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存量，然而，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扭曲，也产生了大量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如何通过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真正发挥促进实体经济的作用，怎样让“水”流向不同金融层次，流向经济体的末梢循环并提升产出效率，是摆在中国面前最重要的战略性命题。
金融资源错配的三大表现
目前，中国的信贷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中国广义货币（M2）约为美国的1.5倍，是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M2与GDP之比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居民与企业储蓄存款超过70万亿元，无论从历史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而言都是相当高的比例。然而，实体经济各部门却依然普遍感到流动性紧张，究其原因就在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其一，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体系决定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达，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资金供给相对落后。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
其二，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明显产生“挤出效应”。金融部门与制造业之间的利润鸿沟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60%，利润占到35%；而268家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41%，利润仅占20%左右。2011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和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与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背离。“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金融空转”以及流动性自我循环，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其三，货币产出效率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超发”现象日趋严重，这与中国的货币-经济产出效率大幅下降有直接关系。即使银行资金能够贷放出去，货币供给增加，但货币供应量增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依赖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危机中急剧下降，由2008年的0.63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出以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下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企业杠杆率大幅上升。我国信贷杠杆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一直都维持在150%的水平上，且波动幅度不大，其中企业信贷占比为96%。2009年以后，信贷规模出现快速上涨，2009年飙升至178%，2010年升至190%，2013年已经超过200%。其中，企业信贷杠杆在2009年升至113%，2010年升至124%，2012年升至130%，可见中国企业的高杠杆模式与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密切相关。
加快全方位金融改革
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是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
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控制金融系统顺周期性，控制信用的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与此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
另一方面，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针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应该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
此外，当前应该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而转向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更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这类金融体系应该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中国经济实现升级版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