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能源和环境的冲击越来越深。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不仅改变了中国这个国家，也重塑了全球经济。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政治、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其在全球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备受重视，在联合国里也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随着中国完成至关重要的政治领导层过渡，有必要对其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及本质进行一番探讨。
领导层变动
中国最近的领导层变动是共产党十年一次的顶层权力交接。2012年11月的十八大诞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从胡锦涛那里接过了总书记的位置。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正式任命习近平为主席，李克强为总理。这些任命都是早有预兆的，因为两者都在2007年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些许意外的是，2012年11月习近平还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002年成为总书记，但直到2004年才成为军委主席），这使得他能够完全确保党的控制和军队的动向，进一步强化他的地位。在习近平的三个头衔（党中央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当中，虽然涉及到外事访问和外交协议拟定时国家主席的名号会优先，但前两个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如此，他的权力还是有制约的：在中国政治中共识至关重要，因此习近平需要创造共识以保障政策的落实。
这次过渡总得来说平稳并遵循既定安排，这就意味着政治的连续性，十二五计划和十八大报告中的战略顺序和政策目标都已经考虑到了这次领导层换届。
人大还任命了其他重要领域的关键领导人，其中就包括了外交事务领域的人事变动。杨洁篪从外交部长提升至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王毅接任外交部长一职，后者是亚洲问题专家。常万全任国防部长。考虑到这些官员都称不上党内最高阶层，换届时有预测认为可能会由政治局来专门负责外交事务，但目前看来，杨洁篪已是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低于政治局级别）。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4月4号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话朝鲜问题的人就是杨洁篪，尽管从官员等级来看，他在中国的级别不足以与克里在美国的级别相匹配。
战略政策中对外交事务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政策战略框架的最新表述是在十八大会议上，这些表述保持了二十多年来的高度连续性，同时也对国内外的新挑战作了回应。从20世纪80年来以来，经济发展就取代了毛时代的政治问题，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国际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支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也要坚守基本的政治红线，比如“一个中国”原则。政策启示包括：
·渴望和平的国际环境
·利用外交来获取市场、资源和投资
·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接受，包括经济全球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1年中国入世）
·渴望在国际社会上被认可为“负责任大国”
·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系多样化，采取“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互动提供便利，淡化中国的崛起对某一个区域造成的冲击
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事务态度将更多地交织经济、地缘、安全和资源问题。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政策有所转变，以下是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
第一，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时越来越意识到权力中心逐渐由西向东转移，已经认识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对来说正在衰弱。这让中国在政策制定上更具自信。但需要注意的是，东移不仅仅是移向中国，还有亚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这与中国“世界正在多极化”的战略语言相契合。
第二，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治理模式造成冲击，这给“中国模式”的宣传营造了更大空间。经济治理的权力重心转移有一个明显的表现，这就是从G8到G20的转变。金砖国家也从单纯的结构性缩写成为商议全球动向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新兴国家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面临巨大压力，中国政府在这些机构当中发声越来越多，并且在官方文件中给出了积极回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三，多哈谈判的停滞和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扩散，意味着区域集团和机构正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主角。中国也在积极寻求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中国来说，世界正由国家群变成全球化之下的区域群。
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引起了全球对中国崛起的紧张情绪，这种态度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此外，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国企和非国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而这些经济驱动力也对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带去了紧张态势。
十八大报告与国际事务
十八大报告可以被视为一个交接文件，它由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发布，但据报道是由如今的新书记习近平带头的小组起草的，这说明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当时已经开始对政策的形成施加影响了。
这份报告主要表达的思想是，在经济全球化强化的背景下，中国渴望和平、发展、合作和共同利益。政策鼓励进一步开放，深化双赢战略，并利用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此外，报告还指出了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性。报告的前面几章提到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这可能是指后危机时代的新发展趋势，也可能是为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政治基石。
报告也蕴藏着政治语调。“世界正处深刻复杂的变动中”，这是对霸权主义和集权政治的警惕，明显指向美国及其同盟。在这个语境中，中国想表达的仍然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不干涉外政。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表述。包括对“新干涉主义”的关注，以及对国外势力颠覆任何国家“合法政府”行为的反对。另一个新表述是强调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利益。2011年春天疏散利比亚的3500名中国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展示出中国政府保护处于危机中的海外公民的决心和能力。十八大报告还表达了对国际舞台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比如食品、能源、网络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而超越了传统的基于国家的国际关系结构。
新领导班子与国际事务
十八大落幕之后，习近平在国内表现越渐活跃。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和胡锦涛出席了中央军委的交接会议，正式公布了中国军事权力的过渡。
从那时起，习近平的许多活动就直接与国际事务相关。较早的一个事例是高调参观国家历史博物馆，习近平和新一届政治局成员观看了名为“复兴”的展览。自习近平上任起，他多次强调使中国繁荣富强的目标，深深击中了现代中国人的心理。这些想法被浓缩进“中国梦”的官方讲话里，“中国梦”这一提法今天仍然出现在官方媒体当中。
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走出北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广东，这被解读为跟随邓小平1992年南巡提出“改革开放”的象征性访问。众多评论集中在国内改革上，但这次访问也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意在延续邓小平的风格，保持对中国以外世界的开放。习近平还参观了广东的军事基地，这传递出军队正规化的要求以及反腐的决心。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习近平对军队的希望是还原其保卫国家的原始角色，而不是卷入财产发展或者支持中国酒业。
政治局会议是制定和研讨战略政策的重要方式。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以政治局学习小组的形式主持了关于国际政策的一次会议。会上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坚持和平发展，习近平多次重申了合作和开放的主题、双赢发展的空间，以及保护和发扬世界和平的愿望。此外，他还再次强调了由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习的说法，这些都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而服务的，因为一个和平的环境是实现“中国梦”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的前提。中国不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还会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与此同时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不会伤害他国利益，但这需要他国对中国的尊重，中国决不会放弃主权利益或者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而2013年3月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获取能源和资源依然被优先关注。
人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就被正式任命为主席。他的首次出国访问目的地是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这证明了中国对国际关系多样化的寻求。在参加完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之后，习近平与许多其他的非洲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回国不久即参加在海南举办的博鳌论坛，在那里他会见了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总的来看，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4月，习近平的外交行动展示了中国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视。
尽管3月份习近平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4月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来到中国的访问才是中国新领导层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第一次重大见面。此次访问的基调是积极友好的，主要讨论的话题是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各自关切，并且就提升两国气候变化对话机制的部长级别达成一致。
新领导层的个人偏好
习近平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国家主义和共产党自力更生的信念影响颇深。与习近平见过面的外国人都评论他能“安然对待自己的处境”，在首次出境访问中他表现得相当从容，同时很好地坚守了自己的信念。习在福建和浙江工作的经历也使他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更为重视。
李克强的国际背景或许与习近平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并且在他任常务副总理时通过多次出国访问增加了他的国际背景。他强烈支持自由贸易并反对保护主义，还强调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挑战。据说他在学生时代还参与翻译了前英国法官丹宁勋爵的作品。
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王岐山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颇多，但在他主管党纪的新职位中，国际化可能会有所下降。其他成员的国际背景则相对有限。而从稍广义的政治局成员来看，新任副总理李源潮（原文如此，李源潮实为国家副主席——第一智库网注）同样有着较好的国际背景，他在之前负责党内人事的工作中也鼓励国际交流。他现在的角色可以使他直接参与到中国的外交当中。另一位政治局成员王沪宁则有着国际关系的学术背景。
现有挑战
国际政策，不能完全由战略家或领导人的天赋决定，中国也不例外。事件会干预政策制定者，并要求后者做出及时的回应。
中日关系是领导层过渡期间外交政策的主导问题。2012年9月两国关系恶化，直接原因是日本购买钓鱼岛，引发了中国国内一系列暴力反日行为。中国的应对过程表现出了对主权的绝对捍卫。
此外还有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问题，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小的外交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坚决谴责了朝鲜无视联合国对核试验的反对。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也对任何意在破坏东北亚稳定的行为发出警告，这被大多数评论家理解为指向朝鲜，尽管《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有可能是警告美国不要干涉这一区域。不管其意图究竟如何，朝鲜的表现使得美国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防卫力量，而这与中国长期的政策目标相违背。战略地讲，中国领导层面临着平衡以下问题的困境：中国与朝鲜的长期关系、对有美国插手的东亚局势稳定的期望、对核扩散的反对以及与韩国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在西南边陲小城瑞丽低调地安排缅甸政府与克钦独立组织之间的和平谈判。这被视为中国鼓励和平、促成对话的努力。
总结
概言之，中国对待区域和国际事务的态度越来越有前瞻性。与此同时，新领导层的现有态度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演化框架保持了一致。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保持一贯的开放和国际参与，而不太可能发生政策方向的急转弯。尽管如此，在保持框架一致的前提下，中国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外交基调更加稳重，更少强调保护核心利益，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和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随着经济影响力继续上升，中国给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带去了紧张情绪，这将是新任领导人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