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问题植根于人类复杂的心理，认知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逾越的。正如杰维斯所言：没有规则可以消除错误知觉。“一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态度和相互感知的影响。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两国之间不再具备共同的战略纽带，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并存在误解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尽管认知总是因时、因人而异，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历任总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各不相同，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纵观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与对华政策演变的轨迹，仍然可以发现其内在逻辑。
美国看待中国的视角，既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独特的地位相关，也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历史经验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趋势、长远的战略意图、对美国权力地位的冲击以及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不可确知的。在没有得到充分可靠信息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除了受到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缩小以及中美间战略互动的影响外，更多源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主观推测。
如何面对“中国崛起”实际上涉及对中国的政治情感，这种情感源自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和愿望，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来实现这些愿望，都需要由人来决定，而人的行动必然受其价值观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除了他们熟悉的有关历史文化脉络所形成的中国意象之外，还涉及自身的认识角度与情感。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期待中国政治民主化，都反映出某种情感或价值取向，透露了观察者预先已经形成的动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民主变革者，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机遇；将“中国崛起”视为美国霸权削弱者，则产生排斥感；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者，则产生焦虑情绪。对“中国崛起”油然而生的情感决定了其中国认识的角度。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人们相信什么，就会看到什么”。因此，中国及其崛起不能只是实证的问题，而必须同时是一个情感问题与诠释问题。这种价值观基础上的诠释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漠视了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演绎出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认知。
1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否导致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最终超越美国？整体上看，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的确在缩小，但美国仍然占据明显优势，而且美国始终认为中国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从自身文化价值观角度，美国本能地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美国看来，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制度，如果没有公民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终究会陷入自身内在矛盾而不能自拔。美国认为中国政权稳定是依赖于强大政府机器而维持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成为政权持续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法治不完善的条件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不均、腐败泛滥、失业率上升、金融危机等问题会伴随而来。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制度瓶颈，现有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的确在缩小，但美国仍然占据明显优势，中国未来难以在综合国力方面赶上美国。美国兰德公司在《中国经济全景中的潜在误区》一文中，着重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潜在问题和危机。认为中国未来面临一系列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的危机：失业、贫困和社会动乱；腐败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水资源污染；能源危机；金融与国有企业的脆弱；因领土争端而导致潜在的军事冲突。认为这些问题将导致中国发展速度变缓。
2007年，美国评估中国经济状况时，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结构性挑战十分明显；资本市场仍不成熟，缺乏一个透明的管理体制来鼓励创新；尤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扭转。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需要发展多元化经济，高附加值生产和世界一流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形环境变化人们已亲身体验到，如河流枯竭、气候变暖、能源供不应求等。但无形的政治制度、法律和经济结构等问题正在对经济发展正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
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瓶颈，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对制度变革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够，造成制度改革方面欠账较多。其次，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缓慢，严重制约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铁路、电力、电信、金融、石化等战略产业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务的高度垄断，造成内部浪费严重，经营效率、服务水平低下。再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亟待科学化。国家经济政策造成经常违背价值规律的要素价格与配置机制扭曲，不仅浪费资源，还导致投资过热和结构失衡。由于政府对制度改革缺乏清晰的思路和总体的规划，不同领域的改革进程不一、相互掣肘的状况比较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国家对国有经济照顾过多，这些企业未来的竞争能力值得怀疑。
美国学者扎卡利亚在《世界的未来属于中国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形成挑战，崛起国家和原有的主导国之间矛盾和竞争不可避免。尽管中美两国未公开承认这一点，但都在默默为此准备着。对此，美国应该在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即科技教育、技术创新和金融政策上做好准备。他认为中国未来很可能温和平缓地扩大其经济影响力，美国也应该小心且安静地回应。他认为未来中美之间很可能展开一场夺取全球威信力和影响力的静悄悄的竞争，中美两国会时而成为朋友，时而成为敌人，在某些方面加强合作，在另一些领域则展开竞争，这将是21世纪的现实。
2 对中国民主化变革始终充满期待
中国的崛起是由经济发展所驱动的。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会超出国家的控制，最终会引发政治变革。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柯丹青认为，不必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到不安和恐惧，反而应该鼓励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政治体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中国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体，这种结构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会产生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进而引发中国的政治变革。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预言，21世纪的中国必将出现由经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政治变迁。戈登·怀特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经济发展会破坏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有效性，他对中国未来具体的政治变革途径以及变革对象的预测持谨慎态度。戈登·怀特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出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所形成的那种国家具有很强干预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结局。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忠蒲在《中国政治变迁的压力以及政权延续的根源》一文中指出：“中国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的一种预期。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因此，依据当前的增长来推断中国将取得全球主宰地位或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是绝对错误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世界史上最严峻的金融、城市化和就业挑战。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结局是中国最终像日本那样繁荣昌盛，有得有失。从各种迹象来看，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对此美国应当欢迎而非害怕。
3 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质疑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动摇了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原有的认知。中国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创造了经济快速成长的奇迹，而且在政治上没有陷入不可避免的西化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依然如故，并且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了政治相对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党领导下的政府是经济策略的缔造者，并且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克里科指出：“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也遵循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发展顺序，可是两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民主化探索上未能迈出重大步伐。在引进经济自由的同时，却维持了政治上的稳定。”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和威权体制的政治结构。基于其自身经济自由主义价值理念，认为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非民主国家”不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维持政治稳定。这种负面认知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观念建构，在美国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这种系统认识具有固化性和持久性。根据认知相符理论，人们一旦形成对于外部世界的系统认识就很难改变。如果出现了与原有认知和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则需要克服阻力，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发生态度转变。而且在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少地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利用操纵汇率、侵犯知识产权等不公平或“非法”的手段取得，并且已经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损害。在知识产权方面，尽管中国制定了相对高质量的法律和法规，也加入了有关国际公约，但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大量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美国甚至认为，这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当中国出台政策，实际上要求提供技术转让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美方这种怀疑变得更为强烈。在很多情况下，美国领导人认为，把签署技术分享协议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提条件造成了技术偷盗现象，并且中国公司利用这些技术和中国政府对本国公司的补贴和其他支持，最终将美国公司逼到破产。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认为中国中央银行操纵汇率，使人民币价格保持在低于市场定价的水平。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在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进行广泛的补贴，并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征税，是中国保持对美大量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显然，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既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背道而驰。中国引入自由市场经济的经验已经被证实是成功的。毫无疑问这一发展模式也有可能在其他国家具有可行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因而可能正在为现代性注入新的内涵。美国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威权政体反而成为制造经济奇迹的最大保障，这可能导致全球民主发展进程的逆转，因此将中国看作危及西方自由民主推广的一个有力威胁。
(二)“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观念表达
由于“中国崛起”和长远意图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观念表达。按照美国的逻辑，无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需求与愿望，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方面没有什么两样。按照这种认识，“中国崛起”将使中国积累更多使用暴力或强制手段的能力，这可能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害。这种建构的“认知”就成为美国维护霸权和安全利益的工具，成为美国对华推行防范、制衡政策合法化的工具。从美国内部来说，冷战后美国对外部威胁的敏感性没有改变，它时刻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决定了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将会长期存在，且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以“击败”敌人为目标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无论是美国的遏制战略还是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无不基于这种认识，最终造成假设的自我实现。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把中国视为敌人就会使中国变为敌人”，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冷战结束后，随着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趋势加强，美国学界对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进行反思。新的主流观点是，如果大国间进行合作，那么其中一方的发展并不一定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冲突也并非不可避免。为了和平与稳定，发生国际危机时最优先考虑的应是在国家合作的基础上管理危机。如果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能认可这种思想，那么就可能形成互信的基础，并使之加强。在共享观念的影响下，大国共同管理安全危机的情形可能随之出现。纵观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演变，这种观点显然对美国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蓝普顿所言，北京和华盛顿都已经意识到大国竞争的危险，双方都有努力避免陷入视彼此为“敌人”恶性循环的意愿。尽管不时还会听到来自双方鹰派的鼓噪，但是领导人主流的看法是太平洋两边的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合作的伙伴，而非对手或敌人。
(三） 观念与实力的互动效应明显
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中可以看到，美国优势的实力地位是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不仅取决于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评估，更取决于美国对自身综合国力的认知。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与美国差距巨大。就经济而言，中国制造业尽管发展较快，但仍是世界市场较小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即使中国以两倍于美国的速度持续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一半，但人均水平也只是美国的1/10。在军事方面，中国更不具备挑战美国和国际权力平衡的能力。克里斯托弗1993年在《中国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低于美国的5%。而且中国大陆的军事技术和技能从低起点开始发展，甚至不能够与台湾地区相比，更加不用说美国。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中国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力量则取决于其经济增长和政治凝聚力。即使幸运之神眷顾，中国仍将任重而道远。鉴于对自身国力的高度自信，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崛起”认知始终缺乏现实感，没有将“中国崛起”作为现实威胁，甚至在政策层面出现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某种忽视，试图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迫使中国做出某种改变。
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识仍然是建立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的。美国政府之所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潜在的，而非现实威胁。中国在军事实力上还远远不及美国，中国还没有实力成为美国的敌人。尽管中国发展非常惊人，中国与日本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状况相比仍然是穷国，中国2003年的GDP是美国的11.5%，与当时日本的13%和德国的19%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柯庆生认为中国军队会给美国带来问题，但是不可能赶上美国。因此，“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把中国纳入反恐联盟，改变了对中国对抗性姿态。美国对华的一个主要担心是“中国崛起”后的“不确定性”。2005年后，美国把中国视为“利益攸关者”。
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在国内政治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对华疑虑随着两国实力接近而明显增加。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经济遭到重创，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高增长的势头。至少在经济总量方面，美国内部普遍认为中国将会在21世纪中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军费的增加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令美国更加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正在改变亚洲势力的均衡，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奥巴马第二任期对自身国力和重塑霸权的信心有所增强。从中美权力对比状况看，“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观点缺乏全面充分的依据。有学者认为“保证自由体制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美国，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美国仍然拥有全球实力，而且将在今后继续。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人均财富刚过美国的1/3，而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远低于美国。仅仅从GDP指标来推论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误导性的。正如20世纪那样，美国在21世纪仍将是自由民主体制的最大保证”。
认知判断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所有方面，从公共舆论的产生，到政府官僚机制，再到领导人的个性，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决定战略，“中国崛起”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的战略威胁，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手段、行为与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给美国外交决策带来了更多难题。从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到小布什的“对冲战略”再到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都能看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深刻疑虑。一方面对中国进行经济、外交上的接触和融合，另一方面对中国强化了以实力为基础的安全防范。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一个完全规范理性的决策过程。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外部紧迫的安全威胁、现实经济利益需求都深深卷入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一) 错误认知影响中美战略互信
认知因素经常通过夸大和确定对手负面形象，轻而易举地破坏彼此的战略互信，进而引发安全困境。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是造成国家间关系不确定性及其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中美认知层面的问题经常同结构性因素结合，从而提升到大战略高度去解读所有的问题。这种解读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最初的认知，进而扭曲了所有的信息。
由于对中国国内政治体制是如何真正运作的了解很少，因此，美国经常不能准确判断哪些结果反映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决策，哪些反映的是政治体制本身的运作机制，是领导人无法控制的。因此，当中国各部门、单位和地区相对缺乏协调的行动带来了完全不同且彼此冲突的结果时，美国很容易认为所有行为都是中国政府有意操控的结果。中国的决策是战略性的、经过协调的，而且是统一指挥的。如果假定事件是由国家操控的，那么对其动机所做恶意的估计便顺理成章。例如，中国没能兑现对美国保护知识产权或者关于政府采购规定的承诺时，美国倾向于认为是中国政府不真诚的象征。当中国方面把国内能力所限作为其不能如期履行承诺的原因时，美国倾向于质疑中国方面的解释，认为这些解释是欺骗性的。
美国方面习惯于以观察苏联决策体制的视角看待中国今天的决策过程，往往将一些偶然性事件视为有重大战略意图，倾向于将中国所有言行解读为政府的战略阴谋。比如中国提出“太平洋足够宽，可以容纳中美两国”，被美国一些人解读为中国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建立中非合作论坛，被解读为“新殖民主义”；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被美国部分人视为试图组建“反美军事同盟”；中国同苏丹、委内瑞拉、缅甸等国家发展能源合作，被解读为“为反美行为撑腰”；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多边机制建设，被视为试图将美国“挤出亚洲”。
冷战后历史事实证明，中美关系的每次起伏波动从本质上虽源自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但常常表现为像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这样的偶然事件。偶然事件之所以可以短时间内严重冲击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认知问题导致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互信缺失容易使决策者产生战略误判。而危机的发生会使信息的不确定性迅速膨胀，使政策风险急剧增加。
(二) 美国对华战略呈现不确定性
国家的对外政策既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抉择，也是对国内政治做出的反应。美国的外交政策部分由美国国内的需要、国内政治体制中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以及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程序所决定。美国对华政策首先根源于其国内政治竞争的需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就是决策集团在博弈各方对中国不同认知基础上的整合与共识。美国朝野存在着对政府决策进行牵制的各种力量，各种势力会从本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认知与政策选择。
冷战后，基于维护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影响力，美国内政与外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两党轮流执政及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时常反映到对外政策上，从而影响了与中国的关系。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处在对华政策的前沿，而且政府基于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其对华政策往往采取相对较为务实的态度。国会议员更多关心本选区选民的态度，为了争取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将反华氛围引入美国政界，强化决策者的“中国威胁”认知。媒体则喜欢利用甚至制造矛盾来吸引观众，由于其独立的地位和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力，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体的影响和塑造。各种利益集团出于利益驱动，军工集团热衷于渲染“中国威胁论”，商业集团和劳工组织惯于针对中国出口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发难，人权、环保、气候利益集团依靠营造中国的负面形象扩大影响。达赖集团分裂势力、“东突”分裂势力、“台独”等敌视中国的势力则利用媒体来诋毁中国政府形象。在美国，特有的权力制衡和选举体制决定政府与媒体、公众舆论之间的折中与妥协。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政策选择，甚至一些偏见较少的知华派官员有时也不得不屈从于民意的掣肘。
国家外交政策不能被视为纯粹是对他国行为输入的反应，它会被其他利益扭曲和改动。利益竞争机制都会以某些形式渗入外交政策进程。在美国这样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政治过程无处不在。美国内部的政治过程不是一个规范的、理性的、合逻辑的决策过程，而是一个各种竞争性利益间动态的、潜在不稳定的、通常纷争不断的关系体系。在国家内部存在着许多次国家行为体，范围涵盖了政府及其各种官僚机构，经济、政治和媒体组织。各种行为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选择对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很少是中性的，政策竞争围绕着其制度和规范结构而展开。
(三) 合作与防范并重成为长期政策取向
认知是制定对外交政策的基础，但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决定政策。认知仅仅是对他国意图所进行的合理化解释和判断，而政策背后的根本动力则是国家对权力和现实利益的追求。因此，外交政策主要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受到国家现实利益需求和政策手段的制约。尽管美国对“中国崛起”怀有深刻的疑虑，但“全方位遏制”从来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目标是接纳中国融入西方秩序。
对华认知层面的疑虑与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反映了美国霸权战略的困境。美国大战略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尽管美国能够通过积极行动，为“中国崛起”制造难度，但是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制止“中国崛起”意味着遏制中国权力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且在地区或者全球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几乎等同于冷战时期对苏联军事上的包围加上经济上的封锁的“双重遏制”政策。以当今美中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美国任何一项以延缓中国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都会难以为继，因为这将导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终也会危及美国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并没有明显挑衅的情况下，美国发动对华遏制政策将使美国在政治上陷入困境。这种政策将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实施经济制裁政策的历史证明，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这种严格、全面制裁的政策，即使是像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或者不能完满地达到目的。事实证明，在针对的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其他国家只会填补美国的空缺。当今中国的经济是如此强大，中国的投资和市场在全球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遏制政策是一项不可能的选项，美国仅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中国崛起”的。
认知对政策的实质性影响不仅表现在认知可以塑造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和对外政策观念，还在于“认知愿望”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要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认知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对一项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或作为主要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某些外交政策的制定。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对华政策是由其对华认知与现实利益共同驱动的。因此，合作与防范并重将成为美国长期对华政策取向。
“中国崛起”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对“中国崛起”可能出现的趋势和后果一直非常关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美国历届政府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日益加深。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显。在“崛起”过程中规划中国的对外行为，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和平崛起”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影响和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
(一） 增加自身战略的确定性
美国对华认知必然包含某种主观因素，但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反应同样作用于美国对华认知。长期以来，美国关注中国是否对外进攻性地使用武力、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尊重航行自由、对军事力量发展采取克制态度、军事力量的透明度、不扩散、贸易与投资的市场准入、合作解决跨国问题及尊重基本人权。“9·11”事件后，中国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两个美国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上，给美国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中国积极主办“六方会谈”，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共同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显然影响了美国对华认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提升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作为国家战略重心。外交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美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决定了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为此，中国把中美关系看作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成为中国对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中国要想改变或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首先要增加自身“和平崛起”战略的确定性。中国应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表明，推行“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政策目标，中国并不谋求改变东亚的权力结构和刻意追求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优势。当一个国家的长期规划得到理解，并且采取的行动大体上与这些规划相一致时，信任才会产生。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尽量将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明确化和固定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极左或极右思想对国家外交战略的影响，尽量减少因自身对外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造成对方对己方的误判，进而损害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培养中美间的战略共识
主权国家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条件就是拥有共同的国际政治观念，有关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一致理念。中美在价值观上有重大分歧，但也并非完全水火不容。若不寻求加深中美两国对不同政治与文化的理解，完全建立在利益基础上中美合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彼此间的战略疑虑，寻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终将失败。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往往是由大国来决定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容易注意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破坏作用，而忽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积极作用。从历史上看，一个时期内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主流文化与这个时期内主要大国的共有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大国国内政治与经济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其国际行为上来，比如国际经济援助、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示范效应等。
实际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不是扩大，而是更加接近。中美两国都赞同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全球治理、贸易自由等价值理念。两国在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道义、国际和平、国际治理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拥有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所呼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发展模式在经济依赖加深条件下的新型战略稳定模式。这种模式的构建过程，就是中美双方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对话、塑造共识、培育共同理念和价值的过程。中国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发展建设，深化内部市场化导向改革来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过程，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
（三）强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的理解
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离不开对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把握。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认识逐步加深，包括对美国政府与国会互动模式的分析，对领导人政治倾向的把握，对两党政治立场异同的把握，对政府内部不同机构利益冲突的认识，对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思想库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影响的认识等，近年来都取得长足进展。但我们依然习惯性地忽略美国国内政治，没有将之作为其对华政策中一个独立变量。实际上，在美国内部，同时并存着多种主张各异、源头不同的“中国观”。在关于“中国崛起”的整体认知上，美国领导人、学者、普通民众之间，常常存在很大差异。每一种“认知”都恪守既定的思维逻辑与惯性，在“威胁”与“机遇”之间，难以分辨主流与支流。
塑造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既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对国际权力分配做出准确判断，又取决于是否能正确理解美国内部因素。美国领导人个人的认知与意志不管是否真正体现了国家利益，都能对其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除了领导者的因素外，美国的两党体制、决策程序和不同集团的态度及力量对比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某个政党支持特定的对华政策，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在政治敏感领域提供就业机会，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对华政策如此富有争议性，容易成为政党在相互攻击时可借助的一个工具，因此对华政策必然是政党的关注点之一。各种利益集团都试图影响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倾向。美国内部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和制约。对于同一问题，一国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即使是同一领导人或同一集团，在不同的时期或面对不同的环境也会有不同的立场。美国国内政治不仅将大量交叉利益注入对华政策中，也将此政策投入与其他政策优先事项的竞争中。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内部的这种分歧和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一方面，要理解美国对华事务上采取的某种姿态可能更多是出于竞选、意识形态的需要，出于政党内部权力斗争和党派竞争的需要，而并非对该问题本身理性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不但要考虑到美国决策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还必须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内部环境。我们不必对其认知“偏见”感到过分沮丧，而要充分估计到其内部的政治分歧和政治体制结构对其认知所带来的不确定影响。我们应利用各种机制强化与美国精英阶层的理解与沟通，影响美国的民意，减少其对“中国崛起”形成负面认知的内部根源。
(四) 承担国际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加强“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打破大国崛起悖论的重要途径。如果中国单纯追求经济与军事实力等物质力量的发展，必然引发中美间的安全困境。而把追求文化与制度方面的“软实力”同时作为国家战略的目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美国的疑虑与不安。冷战结束以来，朝核问题、核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成为中美摩擦产生的根源。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主导者与国际责任分摊者，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时常成为美国观察中国的重要指标。尽管中美之间在全球性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近年来国内变革的许多方面，包括倡导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市场化导向改革、尊重知识产权、注重环境保护和全球治理等，同美国所表达的对华战略期待其实并不矛盾。
历史已经表明，那些最终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国际社会的公共需求的国家。“中国崛起”过程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增加国际责任的过程。在崛起过程中，中国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实质需求，向国际社会贡献维持国际和平、提供经济援助、参与国际治理的中国责任，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五) 建立新的中美竞争机制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与既有霸权国的不同形式的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目前至少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尚无法证实中国的崛起不会引发同美国的冲突。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或“新型大国关系”论迄今并未形成足以令西方信服的理论解析力和现实说服力。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益明朗，中美两国在综合国力竞争上矛盾性的一面会更加突出。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激烈竞争的展开，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美国将欧亚大陆视为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而中国同时也是东亚的大国，其存在本身即同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存在潜在冲突成分。“中国崛起”必然促成中国国家利益扩展，中国在本土之外地理空间的行动，常被错误解读为挑战美国的地缘战略空间。中美双方如不能在控制冲突升级方面形成某种机制，相互间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就依然很大。
小结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其政策选择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因为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一直在探讨而又无法证实的一对关系。美国对华认知既涉及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也涉及对中国实力和长远意图的评估，具有相当的主观性。由于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其决策风格和选取的决策团队的管理模式也各不相同，以至于无法用完全统一的方式加以解释。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再到奥巴马政府，分别在各自任期内对“中国崛起”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它们影响并改变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轨迹。
中国是否能够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的确在缩小，但美国仍然占据明显优势，未来中国也未必能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物质繁荣为世界树立了典范，是不可超越的。冷战时期多年的意识形态竞争强化了美国人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视。美国始终本能地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及经济发展模式，况且中国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美国看来，经济发展是“中国崛起”最主要的动力，也是中国政治持续最有利的条件。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腐败蔓延、贫富不均、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问题接踵而来，最终不可持续。美国人认为，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制度，如果没有公民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终究会陷入自身内在矛盾而不能自拔。中国要想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扮演全球领导角色，无疑还任重而道远。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全球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是否稳定以及政治和经济转型是否成功。
（二) 中美实力差距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关键因素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整体上经历了从怀疑到“焦虑”的演变，美国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从“融入”到“防范”的转变。这与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密切相关。“中国崛起”仍然存在许多未定因素，既可能挑战美国霸权，也可能为中国民主变革提供机遇。中国的未来战略意图在本质上是不可确知的，维持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实力优势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实力是国家安全和利益最可靠的保障，也是美国受到威胁的最根本来源。在世界等级结构中，美国要防止以任何形式崛起的挑战者出现，要确保其支配地位不受挑战。因此无论中国如何崛起及崛起的意图是什么，美国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从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演变中可以看到，美国优势的实力地位是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两国实力存在的较大差距密切相关。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出乎美国预料。随着两国实力的接近，美国明确把应对“中国崛起”构成的挑战视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
（三) “认知”是中美间的一种观念互动
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还是中美间的一种观念互动。由于中美两国都把对方看作影响本国战略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也是塑造美国对华认知的主体。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是其制定对华战略的基础和依据。从过去30年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取向明显影响了美国对华认知。“和平崛起”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诉求，中国之所以一再强调“和平崛起”，目的就是消除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疑虑。中国要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崛起”，需要赢得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信任。因此，中国没有利用美国深陷反恐战争、金融危机之机，对美国霸权地位进行制衡，相反选择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当中，中美利益高度融合。即使是在中美激烈竞争的领域，双方也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对美国而言，美国无法否认“中国崛起”的正当性。中国以合作姿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的“和平崛起”战略，影响了美国对华认知并限制了美国用对抗方式应对的战略选择。
（四） “中国威胁论”导致中美互信的缺失
美国对华政策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与“中国崛起”相关的信息浩如烟海，其中很多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确知的。认知的不确定性使美国对华决策过程复杂化。如果是国内因素主导了外交决策，那就意味着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外部信息经常会被内部政治文化和利益纷争所扭曲。当国内政治偏见渗入时，“镜像”中的“中国威胁论”便应运而生。“中国威胁论”导致中美双方在长远战略意图方面的不信任。不信任本身具有明显的消极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会加剧双方的不信任。正如罗斯克兰斯所言：“国际体系中紧张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外交政策的形成完全基于国内。”认知是相互构建的。认知因素通过夸大和确定对手的负面形象，轻易地增加了彼此的敌意。一旦双方的敌对模式得以确立，一方将另一方视作潜在敌人，很容易认为对方所有行为都是其有意谋划的结果，倾向于对对方的行为做最坏的准备。如果每个国家都追求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偏好和外交政策，便不可能产生对整体国际秩序的共识，最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