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中美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等讨论比较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政府和学术界虽普遍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模糊但潜在有用”，但美方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却始终存有疑问。美国官学两界不断提出的问题是：“新型”意味着什么？“大国”的定义是什么？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上会做何种调整？中国希望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做什么调整？等等。总体来说，美国官员及学者强调，要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相对宏观的概念降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层面来讨论。
2013年3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homas Donilon)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正式接过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正式接受中国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标志。此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F.Kerry)、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E.Dempsey)先后访华，在多次肯定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开始将网络安全、朝核问题、两军关系等内容作为检验新型关系的“试纸”。显然，美国政府在接过中方概念之后，迅速反客为主、为其所用，向其中填充美国希望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官方及学界至今仍停留在相对原则性的表述上，如提升战略互信、用好现有机制、加强在朝核与气候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管控分歧等。这些说法固然正确，但是比较模糊，对“新型大国关系”究竟如何“新”、哪里新，表述不够清晰、具体。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可能造成中国逐渐失去对这一话语的实质掌握。此外，中国学术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解释这一概念的尝试还不多，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个遗憾。
2013年6月7-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以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是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进一步阐述。然而，美国学者和官员对“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疑惑仍未消除。考虑到2013年7月8-12日中美即将举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尽快进入逐步落实阶段，提出中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路径和具体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试图以习近平主席阐述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三个层次为分析起点，在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层面探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与路径，并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的理论思考。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视做构建这一关系的低、中、高三个目标；朝向这三个目标，本文试图勾勒三条实现路径。目标与路径共同构成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低、中、高来区分三个目标及三条路径，是因为三个目标是逐渐从被动的、消极的、低水平的议程过渡到主动的、积极的、高水平的议程。“不对抗、不冲突”是要避免中美之间的某种状态的发生，是关于“不……”的议程；“合作共赢冶是中美两国一起去做某些事情、实现某种状态，是关于“要……”的议程，因而是主动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相互尊重”则介于两者之间。划分低、中、高三条路径，并不意味着三条路径必须依循从低到高的顺序去追求和实现。实际上，三条路径涉及的问题相互交织，只能同步推进。
二 低层目标：维护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
“不对抗、不冲突”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重内涵。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学者最经常提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就是要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冲突”，意味着中美两国要避免20世纪上半叶德国、日本崛起导致两次“热战”那样的悲剧；“不对抗”，意味着中美还要避免20世纪下半叶美苏之间全面对抗的冷战。
“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崛起国会引起现存霸权国的恐惧，并最终升级为战争。实际上，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三个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案例比“修昔底德陷阱”远为复杂。20世纪上半叶，第一个案例是德、日崛起，最终确实导致了战争；第二个案例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崛起，在此过程中美英并未发生战争。对此现象的普遍解释是美英同为英语国家，拥有相似的意识形态。以上两个20世纪上半叶的案例似乎说明，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则很难避免冲突乃至战争。第三个案例是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美苏两国长期全面对抗，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即使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但两国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苏两国长期维持“冷和平”与美苏两国的战略核力量形成了确保互相摧毁的局面有关。在涉及核大国的争端中，不能轻易考虑动用核武器，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常规冲突以及常规冲突的升级。这一案例似乎说明，到20世纪下半叶，由于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也能够实现“不冲突”，但是未能实现“不对抗”。
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巨大差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呈现出崛起态势；到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国崛起势头更加明显。从1989年至今，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在24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不仅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与日、德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尽管24年的时间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不算长，但其间中美关系的成功实践似乎已显露出一种超越“热战”和“冷战”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迹象。
确保美苏“不冲突”的核力量的相互确保摧毁，实质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核大国之间彼此对另一方负有一种责任，也高度依赖对方履行这种责任，即不破坏核平衡，不打破核禁忌。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相对的核平衡一旦达成，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敏感性、脆弱性等概念就不再重要。这种相互依存是一种“战略性相互依存”，即相互依存关系的利害关系如此之高，一旦打破将关系到双方的生存。美苏因为核能力上的战略性相互依存而实现了“不冲突”。而中美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冲突，而且也没有全面对抗，其原因是，相较于美苏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仅有核威慑这一根支柱，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存有四根支柱，远比美苏之间丰富。
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一根支柱同样是核平衡。这一支柱如何在双边关系中维持战略稳定、防止冲突，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一般认为，中国对美国拥有最低威慑能力。在2013年公布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中，解放军第二炮兵的职责就是“在国家受到核威胁时……做好核反击准备，慑止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国家遭受核袭击时，使用导弹核武器，独立或联合其他军种核力量，对敌实施坚决反击”。这种第二次打击能力就意味着核威慑能力。虽然中美核力量对比关系不能与美苏或今日美俄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最低威慑能力已经可以确保中美间战略性相互依存的这一根支柱的有效存在。
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二根支柱是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这是冷战时期美苏所没有的。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国家发展路径的相互依存以及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在国家发展路径上，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在世界领先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崛起，导致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在冷战后形成一个共识：即要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融入到相互连接的世界经济当中。这就意味着主要大国不愿承受退出相互连接的世界经济的高昂代价。这种相互连接一旦中断，就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在宏观经济层面，中美相互依存的程度则达到了类似战略核力量那样的“确保相互摧毁”的程度。中美之间在近十几年形成了所谓中美贸易额将近5000亿美元，中国通过贸易获得贸易盈余，并用外汇储备购买了1.2万亿美国国债。于依靠这种宏观经济“链条”，美国在金融危机前长期得以维持低物价、低利率和旺盛市场需求，也就是继续从中国进口商品。这种“中美国(Chimerica)”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饱受批评，两国政府目前也都在致力于转变本国经济结构。但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绝非短时间内能够实现，而且经济转型也不意味着这种“金融恐怖平衡”就不复存在，中美两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发动机”，仍然体现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例如，当前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时机与方式，就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由于中美宏观经济相互依存的规模大、连接紧密，两国都无法承受切断宏观经济“链条”的代价，这种制度层次的因素将中美两国紧紧“绑定”在一起。
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三根支柱则是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威胁。气候、能源、恐怖主义、传染病等新安全问题都是全球性、地区性或跨国性威胁。由于世界各国相互连接的性质，这些问题依靠单个国家无法解决。而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主要大国，全球性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几乎都无法彻底解决。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威胁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利益。例如，作为世界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中美合作几乎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两国也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相互依存。
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四根支柱是中美社会文化联系。经过40多年双边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社会层面的联系极为密切。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达到300多万人次。中国在美华侨400多万人，在美留学生19万人，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在美外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与此同时，美国在华留学生也达2万人。两国地方交流、非政府交流都十分活跃。
上述四根支柱不仅确保了中美关系在过去20多年间“不冲突”，而且实现了“不对抗”。正如美国高官近年来多次引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所昭示的，于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就犹如敌对国家的战士同舟渡河，渡船翻覆的危险决定了乘客即使利益不同，也必须各自约束自己的行为，共同努力到达彼岸。无论大国力量对比如何量变，中美以及其他大国之间这种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绑定”因素可望继续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中美相对实力呈现如何变化，在近中期内两国关系只能维持“和平竞争”的格局。
总之，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从零开始，两国之间在过去20多年间实际上已经是某种新型大国关系。当然，这种被动的、消极的、低水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不会令人满意，但它至少是双方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一层次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建立在中美双方的“善意”上，不是因为中国“喜欢”美国霸权，或者美国“喜欢”中国崛起，而是建立在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现实之上。无论中美是否互相抱有良好动机，都只能接受这样一个局面。因而这种关系是比较坚实的。
在这一层次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上，中美两国的任务与其说是提升关系，不如说是维护关系。尤其是由于“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低要求，没有这一层次，“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就无从谈起，而且中美两国自2010年以来困难较多，在低层路径上维护新型大国关系就成为最为迫切的任务。
由于战略性相互依存是构成低层路径上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因此维护和巩固战略性相互依存，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至关重要。
第一，需要切实维护中美两国军事能力特别是战略核力量的相互威慑能力。由于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确保中国对美国维持最低威慑的能力。近期美国因应朝核危机而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反导部署，引起了中国方面的疑虑，就是因为反导问题涉及中国对美威慑能力，非常敏感和重要。从更大的范围看，中美两国在军力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双方在提出新军事理论、计划、学说以及在研发部署新武器系统时，必须考虑到中美军力的平衡关系，而不能追求绝对安全。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预期，未来中国投入国防技术研发的资金将不断增长，中国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中长期看，如果中美经济规模差距逐渐缩小，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也很有可能随之逐渐缩小。一个更为均衡的中美军力对比有利于中方建立自信，并与美方就各自的意图、能力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在中长期，中美两国军方需要逐步建立相互信任措施(CBMs)，加强军事透明度、考虑双边或多变军备控制措施等。美苏两国在20 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经验值得中美两国学术界和军方研究、参考。当然，此类措施要等到中美军力在西太平洋地区更为均衡之后才更有可能实现。
在军事安全方面，相比于核威慑被打破，更现实的危险是中美被第三方因素卷入军事冲突。尽管中美之间由于相互威慑的存在，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由于中国国内尚存在台湾问题，美国国内法对“协防”台湾地区有所规定；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而日、菲均为美国盟国，美对两国均有防卫承诺，因此，中美因台海、东海及南海问题而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现实只能降低美国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因此，第三方因素是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最大可能。为此，首先，中国应尽最大可能以和平、非军事手段处理相关问题。其次，美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释放正确信号，继续反对或至少不支持“台独”。近期，美国更需要在中日、中菲争议中释放正确信号，约束其盟国，避免被拖入中美冲突，反受其害。再次，美国在对其盟国的相关安全承诺中刻意保持“战略模糊”，这虽然能够使其战略效用最大化，但是也容易导致中美误判。因此，中美需要加强对话，缩小彼此的战略模糊地带，对“红线”形成默契。最后，中美两国军队特别是海军、空军需要考虑讨论和确立海上、空中行为准则和操作程序，尽可能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此外，中美需要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由于网络空间是新的军事和安全领域，相关战略、法律、规范都十分模糊。中美两国对对方能力和战略的认识也比较模糊，一旦两国军队等专业部门在网络空间发生冲突，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还不十分明确，因此也就构成了模糊空间和危险地带。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一方面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美国网络的攻击能力。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中国是否存在“网军”、中国的网络战能力等问题一度是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焦点。但是自2012年以来，美国开始将网络商业窃密行为与其他网络安全问题切割，并重点就所谓“中国网络商业窃密”行为向中国施压。然而，正如近期美国“棱镜”事件所揭示的，美国长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实施广泛网络侦查和监控。美国垄断互联网根服务器，同时全球领先的网络硬件公司和软件公司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其他国家几乎别无选择。而“棱镜”事件显示，这些公司与美国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合作，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美的能力完全是不对称的。这将给中美安全关系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如何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感到相对安全，当网络空间发生突发事件时中美两国将如何反应、如何沟通，这些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深入对话。
第二，在宏观经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方面，当前中国正逐步将经济从外驱型转向内驱型的同时，美国正在试图逐步加大制造业、出口对其经济的推动力。中美两国需要确保中美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会导致这一战略依存的削弱甚至中断。中美经济的基本要素有着根本不同，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应该是各自经济的内/外平衡、消费/生产平衡，而中美在生活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消失，中美宏观经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仍有基础。此外，在两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中美经济关系还蕴藏着潜能。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市场消费能力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等都能给中美相互依存提供新的动力，美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规能源的开采、对中国投资的需求等都给中美深化经济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中美经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仍可望保持。从近期看，中美应尽快推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需要结合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议程，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切实行动；美国则需要在高科技出口管制、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方面拿出具体举措。同时，中美两国也可以开始讨论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可行性，为中美经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注入新的活力，也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经济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越来越多，“压舱石”反而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当前，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美国方面声称的“中国网络窃密问题”。美国政府和民间最近一年多以来反复批评中国“有组织地窃取美国企业或公共机构秘密”，将焦点聚集在对美国企业等主体的技术窃密、侵犯知识产权上，并将其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中心议题，强调这一问题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潜力。无论中国对美国强调网络窃密问题的意图如何认识，也无论美国的指责是否属实，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大上升，并且影响到美国商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中国确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重视，并与美国一道研究解决问题。美国将针对企业的网络窃密行为与其他网络安全问题切割，其意图姑且不论，在客观上却是降低了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有利于双方对此问题的调查和解决。
第三，在中美社会人文交流上，中美政府可以在现有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框架下继续推动。重点可在扩大美国在华留学生规模，给予中国人赴美访问、留学、旅游更多便利等问题上寻求突破。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敏感度低，相对容易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挂得低的苹果”，给两国增强信心。
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与高层路径“合作共赢”互相重合，将在后文中论述。
三 中层路径：寻找中间点，建立战略信心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层含义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于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本身即是各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因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层路径的核心目标，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2009年7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曾对中国核心利益做过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从重大关切的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核心关切实际上就是美国是否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这几个层次，即美国是否会以“和平演变”等形式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美国是否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如涉台、涉藏、东海、南海等)损害中国的利益？美国是否会以某种形式暗中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
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2)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3)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4)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之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于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中，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全球体系的挑战；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政府企业关系对国际经济体系的挑战；三是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盂易言之，美国所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破坏、推翻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 中国是否会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
对于这些核心关切和重大疑虑，中美两国领导人和学术界都反复呼吁要增进互信。但是，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揭示的，在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要建立高水平的战略信任是十分困难的。国家间战略信任是以对对方的国家性质(是否可信、是否可预测)、意图以及情绪性认同为基础的。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对另一方的可信度、可预测性评估都不高，两国战略决策界对彼此的情绪性的认同度也很低。因此，中美两国与其将努力重点放在建立信任(trust)上，不如放在建立信心(confidence)之上。除了需要在中长期逐步建立军事上的相互信任措施之外，两国更需要在战略层面建立信任措施。
2009年9月2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演讲中曾提出中美两国“战略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冶的概念，榆这一概念当时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论，并且随着斯坦伯格的离任很快偃旗息鼓。但是回头看，在两国核心关切上，中美两国确实需要采取行动“让对方放心”。用斯坦伯格的话说，“中美要达成一个交易，其核心是美国及其盟国要欢迎中国崛起为繁荣与成功的大国，中国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放心，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
具体而言，美国需要让中国放心，使中国确信美国不寻求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稳定，不会寻求中止或延缓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也需要让美国放心，使美国确信中国不寻求终结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寻求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存在的东亚秩序。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需要帮助对方建立一种自信心。美国需要通过具体行动和言辞，帮助中国决策者和民众树立自信心：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自己国内的发展，而非美国的态度和做法。这种自信心不仅需要建立在美国保证没有破坏中国稳定或中国崛起的动机上，更要建立在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之上。中国也需要通过行动和言辞，帮助美国决策者和民众确立自信心：即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好坏，取决于美国自己能否兴利除弊，而不在于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同样地，要使这种论证可靠可信，关键不在于中国没有终结美国霸权这种动机上，而且在于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上。为此，中美需要围绕一系列战略互疑的问题进行机制性对话。这种对话目前可以学术界“二轨”形式进行，双方集中讨论对方行为中哪些导致了本方的疑虑，随后听取对方解释。对话的结果应该向上传递给各自政府，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本国民众。
当前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间路径上，非常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方面特别关切的有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是中美关系中“周期性”出现的问题。尽管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比较积极的态势，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奥巴马第二任期仍将在某一时刻批准新的对台军售计划，对中美关系造成又一轮冲击。此外，最近几年，美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实质支持，也是中国十分关心的问题。实际上，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疑虑，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美国担心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要求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对华让步。而这些问题的确是中国的主要关切，应该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不容回避。中国需要继续正面推动美国有所行动。否则，等到美国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能将严重受阻。
但是在中层路径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恪守渐进主义路线，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中间点逐渐推动，不宜抱有一举解决问题的过高期待。涉台、涉藏等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多元政治的特点都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即使美国行政当局有所动作，美国国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都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制造麻烦。寻找中间点和渐进路线意味着，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不能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但至少应考虑落实《八·一七公报》中减量、限质的规定。事实上，美国政府近年来未向台湾地区出售包括F-16CD战机在内的先进武器，也是在售武质量上有所约束的表现。中国应继续鼓励和推动这种自我约束，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结合两岸关系的变化，寻求最终解决对台军售问题。在会见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如果美国总统在白宫以外的地点会见，降低会面的政治意涵，中国方面的反应程度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在东海问题上，中国当然不能指望美国放弃其对盟国的安全承诺，但是美国可以推动日本向承认争议、稳定新现状的方向努力。这种寻求中间点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中方疑虑，建立信心和信任。历史上，小布什政府曾在反“台独”方面做出过一系列表态，如“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入联公投”等。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但是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互信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寻求中间点的正面案例。美国决策者应认真研究这一段历史。
四 高层路径：维护建设国际制度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三层含义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的意义比较宽泛。按照前述低层、中层路径的逻辑，“合作共赢”作为高层路径，主要内容应该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水平议程，即“一起做某事”的议程。而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在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高层议程中，可以把着眼点放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中美共同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需要超越具体领域，寻找总体思路。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低层路径上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探索高层路径提供借鉴：中美至今“不对抗”、“不冲突”，主要原因是两国间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制度安排对两国狭义的国家利益形成了制约。低层路径的启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超越狭义的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中美在高层路径上可以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狭义的国家利益、维护和建设国际制度作为合作的目标。
美国的霸权由权势霸权和制度霸权两部分组成。与此前的霸权国不同，美国霸权比较重视制度霸权面向，而且冷战结束后，其制度霸权的成分在上升。美国制度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国际惯例。需要看到的是，这些国际制度多为二战后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但是，国际制度一旦形成，也会形成自主性，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性。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其实质是加入国际体系，接受国际制度。
中国最近30多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是通过融入国际体系实现的。可以说，中国是既有国际制度的受益者。伴随这一进程，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制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有关国际秩序的表述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冶党的十六大表述改变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七大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现有国际制度的看法逐渐走向肯定，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角色也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和改革者。
中美两国上述立场和位置为中美两国在高层路径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美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两个权力中心，可以共同成为国际制度的维护者、改革者和建设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与发达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同时与西方国家有着深度的合作。这种独特身份也为中国发挥国际体系内建设性改革者的角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在这条路径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中国和美国合作努力，争取共赢。
第一，合作推动现有国际制度的落实。例如，中美近期围绕朝核问题加强了互动和合作，在联合国出台了较为严厉的制裁措施，落实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起到了一定成效，客观上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第二，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使其更好地反映新的国际现实。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改革。在这些国际组织的改革中，不同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而有不同主张，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中美两国作为未来世界的主要权力中心，最大的利益实际上在于使这些组织更加合理地反映当今国际现实，从而让这些组织在国际现实中不会失去其相关性。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应与美国一道，维护2008年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以二十国集团为核心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不应让国际机制在危机结束后走回头路。
第三，推动国际社会在新领域建设或落实新的国际制度。气候、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是当前建设或落实新的国际制度的重点领域。中美在这些领域分歧较多，例如，在气候问题上，中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主张不同；在海洋问题上，对专属经济区等问题的解释不同。此外，在普遍性的国际制度之外，中美两国还需要对区域性制度安排保持开放心态。例如，在美国力推的TPP、亚洲国家自己推动的东亚自由贸易安排(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自贸区)等问题上，中美应避免从零和角度解读问题。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后来者，在高层路径上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与美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易事，需要做出战略抉择。由于现行国际制度建立时中国并未发挥主要作用，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把融入国际体系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就需要在整体上对现行国际制度持有一种建设性看法，在总体接受的前提下寻求局部改革；对尚未建立的国际制度需要积极参与，在参与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塑造未来的国际制度，也确保本国的利益。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怀有疑虑。需要看到，国家实力的增长引起别国的疑虑是正常的。要减弱别国的疑虑，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放在国际制度的约束下。在国际制度约束下，中国一方面可以让别国对中国的发展更为放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如果某些领域的制度尚未建立，那么尽早参与制定制度，维护本国的话语权，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选择。
中国把国际制度建设作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层路径，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建设国际制度主要依靠一国的软实力。中国国力虽然迅速崛起，但是通过国际制度实现权力的能力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本国硬实力的发展。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改革和维护又负有特殊责任。中国学术界需要辨识国际制度中需要改革的不合理成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需要把“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化，切忌空谈当今国际秩序的“不合理”，又拿不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对违反国际制度或者奉行双重标准的现象，中国需要与之斗争。例如，美国多次撇开联合国、违反国际制度单边对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在核扩散问题上对一些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以国内政体形式决定对其核项目的态度，对这些现象中国需要“仗义执言”。中美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能够承受对方根据国际制度做出的建设性批评。
五 结论
中国领导人已将“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定义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有了三条对应的路径，即本文讨论的低层、中层和高层路径。
在低层路径上，中美之间业已存在四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甚至可以说，中美间已经具有了一种低水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尚未经受足够长时间的检验。中美未来工作的首要重点就是维护这些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层路径主要是在两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方面让对方安心。这些问题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但这些问题又多为老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中美决策者需要以务实的态度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点，逐渐突破，累积信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层目标是“合作共赢”。中美作为世界大国，理应在国际制度的维护和建设上为世界有所贡献。当今国际制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中国又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因此双方应该有动力维护和建设国际制度。通过国际制度对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权力实现共同约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中美两国战略互疑，也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其他国家对崛起国中国以及霸权国美国的战略疑虑。
从理论层面来看，“传统大国关系”或者“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是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实际上，如何打破结构现实主义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悲观观点，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解释。一方面，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依靠现实主义对中美双边关系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需要一起超越现实主义的历史宿命观点。如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完全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