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后的日子，知名企业家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比美国高的声音引爆了舆论圈——“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后者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曹德旺的这些话，一下子把中国制造所面临的问题铺开摆在了公众眼前。
纵观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轨迹，过去二三百年时间内，每一次制造技术与装备的重大突破，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强国的竞争格局，制造业的兴衰印证了世界强国的兴衰。当全世界的眼光重新又汇聚在制造业上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又该何去何从?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了“中国制造的困境与突破”这一议题并总结了“振兴中国制造业十条”，在群内引起了各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们的热烈讨论。本期推文中，我们根据刘志彪教授提出“振兴中国制造十条”分类精选了大家的观点并进行总结。如果你有更新颖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中国制造的困境
1、由于各项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负担过重。
(1)成本上升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融资成本、能源使用成本等方面，加之税费负担过重，使得中低端制造患上了“成本病”和“产能过剩病”。微笑曲线底部成本的大幅上升，而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创新带来的盈利上升速度不及成本的过快上涨，因而无法形成积累，进而正向的良性循环，削弱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造成国际制造向周边国家的转移，致使中国制造红利的减少(刘志彪-长江产经院、方勇-南京大学、刘杰-省地税局、刘根荣-厦门大学、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王文莉-中原航港基金、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李剑兰-北京大学)。
(2)伴随中国经济陷入投资依赖模式、政府趋向土地财政体制难以自拔的过程，以房地产等基础物价带动的全社会营商成本大幅上升，制造业企业各项成本持续攀升，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且此困境仍然延续，亟待寻找系统性方案缓解、解决，避免进一步发酵、因大规模大范围企业导闭导致大幅度增加失业而冲击社会稳定，尤其造成国民财富灭失，根本削弱中国制造业长期竞争力，毁损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中国梦因之落空(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1)高端制造在技术上，其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长期难以突破，受制于人，使得高端制造业患上“心脏病”和“精神病”，且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行业过于集中。广东的高技术优势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2015年，两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整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90.4%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82.9% 。相比之下，其他行业占比非常小(刘志彪-长江产经院、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陈爱贞-厦门大学)。
(2)中国制造业困境，诚有实体经济环境的问题如税负问题、资本市场问题、劳动力成本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监管环境问题等等，单从企业来说，还是创新问题、管理问题，追根究底还是企业家精神问题(朱新聪-海尔)。由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产品趋于低端化、同质化，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程度低。江苏电子、化工、电气、钢铁、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及服装、金属制品、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十个产业合计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75.8%，是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但总体上还属于大而不强，自主名牌不多，产业链环节末端化(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林学军-暨南大学、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不仅生产环节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还包括品牌建设、标准、营销等环节的弱势(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
(3)中国制造在面对“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沉淀中，未能成功培育工匠精神，这方面的教育改革、工匠培育体系和文化支撑都不够(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由于缺乏自我创新的能力以及工匠精神，制造企业技术升级与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盈利能力弱(刘根荣-厦门大学)，加之中国制造业缺乏鼓励和保护创新的机制，以上机制一旦形成，可能对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将有显著效果。在创新成果得以有效保护的情形下，个人的创新积极性得以显著提高，这对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是有极大推进作用的(毛德勇-浙商银行、王文莉-中原航港基金)。
(4)从全球价值链(GVC)角度看，中国制造未能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些产业处于低端被俘获的低附加值层面，GVC分工体系和分工模式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状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只是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缺乏中国制造的产业话语权，其弊端具体表现为：自主技术创新和品牌培育工作被拖延;制造业整体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制造业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逐步被侵蚀;低端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布局和资源配置与国内市场终端需求错配加剧。(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王修志-广西师大)。
3、产业过于分散，不利于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
中国制造的困境在于产业过度分散。500多种主要产品中，中国220种产品位居全球第一。但是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制造企业仅50多家。首位企业主要产品占全球第一的不足30家，前三的约100家左右。产业内企业分散，造成创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研发活动同水平重复。江苏光纤产业占全国的40%，分别由6-7家企业生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不足17%。这些优秀企业的研发项目大同小异。中国制造业分散的状况，还表现在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处于被动地位。1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产能，民营企业被一轮一轮的割了韭菜。水泥、钢材是典型的产业。在增长率不高的制造业领域，与国有企业处于相当份额的民营企业，无法通过份额扩张提升品牌影响力(崔卫东-蓝鲸咨询、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4、国家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产权保护缺乏、营商环境不佳等方面。
(1)政府干预太多、管得太宽，针对企业的政策、法规制定随意性太大，“权力经济”色彩浓厚，抑制了企业的活力，使得企业转型无门、升级无力，创新能力与资源缺失，各项内外制约严重，而经营环节多、涉及面广、从业人员多的制造业首当其冲，累积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今天制造业的困境局面(程鹏-江苏巨和实业、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目前政府治理能力尚未达到“良政善治”标准(“操作系统”的反应相对迟滞)与制造商的合理诉求快速变化(大量“应用软件”的运算发起)之间有着较大的矛盾(李剑兰-北京大学)，加上企业专注创新的动力弱化，而指望得到政府资源的预期不断增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概率不断下降，政府替代市场的现象逐渐上升。(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2)政商关系处于转型期对民营制造业投资产生较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呈高压态势向前推进，经济和政治生态不断改善，官商勾结现象明显降低，但也带来了传统政商关系的转型巨震，部分政府官员“谈商色变”、“躲商、冷商”，不愿也不敢与民营企业打交道，企业的困难无从倾诉、问题无法解决，企业家的归属感、安全感有所下降，甚至连“政商关系”本身都成了贬义词，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服务成本变得更高，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家地位不高。根据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家自我评价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长期低于其经济地位，民营企业家的自豪感有所降低，也降低了扩大投资和谋求转型升级的积极性(陈东-南京大学)。
(3)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主要在于制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困境在于制度问题的表现之一，是一个产业的企业散乱，缺乏兼并重组，垄断竞争程度低，在世界500家最大企业中，中国数来数去就那几家制造业，且以国企居多。垄断竞争不足，就没有创新动力，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就不能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另一个制度问题是国企与民企的双轨制，以及政府过度支持国企，而对民企放任不管(指缺少关心)，国企又偏偏依仗权势挤压民企，二者很少相得益彰，多是此消彼涨，形不成发展的合力(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5、企业融资难、融资方式单一，造成企业“轻资产”倾向，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1)融资生态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状态下，银企互信难，各项金融资源长期向体制内倾斜，内在创新驱动本能较强的民营制造业企业难以获取资源，企业特别是盈利性较弱的企业处于被抽贷压贷的焦虑之中，而向直接融资生态过渡又困难重重(史先诚-江苏金融办、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的制造业，这两年民营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更大，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民营企业不敢投、不愿投、不会投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与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操作不当有关，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充分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一方面，“去产能”让民间投资加快退出相关行业;另一方面，可以供民营经济进入的新投资领域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当下的PPP投资，民营企业能拿到的一手项目非常之少，退出与进入之间的严重失衡，导致了民间投资失速(陈东-南京大学)。
(2)一方面融资风险、产能过剩和转型升级，这些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逐步积累的。在当前国外需求萎缩、国内需求减速的情况下，产能过剩使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现金流，又通过担保链蔓延产生金融风险，也没有足够资金进行转型升级(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另一方面，民间投资的“轻资产”倾向，使得虚拟经济泡沫扩大，挤压制造业生存空间(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振兴中国制造十条
1、抑制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过旺过火趋势，让实体经济企业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
通过打破垄断，基本创造平均利润率环境，让制造业的利润率和房产金融一样。给制造业进入高利润区域打开玻璃门(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2、通过去产能过剩等竞争政策、利用资本市场鼓励优势企业收购兼并，增加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增加其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
(1)利用金融工具改善民营企业现状，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高科技企业融资环境、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发展科技企业创投基金等方式，鼓励民间借贷(宋常铁-新华网);另一方面可以倡导直接融资，发展创投，以资本市场的繁荣逐步降低企业对间接融资的以来，让民营制造业能通过资本市场克服当前困难，加快转型升级(史先诚-江苏金融办、陈东-南京大学)。
(2)按照“控风险、降成本、促转型、优服务”的思路突破制造业困境。控风险主要是要防止运营困难的企业转嫁风险，为较好的企业筑好防火墙，同时对于恶意转嫁风险的企业和银行工作人员加大打击力度。降成本则要落实好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为产能过剩的解决赢得足够的时间。促转型不仅是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在这两个方面企业比较熟悉)，更加重要的模式升级、产业链的升级乃至企业家的升级方面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优服务也不仅是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包括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减少管制，精简机构压缩人员，降低行政成本等多个方面(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3、营造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鼓励外资、民资等实体经济企业投资，纠正外资利用中的左的倾向。
(1)政府需要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减少企业负担，鼓励竞争，反对垄断，让政策能公平落地，减少政策执行中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对民营制造业产能的“减法”和“加法”都要公平对待，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升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并且通过行业协会更多地协调避免价格竞争(陈东-南京大学、林学军-暨南大学、史先诚-江苏金融办)，同时平等对待一切来源的资本，不要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国有还是民营，营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方勇-南京大学)。
(2)政府在守住环保底线的基础上，尽量放开对制造业企业的各种管制，通过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构筑正道、放弃诱惑，让企业完全依靠市场生存、发展。管制不利于企业，已为实践所证明，而诱惑导致畸变，似乎尚未引起警惕。比如补贴、退税之类，尤其是创业版的IPO制，是扼杀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毒药。企业是拟制人，在权利上与政府平等。对于陷入困境的企业，政府可以出谋划策，但不能越俎代庖。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由管制走向监管，其实走得并不远，而如今已放弃了对于监管职责职能的信心和努力，以亲力亲为代替之。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非数个主管部门合作无法达成，而欲置民营企业于死地，一个部门就够了。这就是当前行政管理体系的现状与作用。(楼稼平-宁波布衣、方勇-南京大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全以建立符合创新创业的各色环境、为民众谋长远幸福为原则进行全面改革(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3)在制定标准时，政府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低端不代表质量低，低端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升级还是得靠市场竞争。低端和低质量是不一样的，不能混为一谈。政府不能代替消费者选择，正确的是让市场自己选择，如果消费者都有钱，都要质量高的，生产低端的企业自然倒闭，如果市场有需求，为什么不做呢，说明你的需求没有到那个水平，强行提高质量水平也没有意义(王宇-南京大学)。即制造业需要有分层，形成群雁齐飞的态势，但各自定位又有所不同，例如"头雁高飞、中雁竞飞、尾雁快飞 "。政府只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持政策稳定性，做好守夜人角色就好(王运陈-川农大)。
4、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同时，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如进口设备一次性全额抵扣、技改全额贴息等等。
(1)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品转型升级，打造智能制造业，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制造业效率，打造符合消费需求升级的高端制造业(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林学军-暨南大学、刘晓昶-华泰证券)。
(2)制造业更需摒弃传统思维，真正将互联网思维落地，其认知维度有五：一是人力资本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能够认同企业文化且能奋斗的队伍;二是思维创新，从过去搞定客户、让客户满意、感动客户，演变为成就客户，让客户享受企业价值;三是技术创新，始终聚焦客户需求，将思维移植到产业价值链上，争取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产业集群;四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工业4.0创新，通过智能制造催生定制化研发、定制式生产;五是推动营销模式与管理模式变革创新，传统工业规模驱动固然有效，但电子商务已经可以“一两拨千斤”(周平-双登集团)。
5、实施“品牌中国”战略，大张旗鼓地表彰中国制造业中为国争光的各类品牌企业、优秀企业家，设立“中国工匠”表彰制度。
(1)中国制造业应该努力发现这些市场罅隙，培养灵巧型制造业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关于技术创新，应该继续走开放、联合的创新路线，一方面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增强创新能力，扩大技术优势，打造自主品牌;另一方面利用研发外包、并购等方式获得核心技术，降低创新风险以增强企业后劲，减少企业亏损(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姜彩楼-南信大)。
(2)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要由能力驱动时期对有形资源的渴求转变为依赖无形资源推动企业成长。所谓无形资源，无非是专利和品牌。所以，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积累技术专利和技术诀窍，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如何通过品牌资产的形成和积累，提升产品的感知价值和品牌力，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两个轮子"(蒋青云-复旦大学)。
(3)完善现有激励机制，提升民营企业家积极性。国家对民营企业家表彰层次较低，最高层次的表彰就是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应该对民营企业家的表彰适当改进(陈东-南京大学)。
6、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
制造业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需要将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放在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着力从教育改革、文化基因改造等方面抓起，矢志不渝地推进，同时严格法治环境，提供弘扬工匠精神的基石(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7、为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减负20%，打破一切为民营企业制造的人为的进入壁垒。
(1)民营经济具备投资与消费两重性。民营经济萎缩，将导致居民收入结构重新趋向单一(薪酬重又成为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不但投资能力下降，消费能力也将随之弱化，居民将渐次从高端消费品市场向低端消费品市场退却。房产按揭是消蚀当前居民收入存量的最大负担，股市的赚钱效应不彰，假如未来居民收入结构继续简化，则整个经济将重新趋于轻型化、低端化，制造业有何美妙前景?(楼稼平-宁波布衣)。
(2)为民营企业减负首先要清理企业各种税费，通过减税降费和放开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其次要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用工成本，包括降低员工的社保负担，为企业用工提供廉租房，降低企业税费等(方勇-南京大学、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刘根荣-厦门大学)。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将税赋和降本进行到底，为中国制造减负，特别是要在土地要素、融资成本、减税降本、行政审批等方面形成一揽子减负方案，全力支持中国制造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3)企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增值部分作为增值税交税17%可以适当考虑降低。因为在制造业中劳动力成本真的不是增值部分，目前中国制造已经不是像过去的家庭式小作坊，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很重要的比重，加上社保压力，要使中国制造快速变成制造强国，在国际上占先机，需要对中国制造实质性的措施支持中国制造(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
(4)具体的税费改革措施可以有：1、考虑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上限双双降到20%以下，放水养鱼，做大税基。2、社保、医保费率调降余地不大，可以定几个缴费基数，让企业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基数缴纳，不能再搞成实际的第二个税。3、公积金对目前的一般制造企业已经玩不起，养活着一大批公积金管理人员，公积金贷款最后搞成了劫贫济富的东西，不如取消(程鹏-江苏巨和实业)。
8、鼓励中国制造企业从全球价值链底部开始升级，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开拓内需中形成国家价值链。
(1)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沿一带一路重塑全球价值链体系，加快国际化步伐的同时提升创新能力、塑造品牌优势，鼓励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学会利用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本领，在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都应有所长，有所发展，轻工业，重工业要并重，不能出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林学军-暨南大学、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孙军-淮海工学院)。
(2)变被动依赖GVC的战略，转向以国内市场需求升级为契机和基础的主动重构GVC战略，具体思路为：以国内市场为制造业发展的根据地，以终端消费需求升级为制造业品质提升和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自主品牌/创新技术/电商平台(新型渠道)和国内市场构建新的GVC分工体系，政府在其间须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机构和职能改革，降低制造业综合负担，同时在全社会营造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王修志-广西师大)。
(3)制度改革的同时推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中国人，在外资企业就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而在本土企业中产品质量就低了很多。中国制造业本土企业的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我觉得目前提升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最主要的源动力应该是管理，这比技术更重要(陈爱贞-厦门大学)。
9、尽快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政策，激励制造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投资，形成核心竞争力。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要求不仅是在关键零部件、关键的技术、设备等方面加大技术突破，还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特别是专利和品牌，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创新，以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与转型，促进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企业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方勇-南京大学、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刘根荣-厦门大学)。
10、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它们实施比“211”大学更加倾斜的政策扶持力度，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
(1)目前教育改革的难点在于把传统的本科院校(包括学院和大学)转型为职教，因为中国的高校偏好学术型(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基础教育开始，一切服从升学指挥棒，制造业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无法培育。即使985高校也多沦为留学、公务员、考研预备校，专业学习严重不够，本科教育是青年后期成长之基，专业学习不够，又在学历、职称指挥棒下偏理论轻实战，使得学生无法快速进入经济一线(宋常铁-新华网)。
(2)制造业发展需宏观与微观层次共同发力，微观层次的突破不能被忽视。中国制造粗制滥造的印象并没有彻底改变，需要精益生产，其中工匠精神如何塑造是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及收入分配制度;职业教育要改变类似综合性大学的管理方式，要更专;毕业后相应职业资质的评定要完善，并加大薪资倾斜力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与高管薪资匹配，同时引入引进职业经理人(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招生制度学习德国模式(5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各类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了德国制造强国的基础)，调整教育结构，增加职业技术院校的招生规模，提高毕业生待遇和社会地位，培育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大军(闫浩-江苏经信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