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下属的一流智库和美国培养外交与国际事务人才的重镇之一。该学院许多学者与多国政要都有很深的交往经历，并曾深度参与国际政治进程，该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该学院的前任女院长也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现年53岁的现任院长倪伟立(Vali R.Nasr)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外交智囊，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布鲁金斯研究所等地从事学术与智库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国务院对外政策顾问团成员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终身会员。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倪伟立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对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平衡中国的看法，不仅是对美国这一战略的误读，也错误地定义了中国的影响力。他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未来中美将在更多地区展开更多合作，当然也有竞争。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看？
倪伟立：处理复杂的经济事务需要两个能力，第一是领导力，第二是制订详细的计划和达到目标的执行力。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思路清晰，胸有成竹。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大家不用怀疑，我是中长期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当前，世界上有些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缺乏资源问题、投资问题以及就业问题，因为其中有一些国家经济依赖向中国出口大宗商品，有一些国家依赖中国的内需，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依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因此它们关注中国政府能否让经济持续和稳定地发展。中国经济只要稳定地、可持续地增长，不仅对中国自己有利，对世界各国也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环球时报：国际战略界现在有激烈的争论，讨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否已经完全转向亚太，或者仍保留在中东。您对此有何看法？
倪伟立：首先，美国从未离开过中东，也不太可能离开中东。原因是中东地区问题的本质对美国而言是严肃的，绝非儿戏。其次，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伸往中东。有一些人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不这样认为。这不仅是误读(美国的战略)，而且错误地定义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国在中东、非洲，甚至拉美都有影响力，而且影响力还在扩大。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和中国打交道，肯定不会仅仅局限于在亚太。
从长远的态势来看，世界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既竞争，又合作，而且这样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会仅仅发生在某个特定地区，而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全球各个地区，既包括现实世界，也包括虚拟的网络空间。事实上，奥巴马总统之前认为美国可以完全脱身中东，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亚太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很可能今后也很难实现。我们还注意到中国与中东的往来和关系正在不断加强。从这个角度上说，中东对于美国而言不是在变得不重要，而是变得更加重要。
环球时报：中国一直表示没有心思也不会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作为一个美国的战略学者，您怎么看中国的实力？
倪伟立：中国的经济仍在不断发展，变得强大。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在变得更加强大。在西方战略学界眼里，最终中国会成为一个“超级强国”，这是他们现在的观念和看法。实际上，国际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反映了一种观念，西方战略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经济体，而且会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中国也会拥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事情。
环球时报：如您所说，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发展和强大。那么，美国战略学界如何看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
倪伟立：如今中国和美国都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一方面，美国面临比中国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彼此又有很多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商务等各方面。这种独特的关系，美国人自身比较容易感受到，这种感受是非常自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两个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其一，中国更多地融合到当今的全球经济中，更多加强与世界各国贸易和经济往来，继续推进与各国的商业合作，私人企业合作，民间外交等，这对中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在这方面作出成绩)，也将会令人称道。其二，美国是通过多边体系来治理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国虽然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在其他许多多边体制与机制中并不是十分活跃，还要继续加强影响力，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京都协议等。当中国在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分量逐渐加重，并成为重要参与者的时候，中美合作和互动将会更好地管理当今国际事务。
环球时报：前不久，中美元首在会晤中提出特别是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如何构筑新型的中美关系，您有什么建议？
倪伟立：在构造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中美关系方面，我建议，中美可以选择网络空间领域的合作为突破口。这是一个新技术云集，不断变化的领域。中美最高层都表示要在网络空间领域寻求对话与合作，如果中美双方能为世界的网络空间治理设立一些共同的有益的标准，并且在世界推广与应用，那么这就在现实中具体开创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先河。之后，中美可以在其他领域继续发起和倡导一些积极有益的事情，甚至逐步延展到外交和军事关系领域。
环球时报：您觉得最近的斯诺登事件是不是会影响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呢？
倪伟立：斯诺登事件的确把网络空间的议题推到了“最前沿”。从积极面来看，现在大家都可以“摊开来谈”了。在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人”之前，很多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都是在某个紧急的事件发生之后签订的。如今，斯诺登事件的发生与以往不同，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人”之后发生的“紧迫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斯诺登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网络空间“制定规矩、约束和法则”的时间表提前，亟待中美协商解决，制定规则。美国可能会不喜欢某些方面的限制，中国可能不喜欢另一些方面的无限制，双方需要坐下来，一起协商。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可以延展到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米勒在参加中美防务磋商时强调，中美新型的军事关系正在改善。您如何看待中美新型的军事关系？
倪伟立：中美军事关系确实正在改善。我以为，继续加强中美军事交流中“人与人的关系”意义深远，让将军和军方官员们在会议和研讨会上能互相见面交流，让军事院校的学生们可以互相往来，增进了解，创造更多的“一对一”的人与人之间联系和关系，这很重要。当然，军事领域方面的合作是不容易的。中美需要逐步建立信任。这种信任的建立过程和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一样，需要逐步发展。
环球时报：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您对培养您的学生有什么期待？
倪伟立：我们研究院的中国研究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数最多的系之一，我们和南京大学合作了20多年，创建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们的美国和中国学生在国际领域和私营企业很多重要的岗位工作，我们打算继续扩大这样的人才交流。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我们需要更多专业人才，专业的桥梁来协调与对接，以促进最终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