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事的监视活动引发了一连串疑问。到目前为止，国安局的回应与1844年格拉汉姆监视马兹尼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一监视活动只是针对特定人群（这就是双重秘密，迷中迷）。幸好过去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了历史。就像史学家大卫·文森特在《秘密的文化》一书中所提到的：马兹尼事件“首次引发了现代意义上对官方秘密活动的抨击”。这激发了一场公共骚动，最终，下议院委托秘密委员会“彻查邮政总局对于扣押和拆封信件相关法律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需扣押拆封信件，必须在政府的要求下进行”。1844年8月，秘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16页的邮局行为报告书。这份报告一定把议员们给烦死了，因为报告还写了一段能追溯到16世纪的信件递送历史，让史学家们忍俊不禁。约翰·罗素勋爵就曾评论说“这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还真对古文物研究有兴趣”，他还很吃惊那些人怎么没再往前追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还私拆了谋划将他处死的信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还因此当了替死鬼呢”。
报告中透露，马兹尼的信件确实拆开过，邮政机要部门也确实存在。该部门得到授权，阅读国王身边人的信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而在马兹尼和他的罂粟籽出现之前，这一行为很少遭到过质疑。不过，这样的监视活动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马兹尼事件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人的密切关注，《纽约论坛报》针对此事指责英国政府拆封马兹尼的信件是“违背尊重和礼貌的野蛮行径”。秘密委员会发布报告书之后，马兹尼随即发表了一篇题为《邮局拆信》的文章。两个月后，邮局秘密部门被废除。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来，监控行为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好好保守秘密。
马兹尼的信件被拆封，这件事和最近披露的国安局对电话、邮件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监视一样，都表明了机密与隐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秘密就是已知而不被众人皆知；隐私就是允许我们把自己的事情保留于心。马兹尼认为他的信件属于隐私；英国政府将检查他的通信当做秘密。上周，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对奥巴马当局提起诉讼，称国安局的监控行为是对“正当隐私权”的“野蛮侵犯”。而奥巴马政府却对这一行为及其对公众保密的事实进行辩护。
如史所鉴，机密与隐私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条公理：只有在揭露秘密的技术出现之后，才会出现捍卫隐私的行为，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会捍卫隐私。也就是说，对隐私的保护永远都姗姗来迟；邮局早就拆过你的信件了；你的照片已经在脸谱网上了；虽然跟你年龄相仿的人不少，但谷歌已经知道你讨厌喝蔬菜汤了。
刺探人们隐私的政府机密项目与“机密”和“隐私”的观念紧密相连。这两个观念产生之时，神秘开始走下圣坛。就在世界历史走到这个当口、“神秘”与“机密”一统天下之际，合众国（美国）成立了。共和政体允许其政治受到监督、国家的神秘去内阁化。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政治神秘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的是，宣言往往高于现实。）
一个共和国不应该有专属于国家的神秘：所有的事情都将公诸于众，公布的主要途径是印刷出版物，特别是报纸。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报纸是“发起观点交锋的地方”。共和国的危险并不是出在拥有审判权的教士制度上，而是源于某个腐败的记者。
1890年，两个波士顿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Law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隐私权》的文章。在《隐私权》一文中，沃伦和布兰戴斯认为隐私是一种法律权利———一种从未正式定义过的法律权利。他们的文章成为此后所有涉及隐私的法律赖以制定的核心。他们所理解的隐私权，是历史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项权利并不是一直都有声明的必要，但现在已经有了必要———因为公开性的含义和本质发生了变迁。
《隐私权》是一篇反对宣言，目标直指现代公开性：其中既包括公众（公民和记者）审视的兴起，也包括私人（侦探）窥探的泛滥。“随着文明的飞速发展，生活变得紧张而复杂，”沃伦和布兰戴斯写道，“从这个世界暂时隐退成为了一种需要，人，在精致的文化影响下，对公众性变得更加敏感，因此独处和隐私对个人而言变得更为关键。但是现代企业和发明已经入侵他的隐私，让他的心灵承受了远比身体伤害更加剧烈的痛苦和忧虑。”在沃伦和布兰戴斯看来，现代生活是由机器的无尽链条组成的，它威胁着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的评价面前：“瞬间摄影和报业公司已经入侵到个人和家庭的神圣领域；无数的机器发明纷纷恐吓我们要把这种事变成现实：‘壁橱里的悄悄话要在屋顶上大声宣扬’。”
当神秘变得世俗、秘密变成科技、隐私成为权利的时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发生了。自我的不可侵犯代替了上帝的不可思议。怪不得人们把这个东西搞得神经兮兮。
2001年，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为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政府将会拓展监视的授权范围。但是早在这之前，甚至早在出现国家安全状况之前，路易斯·布兰戴斯就已经预测到了科技对私密的入侵会影响到个人的隐私权。
国家安全局近年来一直在网络上收集数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棱镜计划自2007年启动，最初的目的是防止恐怖主义袭击，在这个计划里，国安局已经“直接监视美国9家主要网络公司的中央服务器”。这些公司否认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谷歌总裁拉里·佩奇和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拉蒙德表示：“我们没有参与任何要授权给美国政府或者其他任何政府直接接入我们服务器的计划。”脸谱网总裁马克·扎克伯格坚持说：“脸书没有参与，也从来不曾参与过任何可以授予美国政府或者其他政府直接权限接入我们服务器的计划。”国会即将展开一项调查。（各个网络公司究竟是如何遵守情报机构的要求，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曝光。）
几百年来，尽管时过境迁，但政府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对外界来说仍然是秘密，如果仅仅因为保密是一种掩盖弄权行为的好方法，那就好了，然而，事实恐怕远远不止于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对于美国国安局的调查将涉及到侦探工作。在未来将揭示的故事里，爱德华·斯诺登会是一个出彩的角色，我们会看到有关阴谋的情节，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可未必及得上艾伦·坡的构思。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21世纪，国会可能不会涉足隐私和公众信息之间的关系。20世纪是公关的黄金年代，公众事件就意味着媒体关注，这成为很多公民追逐的目标，甚至有人花钱成名。因此，在我们的时代，美国文化陷入了曝光隐私和保护隐私的自相矛盾。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比隐私更受推崇的就是成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脸谱网记录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需要以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密码来保护隐私———这样就没人能侵犯我们挖空心思暴露出来的自我了。
英国马兹尼事件和美国国安局丑闻之间的差别是，他们对公众视野的理解完全不同。1844年，当新闻披露英国政府私拆公民信件时，《伦敦时报》的编辑坚持认为“这件事不可能是英国人干的，就像隐瞒、下毒、暗杀、秘密信号、地下组织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黑暗冒险行为不可能是英国人干的一样”。这件事十分神秘，很不符合英国的作风；它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公众的观点强而有力，充满猜忌，他们不能容忍听说有人采用不够光明正大的手段来实现公众目的。”《伦敦时报》还说，“公众认为，这是对公众本身的背叛。”在关于国安局监控事件揭露初始，开源软件集团莫兹利亚公司组织了一次名为“不要再监视我们”的在线请愿提交给国会，请愿中声明：“政府进行的这种地毯式的信息收集撼动了美国价值观的基石，即自由和隐私。”公众意义上的自我不复存在，甚至在字典中都已经销声匿迹。现在只有许许多多保护着自己隐私的人，在关注自己的同时，透过一个设计荒谬的棱镜，无休止地关注着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