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高潮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以致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跟不上其步伐，造成就业岗位损失和收入停滞，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日益强烈地表达不满，政治家则倾向于把问题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以美国信贷扩张为代表的应对政策缘木求鱼，未能从供给侧解决生产率滞缓的问题，也未能通过再分配解决全球化收益的分享问题，反而对房地产泡沫推波助澜，及至导致泡沫的破灭，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继而欧洲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平庸状态｡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民粹主义化，贸易､投资和移民等领域保护主义政策盛行，全球化趋势有逆转的危险｡中国在其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充分利用了上一轮全球化机遇，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从而使全球化成果得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分享｡面对式微的全球化，中国应以其经济体量和潜在消费力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优势，主动有所作为，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因素｡
【关键词】全球化;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学;民粹主义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11-0004-21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呼声难以实质性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方向，发达国家内部数量众多的“输家”终究要通过“投票箱”机制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影响一国的政治和政策取向｡然而，对此做出反应的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往往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激起民众更大的政治对抗｡例如，美国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刺激房地产泡沫，引致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使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导致“占领华尔街”等群众运动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政治势力抬头｡
归根结底，全球化这一事物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根本调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做出颠覆性的制度变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蛊惑性的承诺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内以尽可能低的政治成本､尽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权位的政党和政治家都难以做到或者不情愿做的事情｡因此，把矛盾引向经济关系的伙伴身上，甚至把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是他们做出的最符合政治经济学逻辑的选择｡
本文结合经济理论的前沿动态，回顾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演进，揭示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同源性及相互关系｡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未能把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良好对接，把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置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造成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民粹主义基因最初驱使决策者采取金融宽松的政策，刺激起一轮又一轮资产泡沫，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进而，无所适从的政治家们转而把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毫不掩饰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反全球化政策，导致全球化面临倒退的危险｡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二元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机衔接，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不仅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保障了城乡居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广泛参与度，从而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获益并实现了相对均等的利益分配，大幅度地减少了贫困现象｡因此，在可能出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情况下，作为潜在的受害者，中国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本文建议，中国应立足于应有的战略高度和历史纵深度，把握和适应全球化新趋势，并利用自身经济体量庞大的优势，通过各种全球性努力引领和构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使自己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
二、 不一样的本轮全球化：广度与深度
正如对任何事物做出概念界定一样，对于全球化的定义也有宽派和窄派之分｡与此相应，研究者对于全球化始于何时的判断也莫衷一是，不同的说法竟然可以相差数百年，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反战运动和社会风潮弥漫西方国家的1968年，及至信息和通信技术全面影响各国社会生活的2000年，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经济学家倾向于从较窄的外延上定义全球化，换句话说，他们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承认全球化可以包含更广的内容｡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方面把经济全球化界定为“通过扩大商品和服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而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互动”，另一方面也承认，全球化还包括创意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文化分享､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环境运动｡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关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各国金融市场连接以及把世界变得更小的许多事物的包罗万象的表述｡
而非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从更广的维度为全球化做定义｡例如，政治学家曼弗雷德·斯特格尔(Manfred Steger)概括道：全球化是一系列多维的社会过程，旨在创造､扩大､延伸和强化世界范围的社会依赖性和沟通，同时唤醒人们关于本土与外部联系日益加深的认知度｡此外，人们还可能要在社会维度之外再加上宗教､战争､体育､恐怖活动和环境等因素｡
其实，对全球化定义及起始时间界定不同的宽派和窄派各有各的事实依据和研究意图｡所以，归纳各家学说的最好办法不是有意识或盲目地选边站，也不是采取折中的立场，而是着眼于我们意欲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和对中国的相关性｡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诸如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些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标识作为全球化的动机从而也是最直接的特征，进而把这类特征显现出关键性转折的时间节点作为全球化的起点，观察全球化如何在其广度上和深度上演进以及其后果对各国的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据此，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即着眼于货物和服务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张､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以及中国在高速增长中拥抱世界经济的表现，我们可以把1990年前后作为本轮全球化的起始时间｡一方面，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改革开放，作为其必然进程和进一步推进的催化剂，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长达40余年世界范围冷战的结束，随后，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也恰好在那个时期，世界贸易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以这些历史性事件作为引爆点(tipping points)，全球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呈现出一个跨越式的扩张，其总额迈上一个新的数量级，按照流入量统计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随后也大幅度增长｡在此基础上，在21世纪以来的一些年份里，两个指标都一度呈现急剧的提高，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陡升的势头才得到明显遏止｡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都呈现了相同的迅速扩张趋势，甚至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
世界经济史呈现出一个特点，即越是到晚近的时代，长期经济演进的过程就越是浓缩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及至完成)｡后起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赶超过程就是一例｡与先行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新大陆(相比欧洲)､日本(相比美国)､亚洲四小龙(相比日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比四小龙)都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除了新兴经济体前景尚未可知外，此前的赶超经济体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的时间也更短｡全球化也是如此，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演进，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出现了未能预料到的显著新特点｡
相比而言，全球化在广度上的变化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期的，虽然在激进程度上越来越超越了各国承受能力｡对于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各国，彼此之间进行货物贸易以获益，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初动机和初等形态，这类贸易随着制度性壁垒的消除以及运输成本的下降得到不断扩大｡鉴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提高以及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通信效率，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扩大了全球化的广度｡伴随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资本作为流动能力最强的生产要素也空前地扩大了流动规模和流动范围｡随着国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流动进一步助长了全球化浪潮｡
如果说上述全球化广度的扩展局限在经济全球化范畴内，仍然只是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全球范围流动的话，其与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特别是在一系列全球和区域性一体化协议或协定的促进下，全球化全方位地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果说狭义的经济全球化面对的主要方面是互惠互利､次要的方面是由此产生的摩擦，定义和实质内容都更广的全球化则带来全方位的融合､摩擦甚至冲突｡进而，在地区性冲突和国际恐怖活动泛滥的环境下，在政治层面，恐袭困扰和难民危机带给全球化更多的是负面的代价｡
然而，真正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在深度上的演进，即国际贸易的性质因全球化条件的变化而与以往不尽相同｡传统上，人们解释国际贸易通常遵循原创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进而由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展定型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相对生产率(或相对机会成本)差异而非绝对差异，决定了国家间进行贸易的必要性和共同获益性质｡早期的国际贸易经验显示，这种比较优势差异主要表现在资源(要素)禀赋上，也的确验证了传统理论的正确性和解释力｡然而，人们逐渐观察到，资源禀赋结构相同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贸易往来，诸如此类的现象引得经济学家纷至沓来，形成了诸多新贸易理论假说｡
虽然众说纷纭，新贸易理论的主流仍然在下面这一点上能够得到相互认同或形成共识，即从报酬递增或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开发等内生性技术进步诸角度，寻求国际贸易的源泉和动机｡值得指出的是，新贸易理论并没有改变比较优势原理本身，只是在全球化发展到更广更深层次上，把比较优势从单纯的要素禀赋因素扩大到更广的范畴，把国际贸易的理论解说与当代现实做出更好的逻辑衔接｡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系列新的观察和新的理论概括应该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认识｡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予以概括并揭示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一，经济增长驱动力与国际贸易必要性同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有意无意地认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两码事，因而，在经济学说史上，通常认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通过破解前一命题催生了现代经济学，李嘉图则因在后一命题上的贡献，奠定了长盛不衰的贸易理论基础｡随着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并被应用于解释当代经济发展现象，在人们回归经典时，毫无意外地发现，斯密不仅应该被认作这两个新理论的思想来源，而且早在他的时代，他便尝试在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之间搭建起桥梁，在逻辑上与结构上将两者融为一体｡
当代研究者从两个方面挖掘了斯密的这一贡献｡首先，斯密鼓吹的自由贸易原则无非是其专业化和分工理论在全球范围的应用｡对他来说，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不同｡人们熟知斯密的分工理论，却鲜有人注意，他不仅把分工论证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将国际贸易的发生归因为分工的必然(扩大)趋势｡其次，斯密不仅认识到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突出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且通过其分工概念，把干中学与规模经济统一在一起，认为只有通过市场的扩大，技术才能得到改进，并且反过来推动市场的扩大｡
无论是受到斯密的影响，还是在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独立发现，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主流都把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内生于分析框架之中，因此，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乃至全球化成为不可分割的过程｡例如，在保罗·罗默(Paul M. Romer)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全球化主张中，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ry)特质的技术､规则等创意均居于核心地位｡
第二，贸易收益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合理分配｡国际贸易和投资既然发生，必然源于其非零和性质｡然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这一在理论和整体意义上成立的非零和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均等获益，更不意味着一国内部所有参与主体均等获益｡现实中发生的与传统认识相悖的事情引起主流经济学界的理论反思，有些成果固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有些则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学理依据和行动集结号｡
如果国际贸易主要产生于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贸易很容易被看作国家之间的互惠或竞争关系，在强调非此即彼竞争关系的情况下，极而言之便形成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思潮和政策取向，而其现代版本则被称为“战略贸易论”或“国家竞争力论”｡虽然克鲁格曼常常被当作这一论点的理论依据始作俑者，不过，他对于该观点及其相关的“国家竞争力”概念给予了认真而尖锐的批评，认为既然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国家之间也不存在非输即赢的关系，国际贸易并不能被简单比拟为国家间的竞争｡不过，这类观点的流行也值得思考：既然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同源，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企业生产率､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效率都影响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分工格局;反过来，国际分工也影响一国的企业和产业结构，乃至收入分配格局｡
可见，“战略贸易论”错误的实质不在于使用“国家竞争力”这个表述，而在于把看似源自国际贸易，却根植于一国内部的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问题归咎于国际竞争中的失败｡听任这种论调盛行的一个弊端是，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家要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企业，则巧妙地把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及其全体人民的利益混为一谈，也为实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而保护主义正如自由贸易一样，自身并不保障自然而然地惠及普通国民｡
严肃的美国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国家竞争力的式微，也不愿意背上保护主义的名声，毕竟他们中的多数都曾经宣誓：“我相信自由贸易”，而且他们无法否认，无论国际贸易演变到何种形态，贸易之所以发生，必然是由于它能给一国带来总体上的净收益｡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国际贸易或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带给一个国家的收益并不能自动为所有群体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以美国为代表，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特点是以出口这类产品为主，同时进口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按照这种分工逻辑进行的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就业结构从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并且，其影响方式和方向与它们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伙伴不尽相同｡所以说，在这一轮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分别塑造了不尽相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收入分配格局｡
三、 全球化的后果及其政治反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轮全球化开始之前，具有类似生产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在这些国家乃至全球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分配效应与本轮全球化主要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形下，贸易收益的分配不利于那些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拥有者｡换句话说，在劳动相对稀缺的工业化国家，劳动者获益较少;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所有者获益较少｡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等发现，在1990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因此，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
由于留在国内的制造业生产率不断得到提高，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较慢，形成对人力资本的不同需求，也诱导了美国教育发展的两极化｡相应地，美国劳动力市场形成两极化的趋势，即高科技领域的技能型岗位和低端部门的非熟练岗位增长较快，中间层次的岗位相对减少｡这种格局导致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恰当的政策优先序，从而再分配政策执行不力，甚至产生向精英群体倾斜的情况下，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收入分化及大学费用高企使得教育出现两极化趋势从而社会流动性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劣势地位得以固化甚至在代际遗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自诩并被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忠诚信仰者，曾经宣称该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唯一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然而，对全球化及其国际国内影响的现状观察，使之或多或少改变了看法，认为各国并不必然从贸易中均等获益，并且无可奈何地承认，由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全球化受益者并不会自动对受损者做出必要的补偿，那些岗位被竞争者所替代掉的美国工人，无疑承受了全球化的代价｡正如否认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涓流效应”使所有国民获益的传统观念一样，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全球化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所有人获益｡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进步｡然而，问题在于许多人特别是政治家们并未止步于此｡
其实，早在斯密之前甚至重农学派之前，处在现代经济学(甚至贸易理论)婴儿形态的重商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就反映了政治和政策对贸易可能导致的利益格局变化的立场｡此后，从斯密倡导自由贸易到李嘉图创造了比较优势理论，直至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理论及其补充性研究，都在重演着这种政治与经济(或经济学)的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过程｡因此，在上一节讨论全球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了解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经济社会政策乃至政治气候，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的可能前景做出更确切的研判｡
美国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通过回顾美国政府决定政策因素的变化，证明过去20—30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的｡例如，马丁·吉林斯(Martin Gilens)等人采用计量方法，对1981年至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许多观察者认为，不是全球化中哪个国家获益的问题，而是具有强大的谈判力从而产生政策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绝对获益，赢家只是发达国家中的1%，而普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则被推向边缘化｡
或许，1999年在西雅图首次以激进形式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还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各国社会活动者的情绪､思潮和行动的反映，欧美大国的政府尚未认识到其严重性，在政治上对其加以利用也没有成为主流｡然而，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下，赢得选票是政治家高度关注的事情｡因此，政策也不得不对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做出必要的反应｡例如在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信贷刺激消费，以缓解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深层次焦虑，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政策传统｡而其后果即金融过度发展则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错配｡更有甚者，打着“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旗号，借助金融衍生工具的技术手段，倚仗政府的信用背书和松弛的金融监管，美国掀起了以次级贷款支撑的房地产热，大批收入水平不高甚至陷于长期停滞的普通家庭也纷纷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这种并非由真实支付能力拉动的需求，靠次贷的推波助澜，必然导致大规模､大范围的泡沫，直到2007年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进而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健全的美国，而且在欧洲､新兴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千千万万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因此而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了多种宏观经济手段，美国和欧洲主要经济体也缓慢乏力地得以复苏｡然而，在世界经济总体陷于新平庸的同时，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停滞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美国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复苏虽然在发达国家中算得上强劲，及至2015年12月实施了9年多以来首次加息，但是，危机之前业已存在并且成为危机导火索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例如，虽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似乎摆脱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反复出现的“无就业复苏”魔咒，但是，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却可以发现情况并不像失业率下降所显示的那样乐观｡截止到2016年，16岁以上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然比2007年危机爆发之前低3个百分点｡据美国学者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力供给侧因素，而在于制造业岗位长期流失和技术变化导致对中低端技能需求减少等需求侧因素｡也就是说，即使整体经济得以复苏，在部分产业的空心化､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力资本两极化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就不够强劲，持续处于结构性失业造成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产生所谓“沮丧的工人效应”｡
美国的情形也可以作为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缩影｡孱弱的需求继续压制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使得工资和收入得不到明显改善，移民的涌入产生了竞争压力和相对剥夺感，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可见，就业岗位不足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不足，更被人们深切感受为在全球化及其相关政策中成为输家｡普通家庭固然不能像精英阶层那样，总是可以凭借有利的谈判地位，通过影响政策制定保护自身的利益，然而，他们也必然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一般来说，在西方政治体制下，民众和社会可以主要通过三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即分别以投票(vote)､呼吁(voice)和退出(exit)表达其不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无论是在位还是在野，政治家总是要充分权衡所主张和实施政策的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以取得净收益的最大化，即执政机会尽可能大，执政时间尽可能长｡从此出发，他们不能长期无视民众的意愿｡然而，或者是他们看不到面临问题的真实所在，或者是他们难以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去做出调整，或者他们急于上台而等不及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左的方向还是从右的方向，祭起民粹主义的大旗，把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不啻为一种成本低廉却取巧的政治策略｡
托尼·巴贝尔(Tony Barber)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无力应对其面临的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挑战，借用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 Cavafy)的著名诗作《等待野蛮人》刻画的一种情形：一种无力应付其衰落的国家或组织，往往制造出或者夸大外部威胁，期冀转移批评者和公众的视线｡我们不妨读一读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他们，那些野蛮人，本可以成为一种解决方案”｡由此不难想象和理解，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且不限于西方国家)，如此之多且五花八门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滋生出来｡
关于民粹主义及其政策倾向，有时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如果从学理上做定义的话，民粹主义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信奉者代表一国人民对精英阶层无视甚至剥夺普通人的权利､价值､成就感､认同感和声音的行为进行抵制｡然而在现实中，民粹主义并非总是以一个褒义的词汇出现，而是常常被政治家用来批评对手所持的偏颇而冠冕堂皇的政策主张｡综合该用语的某些定义､流行历史和当前针对性，我们把民粹主义看作一种政治语言，主要被政治家用以因应平民诉求的形式或政治外壳，兜售特定的政治主张，不仅并不必然代表平民利益，甚至会被某些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
据此来看，我们今天遇到的挑战便是：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利用本国中产阶级和(或)弱势群体在全球化中未获益这个事实(或认知)推销反全球化的理念及政策的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以赢取政治支持(选票)｡虽然许多舆论界精英，例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认识到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不是当前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但是，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内在具有的追求选票而不是追求自我完善的性质来看，民粹主义政策的出现甚至泛滥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四、 作为全球化受益者，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一般认为，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这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所以，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对外开放又是具有独立和确切内容的｡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加入WTO做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无论是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从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对外开放的一致性，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毋庸置疑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从不讳言｡
本节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着眼，回答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质疑自身是否在全球化中获益时，中国却在同一时期借助改革开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并且，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与自身所处新常态相符的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性质｡
在全球化高潮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恰好处于最适于从经济全球化获益的发展阶段｡从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一国经济发展通常会典型或非典型地依次经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五个阶段或类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期，恰好与其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即将结束的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相吻合，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资本积累推动工业化进程，为中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得以把过剩生产要素转变为产业比较优势｡这种类型的经济发展不适合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解释，而且，中国也的确没有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家四处兜售的“华盛顿共识”奉为圭臬｡
事实表明，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恰好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完美对应，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与利用全球化机会实现了充分对接｡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四小龙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劳动力是稀缺要素，不断提高的工资和福利成本削弱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雁阵模式相继向外转移｡而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正处在最有利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到制造业，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全球市场上表现为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期间，中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制造业产品，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外在表现是贸易依存度显著提高到大国中罕见的水平｡按现价计算，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与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97%大幅度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以上，2014年更高达41.0%｡然而，贸易总额及其比率这种指标尚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性质｡
我们展示两组按照现价计算的数据：一是海关统计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值，二是作为支出法GDP构成部分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额，也即净出口对GDP的贡献｡虽然两个口径计算所依据的价格不同，即海关数据是按照到岸价格计算，支出法数据是按照离岸价格计算，两个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可以表明，快速增长的大规模货物和服务出口支撑了同样快速而大规模的进口，其中装备及资本品所内含的先进技术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可见，贸易扩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推动了高速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但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创造了大量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因素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驱动力｡与此同时，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也进入这些制造业部门｡这不仅反映了对外开放对高速增长所做的贡献，也揭示了这一外向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分享性质｡据估算，1978—2014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5%大幅度下降到19.1%｡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以及从经济全球化获益的全部奥秘几乎都隐含在这个符合经济发展铁律(即农业份额下降)的就业结构剧烈变化中｡
对应斯彭斯等从分析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得出“产业外移毁灭了美国经济”的方法和结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化理解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作为整体层面以及城乡劳动者和居民从个体层面分别是如何从全球化获益的｡
直到2010年以前，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不断增长的动态之中，构造并强化了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有利人口结构特征，形成潜在的人口红利，而大规模吸纳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扩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庞大份额，则是人口红利得以兑现的关键｡我们可以采用与斯彭斯等类似的分类方法，基于中国分别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的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将非农产业中按照法人单位(corporation)进行统计的就业，按照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进行分类，分别观察其增长规模和结构变化｡
在数据所覆盖的时期，中国(包括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十分迅速，2004—2013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5.9%，2013年达到总数35213万人;同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增长速度相对平衡，同一时期前者年均增长率为6.9%，后者为4.7%｡其实，这里使用的法人单位就业数据尚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实际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下面，我们对城镇就业的几种不同统计口径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到这个差异，即实际就业及其增长显著高于图3所显示的情况｡
在按年度进行的城镇就业统计中，一种口径是单位就业，包括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establishment)，所以该口径得出的就业数必然会大于前述法人单位就业数｡根据这一“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获得的数据，2014年仅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就达18278万｡不仅如此，由于单位就业数还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一旦把这两类就业加入统计中，城镇就业数便提高到34861万人｡此外，由于城镇单位大量使用临时雇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工，却往往不将他们作为雇员记录在报表中，致使这些就业者在统计中被遗漏｡所以，以城镇住户为基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口径进行调查，得出实际城镇就业总数竟高达39310万，其与单位就业数之间的差异则可以被看作非正规就业人数｡即使这个数字也遗漏了大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根据计算，在现行统计的城镇就业总数之外，尚有4710万进城农民工未被纳入就业统计｡换句话说，如果把稳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镇就业统计中，2014年城镇实际就业人数可达44020万｡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农民工作为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代表，观察其就业的部门结构｡2015年农民工总数为27747万，其中16884万离开本乡镇(大部分进入各级城镇)6个月及以上，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8.4%，另有10863万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同年，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就业的比重为55.1%，其中，在制造业(可贸易部门)的比重为31.1%，在建筑业(非贸易部门)的比重为21.1%;在第三产业(大部分为非贸易部门)的比重为44.5%;从事第一产业的仅为0.4%｡与法人单位甚至所有单位就业的结构相比，农民工在建筑业就业的比重更大，也可以说，农民工就业和建筑业就业具有更明显的非正规性质｡
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特征的生产率改进等必要条件，把人口红利兑现为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在得出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结论时，主要不应该从其出口产品份额和引进外资规模看，而是要依据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进行判断｡
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或同时通过三种形式得以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阻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就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第二，在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自2009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持续缩小｡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进一步得到提高｡
五、 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和中国的策略选择
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逻辑还是从长期的历史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决定了欧美乃至拉丁美洲国家呈现经济政策及全球化政策时左时右的周期变化｡很显然，至少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将朝着不利于全球化的方向偏斜｡在出现这种不利的全球化走向的情况下，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自扫门前雪的政策可能会大行其道｡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既要做到免受其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不能采取与全球经济脱钩的政策，而是要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国中对外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引领今后的全球化并使之于己有利｡
首先，认识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国在清晰认识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纠缠于一时一事或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盲目地“向左转､向右转”｡既然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都不是零和博弈，那么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影响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政策都会造成全球福利的净损失，并给参与各方带来伤害｡然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应对哲学并不能减少任何一方的损失，只能给各方带来更大的利益伤害，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也决定了一旦陷入“冤冤相报”的贸易战，可能遭受的损失将会十分深重｡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只不过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花费不尽相同的时间来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个“试错”的时期，合作的机会窗口仍然存在，并且每个参与主体都会按照“梯波特效应(Tiebout effect)”而趋利避害｡这一效应是指，通过改善对外合作的宏观政策环境，让善于“用脚投票”的潜在合作者“近者悦､远者来”，从而创造全球化的微观气候｡因此，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稳住阵脚，善意相待，哪怕是单方面地创造更好的经济合作条件，仍然可以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时继续从中获益｡
其次，利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按照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分享权益的原则，调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规则，并抓住全球市场的新机遇｡去全球化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都对已经参与其中的一体化机制进行反思甚至重新选择，或者酝酿着对已经签署甚至实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虽然这种再选择和再谈判旨在把利益向发达国家进一步倾斜，毕竟也将为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借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争取自身的合理权益｡
此外，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抑制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做法，固然不排除进一步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倾斜，但是，出现另一种情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作为对工业化国家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呼声不可回避的回应，贸易协定的再谈判等新的全球化框架产生抑制跨国企业既得利益､注重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后果，从而或多或少地改善其国内收入差距过大从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力不足的问题｡如果不失时机地抓住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对应的商机，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获得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再次，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制造有利于各国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新成长点(或引爆点)｡亚历克斯·麦吉利弗雷(Alex MacGillivray)列举了全球化历史上出现过的4个以十年为单位导致地球显著缩小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全球化的引爆点，分别为1490—1500年伊比利亚瓜分世界､1880—1890年不列颠国际制高点､1955—1965年人造卫星世界以及1995—2005年全球供给链｡他并且预测，下一个引爆点应该是所谓“热力全球化(thermo⁃globalization)”，即以全球气候变化为焦点，世界范围合作得以广泛开展，激发新一轮全球化高潮｡
中国向全世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体现了全球化的本质内涵，着眼于构造崭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预期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爆点｡该倡议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联动，在国际范围内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展投资和贸易关系｡世界经济曾经出现过若干次依比较优势动态发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中国具有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雁阵模式首先经历一个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国内版，继而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其推向国际版｡
在全球化治理体系尚未根本改变并且现行格局可能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推进方式可以补充现行全球化格局中忽视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缺陷｡为了使参与各方相信其比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更关注各国共同获益，让西方大国相信其作为现行规则的补充而非挑战，需要从战略层面到务实环节做出预期目标明确､短期收获与长期成果结合､实施环节紧密衔接，从而在执行中不会走样变形的整体机制设计｡
最后，实践新发展理念使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发展，并通过共享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民获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期间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在大幅度提升国力的同时使城乡居民明显受益，根本还在于这一时期的赶超型经济增长体现了共享理念｡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甚至可能出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也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弱化，进入以增长速度减慢､增长动能转换和增长模式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微观主体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要素投入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可以在整体上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中国正在进入的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种大规模的效率改善机会也将减少，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越来越依赖于“创造性破坏”｡然而，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作为劳动要素载体的人本身不仅要得到社会政策的保护，而且预期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美国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社会保护机制不健全，普通劳动者在创新中成为“输家”，即使充分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国民经济得以发展，企业整体获得了竞争力，也不能被称作共享发展｡因此，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必须在增强竞争的同时，坚持社会政策托底，使劳动者能够跟上创新发展的步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赢家，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
六、 结语
针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转向，据说智利前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说过这样的话：“好的时光国家向左转，糟的时光国家向右转｡”有着投资银行背景的畅销书作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以自己的研究对此做出注解，国家政治倾向于遵循这样一个循环往复：危机催生改革———改革带来繁荣———繁荣导致自满———自满扼杀改革，造成又一轮危机｡然而，正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说：“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糟的时刻｡”判断某一历史时刻是好是坏的标准不一，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在偏激的政治情绪支配下，由于缺乏平和心态，缺乏政策执行的平衡性，即使掌权者意欲实行改革也难以实际推进｡例如，在欧洲，既然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改革会导致部分工人失去工作，怎么能够设想此项改革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归根结底，把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结合起来观察，受到民意或选票引导的政治上的时左时右､或左或右，不论称其倒退或是改革，其实都在广义上符合关于民粹主义泛滥的定义｡关键在于，国家政治或政策是在每一次周而复始中有所进步，还是仅仅重复着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不可能使命｡
无论从总结成功经验的角度还是从吸取失败教训的角度，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皆表明，全球化能否使所有国家以及一国全体居民均等获益，不仅在于充分抓住全球化做大蛋糕的机会，更在于良好治理全球化以合理分配蛋糕的做法｡中国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然而却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在预期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中，中国应该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成为推动者和规则制定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应对全球化新趋势提供了政治保障，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也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提供了经验依据｡中国不断提升的全球经济地位和治理话语权不会成为妄自尊大的资本，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而是形成更强烈的国际责任感､更开阔的全球视野和更高屋建瓴的应对策略的基石，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实质推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生产率与加强社会保护有效结合起来，使未来的全球化本身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实践更加符合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应该同时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