲口证实他要求中情局把每日总统简报减少到每周一次且只重点汇报与国土安全、朝鲜相关的问题)，思维简单化，凭感觉做结论，处事有时是应激性的、有时是挑衅性的，急于求成，喜欢刺激对手，进而根据对手的反应决定自己的下步策略。
《大西洋月刊》文章《特朗普心理分析》要点：
特朗普似乎极其认识到自己一直在表演的事实，他知道自己一直受到关注。特朗普表现出一种人们预计美国总统绝对不会存在的性格轮廓：冲天高的“外倾度”(Extroversion：爱交际，社会优势，热情，寻求回报行为)与比最低值还低的宜人性(Agreeableness:热心，关心他人，利他主义，同情心，谦虚)相结合。
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发愤图强，焦躁不安，无法保持安定。他几乎可以不用睡觉。似乎没有任何人像特朗普那样热情地拥抱竞选并从竞选中得到那么多的乐趣。
特朗普的社会野心与攻击性倾向在他的早年生活中便有证可查。愤怒可能是他高外倾性与低宜人性背后起作用的情感，可以激发社交优势，点燃赢得他人喜爱的欲望。与适当的幽默才能结合一起，愤怒成了特朗普“魅力”的核心，渗进了他所有的政治话语。
外倾型人士倾向冒重大的风险，而经验开放性较小的人很少对自己深信的信念提出疑问。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可能会为得到丰厚回报而孤注一掷，回报就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特朗普可能成为一位更为灵活、更为实际的决策者，更像克林顿而不像布什：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可能做更多、更认真的观察。由于人们认为他比大多数候选人意识形态色彩淡薄，他可能轻松地转换立场，给与国会和外国领导人进行谈判斡旋留下余地。但总的看来，他不可能回避存在风险的决策，假如这一点得到发挥，将提升他的遗产，为他提供情感上的回报。
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像特朗普这样在公共场合如此一贯而且公然不讨人喜欢的人物。特朗普似乎具有强硬与战略实用主义的立场，冷静与理智看来永远也不适合他，原因也许是特朗普受到愤怒情绪的驱动。这样一届总统非常容易惹火，其可能造就的后果就是一位充满活力、积极进取但却疏远真相的总统。他可以是位大胆、不计后果且咄咄逼人的决策者，倔强、好战、可畏、暴躁，极端渴望得到最强、最高、最耀眼和最令人敬畏的结果，而不会过多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附带损害。
特朗普诉诸于一种古老的对道德败坏的恐惧，这种恐惧将团体以外的人比作寄生虫、毒药和其它不纯洁的东西。恶心是对不洁东西的主要反应，特朗普每天感受到的“恶心事”似乎比大多数人都多。
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特朗普忠告公司高级主管要“往大的想，”“利用杠杆”，永远“反击”。他鼓吹，进入谈判后，一开始时就必须居于坚不可摧的强势位置，展示一种“大的姿态”。与许多外倾型人士一样，他喜欢高风险、高回报的决策。特朗普对成功交易的建议还包括一些对抗性不大的策略：“保护不利方面”“让自己的选择最大化”“了解市场”“传播消息”以及“获得乐趣”。
特朗普关注个人关系及“一对一”的谈判。然而，达成交易仅是总统职务部分活动的贴切描述，现代的总统职位极为复杂，主要靠个人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总统在制度框架内行使职权，而这个框架超越具体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特朗普暗示，将采取其它方式来解决总统面临的复杂而长期的问题。特朗普想象让一群人在一间屋子里讨论解决办法，意味着一种更为简洁、独立的进程，而这种进程超过了政治现实所能容许的范围，它所需要的范式和技能似乎并不在特朗普解决问题的习惯方式之列。
在心理学家看来，评价特朗普不用“自恋”一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总统而言，自恋性格是把双刃剑。在积极方面，自大式自恋与启动立法、公共说服力、制定政策议程及历史学家所称的“伟大”联系在一起。消极方面，则与不道德的行为及国会弹劾联系在一起。自恋者往往很快耗尽人们的喜爱情绪。当自恋者开始让那些曾为他们而感头晕目眩的人失望时，他们坠落的速度就显得特别快。
在1981年《人物》杂志的采访中，特朗普亲口说，他人生叙事的基本背景是，“人是动物中最凶残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战斗，结果不是赢就是输。”有充分理由对特朗普在有关美国敌人方面的挑衅语言感到担心。特朗普描述自己人生及美国敌人所使用的言辞是进攻性的，而其外倾性与自恋性格显示出甘愿冒大风险采取行动的意愿。强硬的语言有时可以避免军事冲突，让潜在的对手因恐惧而退让，但好战的语言也可能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煽动民族仇恨，刺激特朗普将矛头对准敌对国家。
特朗普的“斗士”形象也许会让一些美国人相信，他真有能力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不管这种“伟大”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叙事似乎在主题上并不成熟。特朗普有关自己及美国的故事几乎无法告诉我们他当选总统后会干些什么，会遵循什么样的治理哲学，会为这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列出什么样的议程，他会把自己的精力和愤怒引向何处。在同样的问题上，特朗普能够告诉自己却少的可怜。永远都是特朗普在扮演特朗普，为取得胜利而战斗，却永远不知道为了什么。
4.2 “推特总统”
特朗普对个人推特的过度使用是新的政治现象。继第一任“社交媒体总统”奥巴马之后，特朗普即将成为美国首位“键盘侠总统”---但事实上他个人并不懂得如何使用电脑。自2009年3月开通以来至2017年1月1日已累计发文3.4万条，月均400多条，直接关注者1790万，2016年11月当选总统以来至2017年1月1日发、转推230多条，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炫耀个人选战战果、对政治对手“精神示威”，披露个人日常工作，暗示或宣布组阁提名，澄清媒体“误报”，就重要节庆日表达贺意，就重大国内国际突发事件表明个人态度，质疑某项政策，对某些个人、企业或国家公开发出指责和抱怨，这些推文均为特朗普个人所为，直率而措辞不严谨，内容多有对美国内外政策传统的背离。
有鉴于推特发文在特朗普政治生活当中的高度重要性，一些主要国家政府的外事部门比如韩国外交部的对美工作局处室已经设立专门事务官，负责跟踪特朗普政府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动向，扩充对美国新政府政策趋势的掌握和判断渠道。
过去一个多月来由特朗普发推引起媒体炒作、白宫和军方介入甚至导致外交纷争的显著事件有：威胁取消波音公司新“空军一号”专机订单引发波音股价下挫;质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F-35战机造价“失控”引发该公司及整个军工股集体下挫;宣布接听了台湾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质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引起严重外交事件;批评奥巴马政府与古巴恢复关系、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和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政策，扬言废除;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相呼应，声称美国必须大力强化和扩大核武库，引发各界对世界重陷核竞赛的担忧……
推特会成为特朗普自鸣得意的“治国利器”吗?这一话题已在美国内外引起街谈巷议，因为如果特朗普进入白宫后仍然选择通过他的个人推特密集发声，那么传统的政治沟通与战略互动范式将不得不发生改变。前述案例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共性：特朗普有意直接发布事先未经仔细推敲和润色过滤的个人观感，吸引充分的媒体曝光，刺激、试探被圈点对象的反应，打乱对方阵脚和节奏，压低对方价码，故意让对手摸不清自己的底细，从而取得谈判的心理优势。
美国法律并没有限制国家元首使用网络个人社交工具的规定。在竞选期间，推特更多地是特朗普直接与公众互动的民意疏导工具。今后特朗普在总统位置上可能保留其个人推特，使之兼具连通底层民众、抢夺媒体眼球、疏引政治议程、压制谈判对手气势的“工具箱”作用，但会较竞选和候任期相对克制使用。即便如此，他的个人推特对政策稳定性、议程延续性和契约可信度来说仍将是个重大隐患，社交媒体喊话特有的粗鄙性、不严谨性、非专业性对决策和应对所将产生的负面影响比“麦克风外交”要严重得多。比如，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外达成某项协议或默契性的共识，特朗普本人出于炫耀“政绩”、取悦国内的需要以非常不慎重的方式擅自率先披露，会不会使协议沦为“废纸”，反而导致互信的垮塌、矛盾的激化?
4.3 不可测性与可塑性
现实政治只有在现实运作中才能得到检验。基于对特朗普个人性格观察做出的任何阶段性分析都无法准确勾勒特朗普的执政模式，它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让外界对美国决策风格和重点的可能变化和其中蕴涵的意外冲突风险有所准备---无论这种准备是心理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外界仍无法预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特朗普的个人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究意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改变美国内外政策的实际操作，是将引发传统政治模式的坍塌，还是特朗普本人逐渐向传统政治模式靠拢，也就是“谁将改变谁”的问题。事实上，在其竞选后期和候任期内，在团队建议下，特朗普已经显示了收敛过于引起争议的个人风格的趋势。
另一个尚无法获得解答的重大疑问是，如果说特朗普的实用主义特点将带来美国内外政策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向利益驱动、新孤立主义的大幅调整---历史上每逢一党在府院全面执政美国内外政策必现大幅调整，那么当某项政策头撞“南墙”时，他是否懂得及时调整、显示灵活，还是执意前行，以极端方式冲刺---那样的话战后国内国际政治当中很多自我约束型的默契就要被打破，传统方式将会失效。一个走极端的特朗普将引发对底线的相互测试，这样的“边缘竞走”在国际关系当中是极其危险的。
不过，特朗普人格的不可预测性，同时可能意味着他比其前任美国总统更具可塑性,在这方面，正式的工作尚未开始。
五、酝酿重构贸易和移民政策，“美国优先”意识将在对外战略现实当中得到反映。
5.1 连通内外政策的基本价值
“美国的对外政策需要新方向”，“在改造他国之前，首先应该改造我们自己”;“毫不负责地干预和入侵一个又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做太多了……,这些毫无理智的做法马上就要结束了。特朗普政府将首当其冲地关注美国本国的利益和发展。”---这是特朗普2016年12月16日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感谢之旅”发表演讲时说的话。
特朗普治国理政所将秉持的两条基本价值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和“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是他在候任期间不断灌输给公众和外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对外政策当中，是一种糅杂保守主义、实利主义、竞争意识、新孤立主义和军事冒险精神的扭曲组合，释放出异常复杂含混、即兴发挥、就事论事、自相矛盾的信号，尚不足以构成“宏观战略思维”，判断其能否形成“特朗普主义”更是为时太早。
正是“美国优先”的口号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外界对特朗普将奉行“新孤立主义”的判断。现在看来，“新孤立主义”绝不是要放弃美国对遍布全球的盟友伙伴的“保护责任”，把自己的影响力缩回到两洋之内，重返“威尔逊主义”之前的时代，而是要停止对美国以外事务的非必要介入。这种“新孤立主义”将是对贯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朝的过度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的重大修正，是政治右倾在外交领域的反映，所将“剔除”的“美国外交政策铁锈”是“美国例外论”对现实外交行为的过于理想化的盲目驱动。
在这种“新孤立主义”指导下，美国虽然仍将自己视为“山巅上的城市”，但承认这个“城市”长满“铁锈”和“杂草”，将暂时收敛、搁置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改造世界的狂热，收紧基于所谓自由价值对外来移民执行的宽松政策，集中精力修炼内功，维护白人在美国社会的正统地位。在这种“新孤立主义”指导下，美国对外仍将保持适度的介入，然而尺度不再单一，只要符合美国的根本现实利益，哪怕违背一些传统的外交价值，放弃一些长期坚守的理想信念，也可以去做。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唯一的理想是保持自身的绝对强大。
在特朗普眼中，“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是一对骨肉相连的“孪生兄弟”，“美国优先”是手段，“再次强大”是目的。换个角度看，这是首次有个美国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趋势给予承认(奥巴马只承认美国软实力的损伤，并将之归因于小布什发动的错误战争)，尽管这种承认拒绝接受帝国盛极而衰的“宿命”，仍要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扭转它。从此意义上讲，与其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新孤立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新现实主义”。
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国际观和战略观，有必要提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他作为共和党内资深的职业外交官，极有可能出任特朗普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国务院二号人物)，负责国务院系统人事协调和政策规划。立场温和、与新保守主义分子保持距离的哈斯如重获启用参与外交决策，将是对极右的中和，也表明特朗普团队在选人用人方面不得不注意把握平衡的一面。
2016年12月12日，哈斯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世界秩序2.0—主权义务的例子》(World Order 2.0：The Case for Sovereign Obligation)一文，提出“主权义务”概念，呼吁在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瓦解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强调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构建一个升级版的“世界秩序”。哈斯认为，在这个“2.0版世界秩序”里，国家主权应继续得到尊重，但一国也要切实承担起对他国和国际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任何实体都不应享有不受约束的政治自决权。哈斯建议华盛顿采取主动措施推敲出一套可以被其它国家接受并遵循的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也为将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南，并且正视一个现实：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将在约束别国选择权的同时也限制美国的选择权。
哈斯的这篇文章涉及当今世界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各种主要问题，很多是“新瓶装旧酒”，并不能使读者感受到太亮眼的思想光芒。但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注意，共和党的部分精英已开始试图重塑美国的外交理论框架，他们所瞩意的外交理论同样承认美国在世界上影响力下降的现实，同样意识到世界的关联性，同样主张美国适当加强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借重，同样容许面对中国这样的非敌非友式的对手国家实行有选择的伙伴策略，也就进一步模糊着民主党式自由主义世界观和共和党式保守主义世界观之间的界限，然而却不肯放下“美国例外”的优越和干涉主义的工具，试图在干涉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达成妥协。
这些年来，首次出任常务副国务卿的人都有意提出能够帖上自己标签的外交政策主张，学者型外交官哈斯自不会例外。他如果真的坐上国务院第二把交椅，将会继续发展、宣讲自己的理论，有关想法也会通过外交层面的互动对外产生影响。他的这套理论势必不能与特朗普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价值”唱反调，但也会突出其理性的一面，不管怎样是可与之打交道和求共识的。
《世界秩序2.0—主权义务的例子》一文要点：
在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的过去四个世纪里，主权观念一直占据着国际秩序的核心位置。这使得不同边界被暴力侵犯的世界就成为不稳定和充满冲突的世界。这种基于主权国家权利之保护的传统的全球运作体系可被称为“世界秩序1.0版”。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仅靠尊重主权、维持权力均衡日益不足以维护国际秩序，在一国内部发生的事不再仅限于那个国家自己的关切。形势的变化要求全球运作体系向“世界秩序2.0版”升级，在升级了的秩序里，不应只强调主权国家的权利，也应强调一国对他国的责任和义务。
应提出“主权义务”(sovereign obligation)的概念，以有别于“保护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译者注：此概念系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在2001年提交给联合国的同名报告中首次提出的)的概念，而后一概念的核心则是“一国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可避免的灾难”(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相比之下，“主权义务”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对他国负有的责任，反映的是在一个已变得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对现行国际秩序传统原则进行拓展和调整的必要性。
“主权义务”保持对边界的尊重，反对通过武力胁迫改变边界现状;支持强化旨在反对侵略的行动，无论这种侵略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是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保持对一国政府根据其意愿在其国境线之内采取行动的权利，但这些行动应受到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准则的限制，比如《世界人权宣言》、《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主权义务”对“主权权利”并非替代，而是对其不足的补充。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扩大了的准则及制度安排。任何实体都不应享有不受约束的政治自决权利，要想达成限制这种权利的共识绝非易事，但于避免触发冲突的单边行动计实为必要，有关行动可以从修订“民族自决权”概念开始，这种权利的获得不应仅靠自我宣称，也要得到国际公认。
建立基于“主权义务”的国际秩序，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确立制止实施和以任何方式支持恐怖主义的禁令。过去几十年，世界对基于所谓“正义”的恐怖行为的宽容度在下降。只要一国政府对针对平民发动或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个人和团体采取符合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反恐行动，保护无辜平民，就不应受到批评。
一个更富争议的问题是关于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使用的行为准则。现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固然重要，但每当遇到实施制裁的细节等问题时，国际共识经常被打破。对于一旦扩散行为发生，应采取何种措施加以阻止，国际社会存在更多争议。一些国家得以利用这些分歧推进其获得核武器的进程。从以色列以印度、巴基斯坦，再到朝鲜，默认现状是危险的，稀释现行防扩散国际规则，对更多的扩散行为形成鼓励。一个选项应是，暂且容忍扩散现状，当情报显示其核武器将被使用或移交给恐怖组织时，针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军事打击需要做到迅速、精准，情报依据充足而不含糊，也需要争取国际支持—尽管存在很大难度，同时也要看到一个经常发生先发制人打击的世界是更加危险和暴力的世界。
朝鲜正在发展可以攻击到美国的核导能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双、多边会议上讨论此事是有必要的，不仅是因为有关讨论可能达成协议，也是因为它可以促使各方聚焦那种有可能导致考虑发起预防性或先发制人行动的情形并降低其成为现实的几率。
气候变化是人为生产活动造成的现象，这一点已得到国际公认。但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国际社会仍然缺乏共识。原则上讲，气候变化问题适用于“主权义务”的范畴，因为一国在其境内的碳排放对全世界都产生影响。问题在于如何评估一国为对抗气候变化所应承担的自我减排和帮助他国减排的义务份额。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制订了全球减排目标，但未能确定为达到该目标所应采取的国别措施，有关协议的性质仍是自愿、激励性而非强制性的。
在“主权义务”原则指导下，更加富有的国家应向其他国家提供减排激励，并帮助他们适应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应考虑对拒绝履行减排责任的国家实施某种形式的惩罚。有鉴于过去几十年间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行为导致了气候变化问题，由它们来适当偿付其他国家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也是合情合理的，应当成为它们的“主权义务”。
网络安全是国际关系的新兴领域，充满竞争与合作。网络空间的一些行为与外交政策、情报工作和国家间竞争密切相关。在该领域的目标应是创立旨在鼓励正当使用网络的国际安排，各国政府必须在此框架下履行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义务”。理想的状态是，人类得以保有一个统一的全球互联网，国家政府阻止信息自由流通的行为受到限制，商业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的作法被禁止，除非出于反恐和防扩散需要，和平时期针对网络空间的侵入性行为不受鼓励。除此之外，需要对战争法案进行补充，增加针对网络空间的附件，以明确区分哪些行为是可以被允许，哪些行为需要被禁止。具体到反恐，各国政府有义务不仅避免自己卷入被禁止的行为，也有义务尽一切所能阻止、惩戒任何方面利用其国土发动恐怖行为。
全球卫生防疫构成另类挑战。在全球化的世界，传染疾病的爆发可以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这一领域的“主权义务”实践已经先行于其它领域。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并不总是时时具备履行其义务的能力，需要得到更多技术和金融支持，也有必要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和个人给予点名。
关于难民问题，没有什么比在其原发地采取行动控制局势升级更能有效阻止大规模难民潮的爆发了。原则上讲，在讨论“保护的责任”理念时，“人道干预”是否合理便引起巨大争议，而且实施起来证明不可行，在难民安置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引入“主权义务”概念十分必要。
在经济领域，“主权义务”具有不同的色彩，因为各国政府有足够的自发动力在涉及汇率、储备、审计、反腐、引资、履约、贸易拓展等方面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但欠缺仍是存在的。各种贸易协定中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主权义务”应是相互的，当一方认为对方所应负担的义务没有得到履行，有权诉诸仲裁，而世界贸易组织正是用来处理此类分歧的常设机制。但在经济活动的其它领域缺乏此类设置，比如针对被某些国家用来扩大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补贴和货币操纵手段，如何在未来的贸易协定当中更明确地界定“主权义务”是一大挑战。
如何将理论变成实践?作为第一步，华盛顿应当对其自身应当承担的“主权义务”和要求别国承担的“主权义务”作出深入思考，争取推敲出一套可以被其它国家接受并遵循的普遍性行为准则，也为将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南。
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必须正视一个现实：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将在约束别国的选择权的同时也限制美国的选择权。尽管美国确实在世界上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承担着有时需要采取单边行动的独特责任，但每当美国要求他国所做多于要求自己所做时，便显得虚伪并丧失一些威望和信任。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华盛顿指责北京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美国国会却一直拒批这个公约。同样的，美国劝说别国帮助难民，自己却并未显示这样做的足够意愿。而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领域，美国自己的增加援助等良好行为将带动其他国家履行义务。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武力有时必要，但任何军事行动无论在正当性还是实施手段上都必须慎之又慎。鉴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制定利率和定向宽松政策时需要考虑别国的意见，美联储为此应和其他国家央行进行密切沟通。
推动世界秩序2.0需要广泛的磋商。在诸如全球共公卫生这样的领域，国际磋商已经相当富有基础，主要挑战在于国家能力建设。在诸如网络安全这样的领域，国际社会距离就“主权义务”达成共识相差甚远。而在防扩散这样的问题上，国际准则是有的，但执行不力且极具争议。在这些困难的领域，美国要意识到自己不能强迫别国签署某种规约，各国本着自愿的原则参与到充实理念并推动其实施的讨论当中去，而不是走向某种想象中的由权威机构或行为体自上而下颁布的法令。面对各种性质、程度现存问题在现有方案和安排解决能力上的错配，各国政府应认真思考它们是否有意让渡部分自主权以换取更加有效的国际协同。
为了做好国际游说，美国国务卿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职能应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改变，把更多精力从解决具体问题抽调到搭建国际秩序的轮廓上来。绝大多数初级讨论都应有中、法、德、印、英、日、俄等大国的参与，以双边和其它非正式论坛的形式进行。这些磋商将在大国关系恶化、威权和实利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进行，然而全球化是被广泛接受的持续存在，基于主权原则的传统手段应对秩序问题的捉襟见肘将越来越明显，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建立一个基于“主权义务”的世界秩序显然是雄心悖悖的，但它却是一个源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愿景。
5.2贸易政策的重构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同其国内政策紧密连通，外交的“转向”将突出对外贸易框架的重构以及移民政策的调整。
贸易领域的变化将会最早、最直接地被世界感知。如果特朗普不能在上任后的百日内尽快取得可见的成果，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他向选民做出的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将美国经济增长推高到3%以上甚至4%的承诺将大打折扣，其政治基础将在执政的最初阶段就发生松动。
特朗普把“美国贸易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操纵”等不公平的“重商主义”手段，将中国锁定为头号竞争者和挑战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墨西哥等国摆出对抗姿态。然而尽管美国总统享有比较大的贸易决策权，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并不具备对外发动全面、系统性贸易战的充分授权，因此总体预计，特朗普将执行强硬的对外贸易路线，大的贸易战未必有，局部的贸易摩擦不会少。最有可能的是，特朗普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不惜冒遭受外国贸易报复的风险，选择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重化工业领域和知识产权分歧对外密集发起单边单项调查或多边诉讼，单方面采取征收惩罚性关税之类的措施，把对象国逼到谈判桌前，重构贸易条件。
特朗普分别提名纳瓦罗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罗斯任商务部部长、副部长，莱特希泽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时期作为贸易副代表深度参与处理美日贸易摩擦的履历使得研究那段历史变得更加富有现实意义)。这几个人都支持对外增加贸易限制，也都时常严厉批评中国，他们的提名接连释放出特朗普政府准备重塑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意向。然而特朗普的更广义的经济团队成员---包括被聘为金融监管改革顾问的伊坎，提名为国务卿的蒂勒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科恩、驻华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却又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将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倾向构成牵制和平衡。
里根时期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
1980年里根上台后，为了刺激美国经济，推行名义上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一方面压促别国开放市场，扩大自美进口以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对本国经济实行保护，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里根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日本大量的对美出口和美国持续扩大的对日贸易逆差，美国受冲击的产业要求运用货币手段阻止日本商品涌入，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的日本经济部门则强烈反对日元升值。两国完全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引发了激烈的贸易摩擦，以汽车和高科技产业尤甚。里根第一任期，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起主导作用，美日之间主要通过谈判处理贸易摩擦。1981年美日达成协议,由日本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汽车的数量,但1983年又取消了限制,仅取消自动限制后的1984年,美国进口汽车项目的贸易逆差陡增到170亿美元,接近当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虽然美日之间为解决双方贸易摩擦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改变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但这种磋商机制却避免了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演变为政治摩擦，摩擦总是在框架内得到了解决。
里根第二任期开始后，1985年，有接近400项保护美国产品的议案提交国会，反对党更是大肆鼓吹征收进口附加税。为了恶化的贸易关系，两国不断进行谈判和磋商，各自调整了政策，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提出了“贝克设想”，要求日本通过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来缓解对美贸易顺差;日本由日本银行总裁前川春雄主持起草了“前川报告”，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加对外国产品的进口，逐步淘汰低效率的国内工业。1985年4月，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将日本列入“不公正贸易国”名单。随后，在贝克协调下，美日英法德五国财长于1985年9月达成广场协议，促使之前过度升值的美元快速贬值，1987年2月又签署《卢浮宫协议》，日本开始实施超低利率。广场协议后，日本进口始终无法平衡，也就无法有效减少巨大的贸易顺差，顺差获得的资金只能大量投放海外，而为避免日元过度升值，日本央行又大量购入美元、抛售日元。巨大的泡沫开始形成直至破裂。
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梳理对外贸易关系的重点不会放在商谈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上，而是将重审过去几年已签署的协定，重点重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审”并不等于立即废除、彻底终结，而可能是退回双边渠道重谈，对奥巴马政府已谈成的实质内容进行修订、增补，在此基础上换个名头重新缔结，改头换面为特朗普政府自己的成果。当然，即使这确是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想法，也需得到已做出重大让步签署TPP的其它国家认可，需要面对将高得出乎特朗普预料的行政成本和声誉代价。TPP是奥巴马政府历时6年谈成的，其他11个成员全力支持、寄予厚望，特朗普政府如全盘放弃，将损害美国在盟友伙伴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与特朗普团队声言的“重新以负责任的方式担负起对盟友伙伴的承诺”相背离。
特朗普政府不会真的退出被他在竞选期间称作“有史以来最糟糕协议”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那是美国对外贸易圈层的内核部分，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是单个国家意义上的美国第三、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美国商务部2015年数据)。扬言退出很可能只是重新要价之前摆出的威胁性姿态。特朗普可能指示下属争取谈判NAFTA的“升级版”，着眼通过关税以外的手段，比如增加环境、劳工、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条款，以提高墨、加两国特别是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挤压对方对美国的贸易优势，但加、墨两国也将因此获得谈判解决其在木材、糖、土豆等产品对美出口和公共采购等NAFTA生效22年来遗留关切的机会。
5.3 “贸易重整”将归于平庸
特朗普重整美国对外贸易的设想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是出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对赤子的负累和整个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现实威胁，然而有关设想至少在目前阶段更像是一种意气用事的表达。最大的症结在于，美国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遭遇了不公平竞争、失掉了整体利益，而是在全球产业链规律的作用下产生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美国从对外贸易中赚得的好处更多地集中到从事贸易活动的公司企业手中，而不是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那些身居“铁锈带”的蓝领阶层因本地制造业的衰败和外国移民的涌入而承受着工作机会丧失、最低工资水平线下降的影响。这种现象成为助推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关键因素，然而一旦特朗普转入执政轨道，用不了多久就会转化为特朗普自身面临的压力，他的“贸易重整”或许可因一些制造业项目的留下或回归以及在某些涉外贸易争端当中的逞强表现收取一时政治之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终将归于平庸。
特朗普的贸易强硬路线激起了外界对“逆全球化”成势的深切担忧。当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享受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和群体工业化不断升级带来的繁荣和希望之际，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退却将严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正如退出一种国际秩序比加入它还要难，在全球产业链已将各个经济体无论大小穷富紧密联结在一起、交通电信等互联互通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经济活动空前普及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不是减弱了而是仍在不断增强，整体性的逆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兴起的更多是对“公平全球化”的诉求，这种诉求构成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政治土壤。
也许，特朗普反对的并非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民主党执政期间过于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政策，这种激进源于民主党政治精英们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和新兴市场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崛起忍无可忍，他们决定绕开世贸组织，单组少数国家“小圈子”商谈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因素合在一起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为达目的不可避免地在农畜产品、汽车零配件、服装鞋帽制品、医药产品专利保护、金融服务等领域做出了实质性妥协，并且在各种谈判过程中对华盛顿国会山和华尔街密不透风如铁桶，在美国国内触犯了众多行业利益，引起强烈反弹也是必然。特朗普所要做的可能是复归相对保守的全球化策略，这种策略将恢复以双方为主、多边为辅的模式，其具体样貌还远不够清晰，有待持续观察。
5.4 移民政策的收紧
特朗普旨在制止进入美国的移民过快增长的政策是其“美国优先”思维的重要体现，背后隐藏的目标是确保白人就业和收入增长机会不受削弱、确保白人出生率和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继续下降、确保白人主流价值观不受侵蚀。这三个“确保”高度契合特朗普本人和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未来移民政策的趋势不是会不会收紧的问题，而是怎么收紧的问题。
特朗普可能着重推动的政策改革选项包括：1、严格赴美签证发放制度，清理“滥用”，包括大幅增加H-1B赴美工作签证的报名限制(印度将是直接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取消J-1签证(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种类，提高EB-5投资移民审批门槛(即所谓“涨价”);2、通过加强审批、设定最低起薪点等手段限制留学生在美实习期(OPT，F1签证学生可以在毕业之后有1年的在美实习期)审批，缩小可获得额外留学生实习期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列表;3、废除奥巴马移民改革行政令(幼年入境暂缓递解、公民与绿卡无证者父母暂缓递解等)，加速甄别和遣返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回原籍国;4、即便不推动针对美国公民出生地原则(凡在美国领土和领地出生的人都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修宪，也会加强对赴美产子“产业链”的调查打击;5、减少对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庇护非法移民城市的联邦拨款，压相关城市减少庇护;6、完善生物识别出入境签证跟踪系统。
特朗普多次声言要在美墨边境“筑墙”，引起舆论广泛嘲讽。然而，这恐怕不完全是场竞选闹剧。CNBC披露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应特朗普过渡团队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门正在对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边境沿线进行查验，以评估“边墙和障碍物建设”的预算。而据路透社估计，沿美国北部边境修筑围墙需耗费33亿美元，在美墨边境筑墙则需花费110多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进行局部的边境筑墙行为，这样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六、重拾“以实力求和平”，亚太政策聚焦军力建设和对华竞争。
6.1 复制“以实力求和平”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赢得大选前两天，他的两名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现已获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提名)、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特朗普国防事务顾问)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题为《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亚太观：共和党候选人将如何重塑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特朗普即将推行的美国亚太政策概貌。该文批评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太过软弱，断言特朗普当选后会“以实力促和平”，着重加强美国军力，特别是重建海军军力，包括将战舰增至350艘;在让盟友负担一定美国驻军费用的同时，保证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
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特朗普团队成员对特朗普即将实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亚太政策做出的最重要归纳。而特朗普本人除了接连不断地通过挑动具体议题向外界释放错乱、含混、令人担忧无法乐观的信号，以及反复强调日本、韩国应多承担同盟安保费用外，对他即将奉行的亚太政策并无系统、宏观阐述。不过从特朗普在候任期内的所作所为仍能看出，他的意向与前述“以实力求和平”一文勾勒出未来美国亚太政策的两个基本方向---继续履行对盟友伙伴的安全承诺和以海军为重点扩充军备，是相吻合的。可以认为：纳瓦罗、格雷的文章反映了特朗普本人和共和党高层在未来美国亚太政策方向上的基本共识，这种方向不会是推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而是要以特朗普的方式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存在。
看起来，特朗普及其团队似乎在响应基辛格、约瑟夫·奈等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建议，调整在竞选期间对外交议程的混乱、模糊、即兴、缺乏学脉条理的触碰，试图对外发出相对清晰、连贯的战略信号。在2016年9月9日发表于《外交》季刊上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挑战》一文中，约瑟夫·奈发出告诫：“特朗普最紧迫的外交政策任务是调整口风，向盟友和其他人保证我们仍将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秩序的核心角色。”基辛格则对“美国把外交政策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挑战，在它们出现时根据不同特点来解决，而不是看作整体设计的一部分”表达了担忧，指出“特朗普并没有提出世界观”。
然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在候任期内展示的对外思路仍是严重简单化的，他的“大战略”就是没有大战略，似乎在循蹈一个危险的单向思维模式：把美国的安全和发展建立在实力基础上，将战略与经济混为一谈，对外如不能选择伙伴，就明确定下敌人，基于最坏的可能做准备。这是一种典型的深受“进攻性现实主义”影响的思维方式，如果具体化成系统性的政策行为将促使被美国假定为主要敌手、对手的国家不得不做出同样基于最坏可能的准备，开启一个“准备-反应”的不断升级直至真正发生冲突的危险循环。当今世界已非里根初期的世界，中国也不是前苏联，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限制、损害他国利益成就自己，道理无需多言，对“以实力求和平”的简单复制非旦不能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更将剪断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起来的利益关联及其所赖以维系的战略、政治共识，从根本上破坏美国“重新强大起来”的外部环境，绝无可能重现当年里根对外战略的短暂成功。
在候任期内，特朗普团队一方面表现出把中国视作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诸多迹象，表现出以经济竞争为先导强化对华遏制的冲动;另一方面向俄罗斯接连释放暖色、暧昧信号，为改善美俄关系营造氛围。已在“交钥匙”的奥巴马政府则抓紧最后时间为特朗普执政实施“反向政策”设置障碍，其中一项便是正式启动俄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驱逐35名俄驻美外交官。普京政府和特朗普方面对此采取隐忍态度，更给未来美俄关系的改善留下想像空间。人们的逻辑也就很容易顺着特朗普团队的简单化思维走，猜测美国是不是要进行冷战后最为重大的转向，把里根时期对付前苏联的那一套搬过来对付中国，正式开始实施联俄抑华、抗华的战略。遗憾的是，中美交往与沟通迄今释放的信息并不能消解这种“简单对简单”思维负效应的堆砌，中美关系的悲观因素在急剧增多。
《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亚太观》一文要点：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是在中国自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出台的，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重申承诺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姿态。然而，“转身亚洲”—后来改称“再平衡”未能抓住美国尤其在军事领域对本地区保持着深度承诺的现实，雷声大、雨点小，导致亚太出现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进犯行为和不稳定性。
本来，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以制衡中国崛起的决定赢得了两党共识，然而没过多久这项战略便蹒跚起来。奥巴马政府削减了美国海军的预算，这支海军本应处在站在“转身”的前沿。与之同时，奥巴马政府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经济层面，也就是竭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签署和通过。但奥巴马政府向美国公众兜售这个协定时，不是强调它多么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是给它贴上了旨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措施标签。
自然而然地，虚弱的“再平衡”在中国的快速军事化(注：指“南海军事化”)面前一败涂地，也助长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也走向失败。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伙伴对奥巴马政府不负责任的、虚假的外交政策感到沮丧，菲律宾向中国的示好是这项政策遭受的进一步失败。不仅如此，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叙利亚问题时虚设的“红线”在亚太地区也成为鼓励盟友伙伴冒犯美国的公开“邀请”。奥巴马的柔弱使得美国的盟友伙伴对美国面对中国或朝鲜的“进犯”行为时是否有意愿履行其长期以来对它们做出的安全承诺产生了怀疑。
奥巴马政府对待台湾同样是过份的。台湾作为美国最为脆弱的盟友，在向奥巴马政府寻求可以用来抗衡中国大陆的综合性军售项目时屡遭拒绝。
所幸，美国仍有大量机会重新获得在亚洲的地缘战略优势，这主要应归因于中国自身的错误算计和伸得过长的手。日本、韩国、印度甚至缅甸、越南等地区国家都在继续寻求与华盛顿发展跨领域的更密切关系。只要美国的下届政府有意愿和视野这样做，就能够重新抓住战略机遇。
特朗普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他自己简单明了的认识。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优先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与美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意愿。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是“双轨”的(TWO-PRONGED)。第一，绝不会再为所谓的外交政策需要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TPP和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坏协议，这样的协议会削弱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和保护盟友伙伴的能力。
第二，坚定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这是一项里根时期的战略原则，在奥巴马时代遭到抛弃。特朗普知道奉行这样的战略并非易事，他将寻求与国会合作解除对国防预算的封顶限制，也会详细开列重建军队的计划。特朗普将会重建美国海军，这支海军现有274艘战舰，要增加到350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潜艇数量已超美国，计划在2030年前拥有415艘战舰和将近100艘潜艇，特朗普的海军计划可以向我们的盟友保证，美国将一如既往和着眼长远地作亚洲自由秩序的守护者。
特朗普已向日本、韩国等美国的盟友提出建议，希望它们能为美军继续留驻它们国家支付公平份额的费用。但特朗普对美国亚洲盟友的防务承诺不会动摇，它们是地区稳定的基石。特朗普会以直接、务实、尊重的方式与东京和首尔对话，这样的对话也会在美国与其在欧洲的北约盟友之间进行。
特朗普深知如何在亚洲和全球推行成功的外交政策，其基石之一便是以不受削弱的实力支撑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此方面，无论美国的盟友还是竞争者都会知道这位美国总统将会说到做到。
里根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战略：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时，冷战正处于高峰期，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里根上台后，制订了新遏制战略，以抗击苏联为中心，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住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阻止在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苏联不能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迫使苏联妥协让步，促使苏联“演变”。这实际是一种强化了的基于实力的强硬对抗与对话谈判并用的两手策略。强硬的一手包括恢复军事实力，战略核进攻力量现代化;制订“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挑起太空军备竞赛;重建与盟友的健康关系，理顺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稳定国内经济;实施瓦解苏联的秘密战略。
6.2 触碰亚太敏感议题
特朗普在候任期内主要触碰了三项亚太议题，触碰的方式显示了其应是个人意志、团队协商、党内协调和对外沟通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像是率性而为。
第一，重申对日、韩的安全承诺。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在2016年11月10日晨接听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祝贺电话来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后又于当日主动致电韩国总统朴槿惠承诺美国将为韩国安全维持坚固的防御态势(特朗普团队与韩方另一直接互动是12月20日左右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林圣男和国防部政策室室长柳济昇访美，与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会面)。
11月17日，安倍专程飞往纽约与特朗普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晤，也由此成为特朗普当选后面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会面双方未透露此次会面的具体信息，但均强调会见“气氛热烈”、“非常坦率”，安倍通过在特朗普女儿、女婿在场的情况下与特朗普促膝交谈的现场画面进行了充分的“肢体表演”，向特朗普手赠镀金高尔夫球杆，获回赠高尔夫球衣，之后公开称他确信特朗普是“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尽管日本国内对安倍主动投怀送抱的行为非议有加，但安倍采用行政手段压制住了批评声音，并且强调他为了日本的未来必须“不拘一格”、“君子豹变”。
据东京方面消息，安倍已将全力与特朗普政府构建合作关系确定为2017年的外交首要任务，决定在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后立即再次访美与之举行正式会晤。为此，首相辅佐官河井克行新年伊始即赴华盛顿为此访做准备，并在与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接触中达成特朗普“应尽快访问日本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原则共识。
但特朗普在重申对日、韩安保承诺的同时，坚持其“保护费涨价”的打算。迹象显示日、韩两国防务部门已在同特朗普过渡团队接触商讨有关问题，日、韩方面对适当调高自己所承担的美军防务费用比重持欣然态度。
第二，挑动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最核心敏感点。
2016年12月3日，特朗普突然通过推特宣布接听了台湾地方领导人蔡英文的祝贺电话。特朗普还进一步在推特上发文质问奥巴马政府国务院高层“有意思的是，(你们)可以向台湾卖出几十亿美元的武器，(我却)不能接听来自台湾的电话?”中国官方对特蔡通话做了冷静、克制的反应，将之定调为“台湾方面的一个小动作，改变不了一个中国格局”。然而特朗普团队传出信息，通话是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筹划了的，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在接受电台采访时狂言“台湾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应该支持自己的盟友，如果中国不喜欢，去他们的。”
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当选最高领导人不与台湾方面有任何直接接触的禁忌，严重挑战了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维持两岸分裂分治、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一方面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基于《与台湾关系法》与台发展实质关系，为台湾承担安全义务和坚持售台武器。在通话事件刺激下，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开始修正看法，那种在特朗普刚胜选时一度兴起的对中美协调前景的乐观和憧憬情绪迅速消退，代之以深切忧虑，有人判断特朗普已经发出了对华“战略转向”的檄文。
美国政学两界和媒体圈对特朗普的行为也很不理解，为他有可能激怒中国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剧烈波动而担忧，而这种担忧的背后是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操作架构和专业性、延续性、可预见性发生崩塌的恐惧。
诸多分析和猜测认为，特朗普挑动台湾问题是一种“叫价”，意在通过在台湾这样对中方极度敏感的问题上刺痛中方，压中国在他最关心的经贸或其它问题上让步。在2016年12月3日与蔡英文通话后不久，12月5日特朗普再次连续发推，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在南海建军事设施。9日，特朗普在艾奥瓦州演讲时再次触及中国话题，称中国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保护知识产权，采取压低汇率的手段获得对美出口优势，同时对美国输华产品征收高关税，也不在朝鲜问题上帮美国的忙，他领导的政府不会与中国为敌，但一定会改变美中贸易不平等的状况，相信在理顺这些关系后双方都会受益。
12月11日，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播放了对特朗普的专访，特朗普在回应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时说，“我领导的政府不会与中国为敌，但一定会改变美中贸易不平等的状况”;“我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同中国在贸易等其他问题上达成交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制于‘一中’政策。”
面对特朗普在与蔡英文通话后不加收敛的一系列言论，中方作出了明确的反应。中国外长王毅12月12日在瑞士与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布尔克哈尔特会谈时表示，“我可以明确地讲，不管是蔡英文当局，还是世界上什么人、什么势力，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核心利益，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就无从谈起。”
联系到2016大选期间共和党颁布的政纲涉台内容明列里根时期美国对台所谓“六项保证”、只提《与台湾关系法》不提一个中国政策，重申向台湾出售包括潜艇在内的防御性武器，中方没有足够的依据确信特朗普不会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事实上共和党内部一直存在极端亲台的势力，他们对以台制华有着仿佛天生的冲动。几乎与特蔡通话同时，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在涉台段落首次写入推动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并继续鼓励对台军售。
2017年1月7日至8日，蔡英文在赴中美洲访问途中过境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这个共和党保守势力“大本营”，见到了联邦参议员、2016大选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和得州州长阿博特，与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凯恩通了电话，可能与特朗普过渡团队非正式成员(有说是传统基金会创办人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据传与华盛顿特区亚洲咨询协会主席叶望辉/Stephen Yates一道是特蔡通话促成者，曾于2016年10月访台与蔡长时间会面)秘密餐叙。蔡本寻求过境纽约会见特朗普或其选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台美媒体也一度传出过境纽约事已“搞定”，现在看来特朗普团队决定暂不进一步触碰台湾问题。但这不表明台湾问题的警报已经解除。蔡英文在休斯敦显示了与大陆方面继续“柔性对抗”的姿态，并且释放出台面对TPP流产将把对美工作重点转向谋求启动台美自贸协定商谈上去。而如果特朗普在上任后出台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这在当前台海两岸关系的冷淡、倒退氛围下变得尤其敏感，将直接掀动中美关系从“电梯井”里下坠的按纽。
第三，为重审对朝鲜的政策放风造势。
奥巴马执政八年间，对朝奉行“战略忍耐”政策，即不回应朝核导行为背后的谋求正式成为“有核国”要求，朝进一步美对朝制裁便收紧一步，期图以压促变。然而朝执意前行，完成了拥核战略部署和入宪程序，正加紧推进核导合一，日益接近对美确立核威慑力的目标。2016年是朝首次进行核试验10周年，而朝迄已进行的5次核试中有4次是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的，朝远程导弹技术也在快速进步，华盛顿上空“容忍”朝鲜的空气更加稀薄，奥巴马对朝政策实际破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严厉否定奥巴马的对朝政策，声称可以同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对话”。特朗普当选后，对涉及朝鲜的问题置评十分有限，但在朝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宣称“朝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之后，立即通过推特做出措辞非专业但内容实质的回应，称“这不会发生”，片刻之后又发推噎喻中国：“中国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中从美国获取了大量金钱和财富，但在朝鲜问题上却不帮忙。太好了!”
“这不会发生”非指朝再次试射远程导弹。两条推文折射出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逻辑线，显露了特朗普团队处理朝核问题的基本轨迹：首先，重新评估朝鲜的核导能力是否已经跨过美国安全利益所能允许的“红线”;其次，加紧做应变准备，包括实施定点军事打击、对朝进行全面制裁等，绝不允许朝继续利用核问题“讹诈”美国;第三，不排除外交对话，劝说与威吓并用;第四，拉住中国合作应对半岛局势变化，将中国在朝核问题帮不帮忙作为定义美中新关系的一大标尺。
如前所述，特朗普当选后不久，他本人及团队成员即对外披露，已要示中央情报局把按管理向当选总统所作的“每日简报”缩减到每周一次，重点汇报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和与朝核问题相关的动向。这说明，朝核问题在特朗普外交议事日程上的位置非常靠前。华盛顿政治、外交圈和韩、日等东亚国家战略界的一个普遍估计是，特朗普就职后，将在东亚优先处理朝核问题。
韩国国会及其下属研究机构人员2017年1月初赴美试探得出阶段性结论，特朗普准备实施综合性的对朝战略，运用广泛的外交手段而不是只盯住制裁，“广泛的手段”不排除“次级抵制”(Secondary Boycot，用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赵兑烈2016年9月对媒体吹风话讲，就是根据中国等多国对朝制裁执行情况等启动对涉朝交易的第三国企业进行制裁)、加强运用国内法制裁朝、与金正恩对话、清除金正恩等多种可能。
2016年12月20日，候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代表特朗普团队首次就“萨德”入韩问题发声，公开表示“驻韩美军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THAAD)是从韩美同盟出发做出的‘正确决定’，象征着同盟的稳固”。在过渡期内，美韩军方没有停止就部署“萨德”决定落地进行磋商，总的工作方向是加速提前完成部署，争取在2017年4至6月前完成，而韩国军方正是促使朴槿惠政府做出同意在韩部署“萨德”的幕后主导方。与此同时，日本接受部署“萨德”的讯号也越来越明显、频繁，台湾是否将会部署“萨德”的问号开始进入人们眼帘。
对特朗普就职后初期朝核问题形势的预测有三个“不排除”：不排除朝在1月20日特朗普就职仪式后不久进行第六次核试或新的远程导弹试验，以抬高自身筹码，给美国新政府一个“下马威”;不排除朝利用韩国国内政局变动分别主动向韩美双方示好，以分化美韩同盟，牵制特朗普对朝硬的一手;不排除特朗普放低身段采取与朝无条件对话的举措，甚至特朗普亲自出马与金正恩直接接触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各方都在观望。可以预计，特朗普政府就职后将立即从战略、军事、安全、司法、行政、经济金融、与韩日同盟关系等层面展开对朝、半岛政策的全面重审，重审可能耗时四至六个月才能提出明确的对朝和半岛政策目标，此前半岛局势又恰逢韩国国内提前大选并正式开始政权转换交接的关键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将进入一个高危期。
6.3 去“亚太再平衡”的再平衡
历史上看，美国的亚太政策是有着跨选举的延续性、连贯性的。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政策是一个延伸的曲线，随着美国国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步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有关进程尽管因其它方向的重大事件而发生延缓甚至搁置，但未曾倒退和回缩，总体不断推进强化的轨迹，并且战略聚焦度逐渐向中国身上汇拢。
冷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变轨迹：
老布什时期，美国仓促应对冷战终结导致单极秩序突然降临的巨变，战略焦点放在欧洲、中东一线。1990、1992年发布的两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分阶段裁减美国在亚太驻军、同时重新安排与亚太各国安全关系。1991年至1992年美军撤离菲律宾。对华，重点收拾八九风波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总体保持接触，不以中国为战略威胁。
克林顿政府推行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为两翼的“参与-扩展”战略，地缘战略扩张与价值观输出携手，在此框架下调整亚太政策。为此，克林顿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概念，确立美国亚太政策的政治、安全、经济支柱。具体而言，加强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接触和对话，进一步发展与非盟友国家关系，开始缓和与越南、朝鲜等“敌对国家”关系;确认印度的美国“天然盟友”地位，与印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实现了美国亚太政策与印度洋的连通;积极扩大与亚太重要国家特别是盟国的军事安全交流，加强在前沿国家的军事部署，“软硬”两手兼施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力促亚太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拓亚洲新兴市场。
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一度摆出以中国为“主要地缘战略挑战”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调整的架势，然而“9·11”事件的发生迫使其对外政策聚焦反恐。小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亚太的政策投入有所恢复，议程排位仅次于反恐和中东政策，但仍犯下忽略东南亚的“战略错误”。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一方面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在中东尽量避免直接卷入武力冲突，另一方面自2011年开始以军事安全、经贸、多边机制、美式民主价值为支柱实施“亚太再平衡”。“再平衡”的本质是重新配置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源，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事实上开启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进展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军事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14)《前沿、介入与准备：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亚太海洋安全战略》等文件确定了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和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的目标，以及“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作战思想，并完成以重新取得军事设施多点准入权、投放濒海战斗舰、增派导弹驱逐舰等为主要特点的前两阶段实际部署，进入旨在将包括F-35第五代战机、P-8反潜侦察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升级版在内更多最先进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的“第三阶段”，“以确保美国在这一区域内维持最高军事水平”。政治上，调整对缅甸、越南的政策，在东南亚大挖中国墙角。
“亚太再平衡”自2011年正式实施以来取得了包括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促成缅甸“变天”和与越南关系全面正常化、军事上重返东南亚在内的诸多实质性进展。然而，这一战略在奥巴马执政末期遭遇两大“塌方式”挫折：TPP在美国国内遭遇激烈抵制;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后大幅调整对外政策重心，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存在基石的美菲同盟告急，美国维系亚太同盟体系的能力也受到更多质疑。
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总体持否定态度，这在前文提到的特朗普团队《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亚太观》一文中已有鲜明体现。然而，外界需要理解的是，特朗普对“亚太再平衡”的批评并非指向美国将过多资源投入亚太地区，而是认为再平衡的方式过于宽泛、松散，没有找准方向和重点，声高而无效，浪费了美国的资源和信誉。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极力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依托一个基本认识：美国本来就是亚太经贸关系的主导者，无需“重返”，在经贸问题上行事的重心应是正面狙击不公平贸易，而非绕开不公平竞争搭建新的平台。
特朗普及其团队语焉不详但已做出暗示的调整方向将是：
(1)继续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亚太方向有足够的投入，以因应亚太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和日趋复杂的变局。
(2)废弃奥巴马政府军事安全、经济、政治、价值输出等几根支柱并重的作法，将资源投放的重点向军事轨道聚集，而在军事轨道上优先照顾海军军力建设，还原再平衡作为一项军事安全战略的“应有面目”。
(3)推动与韩、日等国地区同盟建设的进一步升级强化，方向可能是赋予这一区域性同盟体系更多北约特征。促使盟国承担更多美军驻扎开支、支付更多“保护费”则是意在增强同盟协作的整体性，提高盟友的融入度。
2016年10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韩美外交、国防部长“2+2”会议决定打造副部长级的“延伸威慑战略协议体”，以商讨美国向韩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安全承诺(进一步趋近于美国对韩承担等同于自身安全的安保责任)。这个协议体将与“萨德”部署决定一道成为奥巴马政府在美韩同盟关系方面留给特朗普政府的“正面遗产”。
(4)调整亚太军事安全战略的基本布局，防范与准备的重点从克林顿时期的印度洋-太平洋框架向东亚集中。有中国学者认为奥巴马时期“从堪察加半岛到达尔文港的针对中俄的“C形制衡”将变为主要针对中国的“点状制衡”，并对制衡点进行分级，朝核、台湾问题在第一等级，中日矛盾、钓鱼岛争端在第一、第二等级之间，南海问题在第二等级。事实是否将如此，有待印证。
(5)缓和美俄矛盾，使西线(欧洲)战略压力的舒解在东线(亚太)也有所反应，以利在亚太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崛起和应对朝鲜半岛变局。
特朗普政府实施新的亚太政策的一大棘手问题是钱从哪里来。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宣称要打破美国防务预算连年下降的模式，重建一支由54万人的陆军、36个营的海军陆战队、350艘舰船规模的海军、至少有12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以及最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组成的美军，在亚太则以海军为重点强化前沿威慑。这种追求绝对实力的思维与共和党传统相契合。然而，他要在确保美国债务不冒顶的前提下同时做到扩大防务开支、实施万亿美元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减免公司税赋等“数箭齐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特朗普政府开动印钞机筹集军费，那么其经济任务的实现将变得更加艰难。
美国军方已在“预置”特朗普的防务政策。早在2016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便宣布配合“亚太再平衡”进行的军力重返已完成前两阶段部署，将进入第三阶段，把包括F-35第五代战机、P-8型反潜侦察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升级版在内的更多最先进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以保证美国在这一区域内“维持最高军事水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2016年11月15日对媒体表示，尽管美国政府面临换届，但美国将继续维持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盟友的“坚定承诺”，美国不会离弃亚洲，如有必要会采取军事行动并赢得战争。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发推抱怨F–35战机项目花销“超出控制范围”，扬言当政后将本用于购买军事武器和其他设备的数十亿美元节省出来，F-35项目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随及回应说该项目“物有所值”，美军太总司令部空军指挥官也面向媒体强调美军将在亚太全面部署F-35。
6.4 美俄关系改善将对亚太局势产生影响
特朗普和普京在过去一个多月间摆足了改善美俄关系的姿态，四大因素决定了美俄关系在特朗普正式就职后极有可能进入一个“蜜月期”，出现触底反弹：首先，即便不考虑已被美国情报部门“正式确认”的调查普京下令以特殊方式为特朗普助选这一点，特朗普的当选也是俄高层出于某种价值认可发自内心的期待。其次，特朗普团队在中东一线的主要政策设计是集中力量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停止美国通过利益妥协与伊朗改善关系的进程，为此需要放松与俄在地缘战略问题上的纠缠，这有利于减轻俄在中东、西欧一线的战略压力，符合俄的利益。第三，特朗普及其团队不认为因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彻底毁坏美俄关系是值得的，有动机就相关问题与俄达成妥协。第四，特朗普背后的化石能源利益集团致力于推动国际原油价格缓涨，这有助于俄改善经济处境，俄将会顺势而为。
2016年12月22日，特朗普与普京以高度的“默契”分别就美俄的核能力建设发表言论。先是普京在俄国防参谋长会议上表示，俄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研制能穿透任何当前和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此前的10月，普京曾下令终止俄美2000年签署的《钚管理和处置协定》以及一项核研发合作协议、一项改装俄研究用反应堆使其不再使用武器级铀燃料的协议，以反制奥巴马政府对俄制裁和在东欧、东亚部署反导系统)。几小时后，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支持美国加强和扩大核能力。两人均突出“强化”、“扩大”关键词的微妙、隐晦互动给国际社会以核竞赛重启的联想，双方团队也都没有做出充分解释，但不能排除这是为寻求达成新的核裁军协议渲染谈判筹码，毕竟，在每次美俄关系的改善进程中，核谈判与核裁军都是不可或缺的抓手。
但美俄之间的“蜜月期”将会维持多久仍值得怀疑。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美俄结构性矛盾重重，有深刻历史和现实背景的核心利益摩擦与冲突从东欧、中亚一线延伸到中东，不是根据哪个领导人的意愿就可以解决的。其次，在美国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着大面积的、根深蒂固的反俄、厌俄情绪，而特朗普执政团队和共和党高层也多是深受传统地缘政治观念影响的人，改善对俄关系在美方内部难以凝聚共识，推动力不足。第三，美国的欧洲盟友处在与俄战略摩擦的前沿，深惧俄“东山再起”，不会全力配合特朗普的对俄缓和政策，德国等欧盟核心国家已在特朗普就职前夕做出维持欧盟对俄制裁的决定。
从历史的脉络可以做出一个解读：即将到来的美俄关系缓和是在2013年奥巴马政府“重启美俄关系”失败后双方矛盾直线上升触及“新冷战”天花板、美欧对俄制裁将俄逼到“墙角”后俄方无路可退美欧又不存在继续进击的情况下，双方不约而同选择的合理回摆，但由于美俄矛盾的“地心引力”太大，这一关系还摆不到春光灿烂的高度，甚至可能在“蜜月期”冲高后因中东或欧洲新旧问题的重新积累而再现回落。
美俄关系改善会对亚太局势产生具体影响，将主要体现在朝核、南海、俄日关系等问题上，归根结底将是西线压力的缓解会不会导致其在东线减少投入意愿的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6.5 以交易思维处理对华关系
进入新的政治过渡期的中美关系尚未正式开局便因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台湾问题的挑动开启颠簸模式，这对今后四年的两国关系绝非吉兆。然而麻烦不会仅限于台湾问题。特朗普已经展现出“你不在我关心的问题上向我做出让步,我便要你在你关心的问题上付出代价”的逻辑方式，把严肃的国家关系视为一场“交易”，在执政初期可能以“重商主义”风格和情绪化方式粗糙处理对华关系。
特朗普最想要的是中国在经贸问题上向他屈服，因为他执政后，将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谋求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减赤等经济议程上尽快创造政绩。为此，特朗普有可能向中方提出减少对美出口、扩大自美进口、强化知识产权执法、扩大钢铁去产能规模、开放美国互联网企业入华等具体要求。尽管其对中国输美产品全面征收45%高关税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特朗普的财长人选努钦也已澄清特朗普有关言论的意思是当人民币汇率比实际水平压低程度达到45%时才会考虑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相应幅度的高关税，但美方单项选择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做法恐怕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综合国力今非昔比，中美利益交融空前深厚，对中美关系议程的设定能力大为提升。如果特朗普政府选择经贸领域率先伤害中国，它很快就会发现中国在同一领域拥有充足的反制措施储备，比如对美国汽车生产商在华销售链价格操纵进行处罚、对美国中西部某地方州对华农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抛售美债等，无需搞“跨界报复”，就足以让它偏离把美国经济增长率推高的承诺，涌出地平线的将是贸易、金融摩擦的双输。
近些年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在美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超越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其蕴涵的天量资金和与就业市场的直接关联将是牵制特朗普政策对华贸易强硬政策的关键因素，特朗普对此是有认识的，中国商界也已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免受保护主义影响。2017年1月10日特朗普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会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据报道双方讨论了阿里巴巴在美投资兴业的事项)，告诉媒体“杰克(马云)和我要做一些大事情”。此前，2016年12月，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透露，前几天与美国电影协会主席见面时，对方问及是否要给特朗普带话，他当时回答说，“万达在美国投了100多亿美金，有两万多员工，搞得不好，他们就没饭吃”。
历史教训表明，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危险局面是不得不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摊牌”。所谓核心利益，意味着回旋空间的极其狭窄甚至并不存在，一旦其遭侵犯，势必引发激烈报复，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对中方而言，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是明确的核心利益所在，政治体制的安全也事关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能否继续经济复苏势头、为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奠定基础属于核心利益，能否保持在全球海上的军事优势、在南海等关键海域任意穿行则属于海外利益的优先事项。而在双方充满争议和分歧的网络安全领域，由于网络主权边界的模糊性和网络攻击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中美均视有关竞争和摩擦为新兴的核心挑战。
被特朗普团队视为“安全盟友”的台湾当局已在付出代价。2016年12月20日，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台湾方面应已捕捉到其中的讯号，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逆动都可能引起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在台海地区，威慑力的天平已完全倒向中国大陆一边，台湾能打的牌除了紧抱美国寥寥无几，而特朗普政府是否担代得起这种“紧抱”，是否打得起“台湾牌”，也许它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南海问题是近年中美进行地缘战略意义上交锋博弈的主舞台，时至2016年末，随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形势开始变得对中方有利。12月下旬发生了中国海军在南海水域捕获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的事件，也引起特朗普的关注。随后中方将潜航器交还美军，但此事提醒特朗普及其身边的现役和退休军人们，如想利用南海问题“测试”、“羞辱”中国，他们不仅大可能占到便宜，反而将被“测试”、被“羞辱”，因为中国在南海已经取得军事安全意义上的战术密集优势，正在取得战略威慑优势，可选择的应对手段不断增多，有些将是出人意料的。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一直采取尽量与美方配合的态度，最近一例是2016年12月1日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朝鲜核导行为追加制裁的决议。中国也在认真执行安理会对朝各项制裁决议。特朗普上任后，在东亚必须紧急投入的首要安全议程其实并不来自中国，而是朝鲜的核导问题。不与中国协调，特朗普应对亚洲安全挑战的最先尝试将遭遇挫折。
结语
大幕即将拉开。特朗普的就职将正式开启一个全球变动和挑战的不确定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大国都要抢占行动的先机，然而如果行动的动机偏执、理论保守、决策粗疏，对后果考虑不周，对国际事务的联系机理和因果关系缺乏认识，行动将恶化为失控的危机，特朗普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怀疑和警惕的团队。
在系统梳理特朗普及其团队在候任内所言所行之后，可以做出几个初步判断：
第一，特朗普是个习惯逐笔处理交易的“商业谈判家”，他身后的团队骨干们则是一个处于政治边缘太久突然掌握了权力以高度政治饥渴扑向其笃信的价值理念的“有纪律”的群体，需要一个“学习期”、“适应期”，才能真正进入状态。这个过程不会太短，期间充满颠簸。他们不由自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风格绝非拯救美国和世界的良方，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和联系的世界，终会在一连串碰壁后向传统政治模式靠拢，可能沦为以发散式、碎片化、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方式治理国家和办外交的“急就章”政府。
第二，美国对外战略当中最显性的变动将率先发生在俄罗斯-欧洲-中东一线。主要路径可能是：缓和与俄矛盾，鼓励欧洲 “右化”，重构与以色列和沙特的合作，甩掉在叙利亚的负担，刹住对伊朗的怀柔，停止策动“颜色革命”，加大对“伊斯兰国”打击力度。这实际上是条回归传统的路径，背后没有特别鲜明的战略思维，如果有，是终止美国战略影响力在中东下降的势头。然而这其中每一环节的变动都将产生“涟式反应”，在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触一发动全局，特朗普政府的一条腿将以特朗普的方式陷在中东。
第三，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方式可能是继续试探、局部逞强、具体谈判、总体谨慎。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将比奥巴马政府更强硬，是特朗普当选前即可确信的趋势，因为整个美国社会已经经历了一场历时两年的对华政策讨论，主流意见认为奥巴马对华太软弱，美国正在失去与崛起中国竞争的优势，向强硬面调整对华政策是个基本趋势，即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也会逞强，然而选上来的是比希拉里更无所忌惮、没有“专业”羁绊、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不过，如果特朗普将不得不优先处理朝核问题，会把南海、台湾问题相对后置，从这个角度讲不一定会立即主动冒犯中国，而是先摆出对话接触甚至合作姿态，然而视情况正式亮牌。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的周期，不是没有协调理顺的机遇。
第四，经济议题将是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的首要摩擦点。特朗普要在经贸问题上拿中国“开刀”的意图越来越明确，已非仅是取悦于支持者的“竞选策略”、“竞选语言”。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确已站到十字路口，其复苏的可持续性和就业的再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与中国市场的再平衡、再配置;特朗普就职后施政重心在国内，为显示执政能力和路线正确，必须在经济领域用最短时间拿到尽可能多的公众可见的“成果”。从此意义上讲，特朗普将最先在经贸领域向中国“开价”，如得不到满足，则会选择其它领域露出“獠牙”。而最危险的情况将是，如果特朗普政府谋求改变中美经贸关系的“路径依赖”，从“你造我买、你借我花”转向“赢者通吃”，那将打碎两国关系发展赖以维系的“压舱石”。
第五，中美关系中的资本规律已在运作起来适应新的政治变化。特朗普明白中美关系对双方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性，知道一旦挑起全面贸易战，推动美国经济增长4%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因此未必真敢与中国打全面贸易战。他也不会无视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商业合作机会，这种机会就存在于中国日益崛起的电子商务、全球卓越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企业如饥似渴的赴美投资需求中。特朗普要抓住来自中国的机会，最需要破除的是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政治戒心。
第六，特朗普政府将在亚太地区着力加强海军军力，保持和增强对华威慑力，推行不叫“亚太再平衡”的亚太再平衡。海上军事力量的博弈与较量自奥巴马第二任期中段起成为中美战略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即便中美实力对比迅速接近，即便中美在西太局部地区的权力转移注定发生，即便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复制“以实力求和平”的倾向，两国军方在近年接触中积累起来的管控彼此危机的经验和机制性、功能性作法将会发挥作用，中美仍不必然发生正面冲突。过去中美双方均了解对抗冲突导致双输的道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被双方共同接受的核心内容便是不对抗、不冲突，特朗普及其团队终会在“学习期”、“适应期”当中体验这个道理。
中美已经站在又一个战略相互再判断的关口。中美关系的“历史交叉点”正在迫近，“交叉点”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中国GDP追平美国—这很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如果有)后半程发生。面对“交叉点”的临近，中美不约而同选择做强自己，只不过一个要加速“历史交叉点”的到来，一个要推迟“历史交叉点”的到来。“同质不同向”的选择将增加中美战略摩擦的机率，但仍可为战略摩擦的升级提供缓冲。
对中美双方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恐怕是防止各自战略决策模式被进攻性现实主义控制和主导，避免基于最坏的假设确定对对方的现实政策，相互释放错误信号，不要陷入“假设-准备-错判-误对”的恶性循环。长远来看，如果双方能够穿越眼前的充满摩擦和冲突诱因的丛林，哪怕仅拨开“信任赤字”云雾的表层，说不定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协调出一个合作治理复杂亚太事务的前景来。
对中国来说，现阶段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急于做判断，避免轻易下结论，因为特朗普还没有真正亮牌，而他本身也不是不可塑。应对的关键不是看特朗普在候任期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在执政后做了什么。
应当务实追求中美关系的稳定状态。特朗普在候任期的表现在给我们带来困惑的同时，也形成一个“好处”，那便是是调低了对中美关系的不甚合理的预期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思过去处理中美关系惯用的所谓纲举目张思维，根据中美关系的事实状态在合理互动中界定未来彼此关系的性质和边界可能更为必要。用事实状态说话，以更加务实化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应是双方的共同选择。
也要备足“弹药”和“防弹衣”，做出应对未来中美关系各种复杂、突发状况的准备。在备足“弹药”的同时要能够控制行为的冲动，冷静、审慎的判断更显重要。
还要主动适应特朗普独特的信息处理方式，压制他利用社交媒体挑动舆论来在涉华敏感问题上“做牌”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外交决策和执行机制，能够多下先手棋，多打组合牌。
最重要的是要有底线意识和博弈能力，推动中美关系用一段时间从特朗普的“行为艺术”回到战略沟通与协调轨道，重构其可预期性，这个相互调适期不应拖得太长，否则风险管控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协调的前景不能只靠妥协，有时斗争更能促成妥协，但也不能一味逞强，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合作。
特朗普与美国媒体、文化演艺界、学术界的关系不顺，美国国内反感、抵触他的人很多，美国的体制和政治社会文化特点决定了他履职后将面临比前任总统严苛得多的舆论监督环境，有一点偏差失误便会遭到媒体和民主党精英阶层甚至党内知识分子、利益集团的挞伐。这是机会，提醒我们要比以往更加重视做美国媒体和智库的工作。就像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事件后，美国外交、学术界积极发声，向特朗普宣讲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致特朗普的公开信、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发表的演讲)，无意间在美国社会进行了一场一个中国常识的“普及教育”。应鼓励我们的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积极主动多发声、多接触、多交流，把我们的观点传送出去、推广开来，多渠道并用影响对方的看法和决策。
中美互为轻视不得的对手，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前提保障。对特朗普进行“教育”的工作刻不容缓，因为中美关系实在太过重要，任何不慎、不当都可能将这一关系推入恶性竞争对抗甚至战争冲突的深渊。特朗普最需要明白的是，美中间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大国战略协调的新范式，而不是在刺痛对方的问题上互相“兑子”。双方高层和工作团队应尽快建立顺畅沟通，充分了解对方诉求和关切，及早设计出今后四年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11月14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国官方推动中美关系并更高层次和更成熟状态迈进的意愿是真诚的。
祝中美关系好运。
主要参考资料：
The Art of the Deal，Donald Trump and Tony Schwartz, Random House,Nov.1, 1987
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Donald Trump, Threshold Editions,2015
Donald Trump’s Foreign-Policy Challenges, JOSEPH S. NYE, Foreign Affairs, Nov 9, 2016,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onald-trump-foreign-policy-challenges-by-joseph-s--nye-2016-11
With Trump, the US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is at risk, Robert Zoellick,Financial Times, Dec. 14,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e6112b5c-c159-11e6-81c2-f57d90f6741a
Conflict Zone: How Donald’s Trumps Business Ties Are Already Jeopardizing U.S., Newsweek, Dec. 13, 2016, http://europe.newsweek.com/donald-trump-foreign-business-deals-jeopardize-us-531140?rm=eu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Narcissism, disagreeableness, grandiosity—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how Trump’s extraordinary personality might shape his possible presidency，Dan P. McAdams,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How the Republican nominee will rewrite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Asia，Peter Navarro and Alexander Gray, Foreign Policy ,Nov.7, 201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
World Order 2.0：The Case for Sovereign Obligation，Richard N. Haass，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7 issu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12-12/world-order-20
An open letter to Donald Trump on the One-China policy，Richard C.Bush，BROOKINGS，Dec.13,2016，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12/13/an-open-letter-to-donald-trump-on-the-one-china-policy/
《特朗普的人事布局到底有什么玄机》，刁大明，2016年12月27日，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ddm20161227.html
《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王栋、尹承志，《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07-18
《特朗普“新政”能决定国际油价命运吗》，《中国经营报》，2016年11月26日;海洋油气网，http://www.offshoreoilandgas.net/detail.php?id=2262
《特朗普东盟政策初探》，薛力，《世界知识》2017年第1期
《美国战略东移与中美关系》，樊吉社，《2012年美国蓝皮书》(黄平、倪峰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特朗普为啥挑了个石油公司的CEO做国务卿》，陈征，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2016年12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zl/international/2016-12-13/zl-ifxypipt126037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