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俄罗斯莫斯科两栋住宅楼遭无人机袭击。这是本月内莫斯科第二次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无人机战始终是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无人机规模化军事应用将成为可能，而这将对未来战争形态、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地缘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
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已有100多年。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正式开启了无人机空战作战的新模式。21世纪以来，无人机成为美军全球反恐的“利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无人机在全球扩散速度加快。美国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至少有102个国家的军队拥有武装无人机，35个国家拥有大型致命的无人机，至少有20个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武装无人机。过去十年里，使用军用无人机国家的数量增加了58%。
随着无人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无人机在各类冲突中出现的频率大幅增加，被更频繁地用于定点清除和政治暗杀。无人机定点清除是美国反恐的一种典型打法。这种“外科手术”式打击方式在国际冲突中的运用正在扩大化。2020年1月，美军用“收割者”号无人机击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引发地区局势动荡。2021年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住所遭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还频繁出现在高烈度战场上。2019年4月，利比亚东部国民军进攻首都的黎波里，交战双方都大规模使用各种型号无人机进攻，部分观察人士甚至认为这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无人机战争。在2020年9月发生的纳卡冲突中，土耳其“旗手-TB2”无人机大放异彩，帮助阿塞拜疆最终赢得战争。在非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间低烈度的非对称性对抗中，无人机对主权国家的威胁非常突出。2019年起，胡塞武装利用无人机等远程武器跨境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机场、石油管道等重要基础设施，对沙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2023年3月，巴以冲突再起，从叙利亚方向出发的无人机不断渗透到以色利领土，造成以色列民众恐慌。
无人机能成为战场上的关键武器在于它享有独特的“低成本、高威胁”的战略价值。无人机能在三个层面显著降低战争成本。
其一，能降低生命成本。降低乃至消除战斗员的生命安全威胁是无人武器发展的初衷和最终目标，也是无人机的核心优势。大型致命无人机虽需要远程操控，但操控室一般都在离战场千里外的安全区域，前线战事几乎无法对操作员构成生命威胁。
其二，无人机具有较低经济成本。相比于载人战斗机，无人机的制造、维护、培训和使用等各方面的经济成本都显著降低。军用无人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级的大型致命无人机，一类是战术型的小型消费级无人机。一架F-35战斗机造价约1亿美元，每年运营和维护成本超过1亿美元；而顶级大型无人机“收割者”单价仅为2000万美元，维护成本仅为每年500万美元。至于消费级无人机，其造价和使用成本更为低廉，中小型无人机造价仅有几十万美元。恐怖分子改装的简易无人机甚至仅值几百美元。低成本的无人机使得一国可以在有限国防预算内相对提高飞行器的拥有量，且能够承担战争中的损耗。相较昂贵的载人战斗机，无人机几乎可以成为一种“快销品”。军事专家赵先刚认为，成本的大幅降低，既为无人机大量、广泛运用提供了条件，也使一度沉寂的“消耗战略”重回战争舞台。战场上的“价值不对等消耗”是无人机能够“以小搏大”的核心原因。从防空角度看，一枚防空导弹的造价通常在几十万至几百万美元之间，而自杀式无人机造价多在一两万美元左右。用防空导弹防御自杀式无人机，在成本上无异于“大炮打蚊子”，无论是否拦截成功，其消耗成本都远远高于无人机本身。面对无人机进攻，“防得住成本极高、防不住损失极大”，这种两难困境在未来战争将成为常态。这也是为什么无人机受胡塞武装、哈马斯、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青睐的原因。
其三，使用无人机具有较低政治成本。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成本最终也是政治成本。一方面，无人机的难溯源性使得利用无人机跨境作战具有较低政治风险，故有争端的边境地区成为无人机重要应用空间之一。另一方面，无人机带来的低伤亡率还可能缓解民众的厌战情绪，从而降低发动战争者的政治风险。
虽在各方面无人机作战成本较低，但无人机给战争进程带来的影响和对安全环境带来的威胁不容低估。一方面，小型无人机因其技术门槛较低、运输过程简单、购买成本低廉而具有易扩散性，成为包括恐怖分子等容易获得的“高科技武器”，严重影响了国际安全环境。另一方面，部分类型的无人机因其体积小、飞行高度低、续航时间长，不易被传统防空体系识别，能够较为容易地穿透防空系统，深入敌方防区，给对方防空系统、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莫斯科一月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就是例证。
无人机规模化应用的影响
然而，目前无人机的应用还尚难改变一国整体军事实力，在战场上带来压倒性优势，只不过在战场上规模化的应用能够增强一国空军的相对优势，深刻改变其空中武装力量分布和作战方式，对冲突进程、地区军事平衡、国际安全环境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走向。
首先，无人机不仅是“反恐利器”，也正成为“暗杀利器”，是国际政治新的不稳定因素。无人机不仅具有导弹的精度，还能长时间侦查和跟踪目标，极大地提高暗杀成功率。随着无人机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致命，暗杀成功率会进一步提高。当前，无人机暗杀高价值目标可能成为国际冲突发生、扩大、升级的偶发因素。2020年初美国无人机暗杀苏莱曼尼导致海湾地区短时间内动荡不安，给地区人民心理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巨大恐慌与动荡；2023年5月初对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袭击招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打击，这都说明无人机暗杀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新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
其次，无人机成为部分国家实现外交政策和拓展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土耳其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旗手TB-2”为代表的土耳其高端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不仅为其带来巨大商机，也成为土耳其扩大外交影响力的有力工具，甚至成为土耳其崛起和民族自豪的重要象征。一方面，土耳其通过无人机出口巩固了旧有联盟，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获得软实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土耳其以无人机出口为抓手进入新的地缘政治领域，从中东欧到南高加索，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南岸，土耳其将国家权力和影响力投射到无人机能到达的地方。
再次，无人机增强了非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的僵持能力。消费级无人机很容易被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无人机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意义在于使天空变得更加“民主化”，让它们拥有了“制空”的可能性，减少了非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空中力量的非对称性，从而增强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远程攻击能力和与国家僵持的能力。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能够长期深刻影响沙特和以色列国家安全，与它们拥有廉价却能精确打击的无人机等远程武器不无关系。
最后，无人机正成为军备竞赛新增长点。无人机因其使用场景的广泛性、较高的性价比和卓越的战场表现而越来越受到各国武装力量青睐。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建立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获得相对于对手的军事优势。在乌克兰危机中，多种型号的无人机被俄罗斯和乌克兰广泛用于侦察、监视以及炮兵校射、火力引导任务。中东地区也正成为无人机军备竞赛重地。随着土耳其和伊朗无人机的崛起，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购研并举”——一方面引进国外高端无人机，新建无人机部队；另一方面加快本地无人机研发，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化无人机产业链条。在非洲，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从国外引进高端无人机，用于侦查、监视和打击“博科圣地”以及萨赫勒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的其他恐怖主义分子。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还将无人机用于两国边境争端地区。军用无人机正在成为非洲武装部队越来越重要的工具，越来越多非洲国家投资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随着无人机更多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全球军备竞赛将进一步升级。
先进军事技术作为传统战争形态的否定性力量，总是强制地推动作战方式的变革，引起战争形态的历史性变化。火药的规模应用对中世纪骑兵给予致命打击，一战中机枪和铁丝网投入使用让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二战中德国坦克的卓越表现令“闪电战”成为可能，二战后期核武器的出现更是影响了战后近五十年的世界格局。无人机是当下新兴高科技武器的典型代表，正成为各国武装部队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全球范围内无人机的大规模军事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无人机尚未成为战场的主导性力量，但毫无疑问，无人机规模化军事应用将对未来战争形态、战争伦理、国际法规、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国家间关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等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