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最为显著时，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回落，此后大规模政府投资的刺激促使中国经济率先出现V型复苏。但是之后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效果逐渐趋弱，其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主要表现为通胀压力较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顺差减少、地方债务压力加大等。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越过了农村低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未富先老将给中国经济从结构方面带来诸多挑战，原来一直保持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发展优势将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依靠外需推动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就相应意味着外部需求的趋势性减弱，中国出口将面临长期的压力。这些结构性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的“三高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型，否则会面临深刻的挑战。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在立足于海外市场的相关研究中，Patrick(1966)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他把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观点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界定为供给主导( supply - leading) ；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的称为需求遵从(demand - following)。Patrick本人即持需求遵从观点，认为金融发展附属于经济增长。还有大量的实证研究（Gupta（1984），Rajan， Zingales（1998），LaPorta（1998）等）运用不同国别的横截面数据试图证实金融发展自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即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是并不能够获得一致的结论。
具体到中国的相关研究，李泽广，王群勇，高明生（2007）发现，细分中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金融成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关系并非线性的关系，关系模式发生“突变”的时间是在1978 年和1994 年。赵勇，雷达（2010）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1个百分点的人均产出的增长往往伴随着0.5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史永东，武志（2003）运用了3 种方法：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基础上的计量分析对中国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高的相关程度，其结论与中国正处于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相吻合，对供给主导假说及需求遵从假说均提供了有力支持。
由此可见，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一致结论，但是对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还是比较支持需求遵从假说，即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有拉动作用，根据现有研究，中国的政策取向不应该将重点放在单纯通过进一步自由化措施或是增加金融服务来鼓励金融发展并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相反，从历史经验看，更应该将工作的中心更多放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下，通过经济转型产生的金融需求促进金融产业发展，而且金融反过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发展，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动力。
在外部再平衡因素和内部多重结构性因素推动的转型之下，经济转型本身正在产生大量新的金融需求，这些都将为金融转型提供新的增长点。
1. 国际收支平衡趋势推动下的对外投资和贸易需求与金融机构开展国际业务能力之间的错配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包括国际收支从原来的双顺差逐步转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平衡外资流入、乃至部分贸易顺差的力量，会逐步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趋势。如今随着国内人口结构转变，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是国内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也需要进行产业转移，大量国内企业纷纷在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和直接投资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就是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运用，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日益扩大。
但总体上评价，当前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海外业务的拓展能力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步伐，而且阻碍了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步伐。根据Levine（1996）的“投资引导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而且银行国际化还能够反过来引导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即银行的功能是双重的，既能够发挥“跟随者”，又能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本次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利益对外扩张的进程，国内金融机构不应缺席。
中国经济海外拓展的另一大趋势体现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这一进程将会对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新业务开展、银行境外机构扩张、银行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日益广泛的应用会增加大量人民币离岸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也通过国际结算、国际银行卡、基金托管、货币类金融衍生品等业务得到发展，国际业务的扩张将会带动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建立，在参与国际业务的过程中，中资银行有机会在不同市场之间博取利率差和汇率差，有助于提升银行利润水平。
图表1：中国海外金融资产构成（数据来源：国家外管局）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业升级是重要的内容，中国经济正在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集约发展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产业结构，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经济领域的这些动向产生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现有的银行融资体系习惯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而且要有充足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尽管监管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支持，但是收效并不显著。传统银行信贷渠道支持力度的减弱使得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渠道，民间利率显著上升，明显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从特定意义上可以说，金融结构上的缺陷放大了中小企业承受的紧缩压力。
在银行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融资，使得“影子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份额日益提升。客观来讲，“影子银行”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实际上事实上可能部分实现了中国金融体系一直没有有效突破的改革目标：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与其严厉打击这些事实上发挥融资功能的影子银行体系，还不如积极规范，促使其发挥促进金融转型的积极作用，例如发挥融资租赁、信托、典当等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对现有担保企业进行规范化，鼓励担保企业实行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提高担保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扩大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信息覆盖面，完善征信体系建设，降低银行展业成本，提高展业效率等等。
除了规范现有的“影子银行”业务来短期丰富融资渠道之外，继续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同样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融资多元需求、促进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方向之一。利用资本市场汇集流动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资本化，分散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助推经济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创业板的推出，为民营企业提供了难得的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上市的门槛，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创新经济的支持。即使在短期内存在部分公司估值高企、企业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但是创业板总体看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利于激励企业家创新。
图表2：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3. 人口结构变化后居民理财需求与金融机构财富管理能力之间的错配
在人口结构变迁下，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意味着居民收入在GDP增长中占比的提升，这为居民财富未来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驱动力。由于中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管理好存量财富的重要性逐步超过积累新的财富。从当前的市场环境看，剔除存款环比增速的季节效应后，居民存款增速与真实利率的高度相关说明了居民对于财富保值的敏感性，事实上存在的负利率使得银行存款向其它理财产品进行分流，甚至覆盖到中药材、翡翠、白酒、普洱茶、艺术品等，这些另类理财品种的兴起，从侧面反映了主流财富管理市场的尴尬。尽管现有的资产管理行业已经呈现爆发性增长，理财产品规模与当前居民持有的财富总值相比，还是显然单薄和单一。从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看，目前的理财服务无法准确把握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理财产品。
4. 金融监管与日益活跃的金融创新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有待建立，以推动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转型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总是相伴而生的，或者说金融市场的转型与金融监管的转型也是相互推动的。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下，产生了大量的、新型的金融需求，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来满足，而且这些创新通常都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以目前的资产管理行业为例，当前的监管机制采取的是机构监管模式，整个法律法规整合不足，导致从事相同业务的不同类型机构面临极大的监管差异，公募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行业面临严格的市场发行审核和投资行为限制，抑制了这两个子行业在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方面的活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段时期内，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理财产品面临的限制较为宽松，近年来则实现了规模爆炸性增长。从整个理财产品市场健康协调发展的角度，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该进行合作，使监管标准趋同，避免出现监管盲区，并适应市场创新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