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印关系现实困境及其发展前景
2005年，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Jairam Ramesh)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著作《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笔者所在的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在第一时间组织学者将其译成中文出版。笔者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本书倡导的中印和谐共存、携手共创未来、中印大同的美好愿景，二是由全书升华而成的全新符号CHINDIA。”“兰密施的这部著作以及CHINDIA这个概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但预示着一种新的中印关系的产生，而且预示着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只要大家运作得好，可以加速这种新关系的到来。”①此书一出，CHINDIA成了英语热词，各国学者给予了各自的解读。著名美籍华人、印度学家谭中先生将其解读为“中印大同”，笔者则造了一个字—— (liang)来对译。考虑到中印两国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②，CHINDIA亦可解读为“龙象共和”。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通过什么途径和步骤才能实现龙象共和?龙象共和将给中印关系带来怎样的全新景象?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和印度缺乏必要的相互了解
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双边关系，是1950年代蜜月期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印度学者狄伯杰(B. R. Deepak)认为：帕蒂尔总统2010年5月的访华“在政治方面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的政治互不信任或安全互不信任仍未得到缓解。自温家宝总理2005年访印以来，中印所有高层互访在消除互不信任方面都没有得到突破性的进展。”③中印信任出现了赤字，而信任赤字来自信息赤字、知识赤字。中印缺乏必要的相互了解。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为何对邻国印度却如此缺乏了解呢?
印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民族。对于印度民族的复杂性，我们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头。在中国所有邻国中，我们最不了解的就是印度，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难了解的也是印度。在《印度文化论》中，我们从八个方面来展示印度人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一，人种繁多：堪称人种博物馆。人类的所有人种，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印度都有。从民族来讲，全国有100多个，其中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就有10个。另外还有565个表列部落，人数达8000多万。这些人种和民族，又按语言等因素，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称谓，极其错综复杂。所以，印度被称为人类的基因库、人类学的乐园、人种民族博物馆。
第二，语言复杂：国语与通用语并行。1961年，印度政府调查人口时登记了1652种语言。1971年普查时，千人以下讲的方言不计，就有语言700种。印度的主要语言有18种，各邦有自己的官方语言。目前，唯一通用的是英语，印地语的国语地位十分尴尬。
第三，分多合少：王国林立大一统难。历史上，印度境内大小王国林立，多到难以胜计。孔雀、笈多、戒日、莫卧儿四个王朝在历史上最强盛，但都没有真正统一印度全境。
第四，神权王权：种姓制度千年不变。神权和王权的结合，婆罗门和刹帝利的联盟，在印度推行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造成两大低等种姓吠舍、首陀罗以及种姓外“贱民”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印度独立以后，建立了世俗政权，废除种姓制度。但是，世俗化进程遇到了重重困难，彻底铲除种姓制度的影响，依然是印度政府今后的艰难任务。
第五，信仰自由：宗教繁盛支派复杂。由吠陀教——婆罗门教一路发展下来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占有主导地位，教民占国民总数的82%左右。信徒人数占第二位的是伊斯兰教，占总人数的12%左右。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人数都不多。
第六，口耳相传：教体文体音声为主。在印度语言崇拜——声常驻思想的影响下，印度的文字书写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一切经典，从吠陀、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两大史诗、法论、法经、往世书、五卷书、故事海，乃至剧本、语法、科技、医学类著，统统口耳相传，难觅写本踪影。即使有写本，也决不肯轻易外传。在现代之前，印度文化是典型的口传文化、浮动文化。
第七，闻其雅颂：自古寻求了解中国。关注中国，了解中国，是印度人的传统。随着中印经济崛起，印度人热衷于同中国比较，将中国当作参照标准，赶超中国成了许多印度人心中的目标。进入21世纪，印度出现了“与中国比较热”。赶超中国，是印度人关注中国、了解中国的目的。
第八，天地中央：婆罗多人自我中心。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自己民族的中心观。所谓民族中心观，就是“我族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信念，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比其他民族高级，是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典范。无疑，这又大大加强了印度的复杂性。
“印度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独步世界的发明创造，对数学的研究、棉花的驯养种植、宝石的切割加工名扬世界，还有奇妙宏富的寓言，卷帙浩繁的史诗和往世书，使其有了‘雅利安中心’和‘史诗王国’的美称。印度还是一个喜欢沉思，出宗教、出圣人、出经典的国度。另外，印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等等，也享誉世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印度是西天取经的地方，是净土乐园。”④“三千大千世界”描绘的是佛教徒的想象世界，而这种想象世界是以印度复杂的现实世界为依据的。今天，用“三千大千世界”来描绘印度的复杂性，依然没有过时。
殖民地历史造成文化折叠交错。印度在历史上，曾遭受十字军、穆斯林入侵，使得文化地层出现明显的折叠交错，加大了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而最新的一次外来入侵，是英国人从1757年到1857年，以东印度公司为名，利用“印度人打印度人”等手段来分裂统治印度。“印度在英国的统治下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公司直接统治，叫‘英属印度’，另一部分是众多附属国，叫‘印度土邦’，由公司通过驻扎官间接统治。到公司征服印度完成时，土邦共554个，星罗棋布遍及印度各地，人口占全印1∕4，面积占2∕5。”⑤
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不但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而且造成了本土文化和英国文化、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叠加交错，使得本来就复杂的印度文化变得更加复杂了。
分而治之，是英国殖民者的惯用手段。正是这种手段，让印度的国土和文化出现了空前分裂。到1947年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时，国土以印巴分治为结局，而文化的分裂，至今仍无法解决。最让人揪心的是通用语的问题。“1950年的《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为官方用语，英语在今后15年中享有同等地位。1963年议会确定印地语为国语，并规定1965年后英语继续用于官方目的和议会事务。1965年1月26日印地语正式成为国语，南方发生骚乱，官方只得宣布延长英语官方用语地位的时间。目前，无论是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行政唯一通用的是英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印地语只是宪法规定的国语。英语像一道墙，将印度隔成两个世界，一个是英语世界，一个是不懂英语的本土世界;知识精英、领导阶层，在墙的这一边，广大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在墙的那一边;印度传统文化，一方面因插上英语的翅膀而在世界飞翔，另一方面又在被英语的概念、译文所误读、取代和吞噬。可以说，英语既是英国人送给印度的天使，又是送给印度的魔鬼。”⑥
冷战思维让印度人纷争不已。二战结束，冷战开始。19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风靡一时。冷战思维和麦卡锡主义，沆瀣一气，甚嚣尘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受到其影响。尼赫鲁是印度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不幸的是，他同时又是冷战思维的受害者。他的“前进政策”，违背了他的一贯愿望，是受冷战思维蛊惑和情报官员误导的产物。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失败后，尼赫鲁受到极大打击，不久就在忧郁中去世。中国从来没有因为胜利而感到高兴，而是为这场兄弟之间不该发生的边界战争深感遗憾。
但是，冷战思维的余毒在印度至今并未完全消失。这种余毒，让印度人在中印关系问题上纷争不已。2010年5月，创造了CHINDIA新概念的兰密施，一方面被称为“一名有主见的部长”，是索尼娅·甘地为国大党找到的“人性面孔”;一方面被批“为中国公司做说客”，将他比作“在北京的一枚失控的导弹”。⑦兰密施陷入“亲中国门”，表面的起因是他批评印度内政部禁止采购中国电信设备是出于“妄想症”，而深层原因除了党争之外，不能排除冷战思维余毒的作祟。
这种矛盾还出现在“脑袋”与“屁股”之间。被兰密施批评的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在当财政部长时也曾说，印中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需要互相学习。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先生在2011年2月，曾对笔者说过：“这位拉姆先生做财长时对中国很友好，一当内政部长脸就变。我当面说过他。他说，你有什么事，我来办。我说，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事，是两国要合作发展。”外国媒体解读为印度担心这些设备被中国情报部门利用。而俄国《报纸报》则说：“与印度相比，俄对中国通讯设备没有这种担心。”⑧由此可以进一步旁证，印度内政部的这种担心，确实是冷战思维余毒的影响。
在军事互信方面，冷战思维余毒的影响更是明显。2012年9月4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和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举行了90分钟的会谈。安东尼会后表示：此次会谈“非常富有成果”。他说：“在所有谈及的问题上，我们都坦白且诚挚，其中也包括边界问题。”⑨然而，时隔不久，2013年3月18日，有消息说，印度将在未来10年花150亿美元在北部建边境监控网。4月14日，印度《铸币报》刊文《中国的新暗战》：“中国越来越多地诉诸隐形战争，成为亚洲战略不稳定的一大源头。”⑩更有多家媒体报导，印度空军进行长达三周的“火线”军演，宣称印度模拟“双线作战”。《德干先驱报》4月16日评论说，印度空军现在完全有能力应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任何“夹击”。11面对以上种种情况，谁也不能说冷战思维余毒对印度的影响已成过去。
中国印度关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
尽管中印之间缺乏互信，各种矛盾摩擦时有发生，但是中印关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双方对发展前景抱有信心。这种健康基本面的主要构成如下：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和平思想的主要源泉。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和平与战争的斗争史。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和平思想在两国均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儒家讲“人和”、“天人合一”，道家讲“无争”、“守柔”，墨家讲“兼爱”、“尚同”、“非攻”。即使在西方最能斗狠逞强的兵家，在中国也是为和平开道的。楚庄王“止戈为武”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他还提出了七种武功美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国讲武备，是为了有备无患，备而不用，不是为了逞强。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但是，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寸殖民地，有的只是通商友好、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并不等价，中国的赏赐品远高于进贡品的价值。西方不少人对此不理解。但是倘若放到中国历来“以和为贵”、“怀远悦来”思想大背景下考察，就一点也不费解了。
和平思想在印度根深蒂固，所有本土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佛教，都是崇尚和平的。印度文学作品，所宣传的根本思想是和平，反对战争。千百年来最有影响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又译《大战书》)，描写的是印度古代为争夺王位在两大堂兄弟集团般度族和俱卢族之间的战争，似乎是一部战争的颂歌。“其实不然。从总体来看，《摩诃婆罗多》非但不歌颂战争，而且表现出强烈的非战思想。”12大战结束后，大量描写对战争的忏悔。当上国王的坚战心中十分痛苦，他对那陀罗大仙说：虽然他成了王国之主，可是亲戚儿子全死了。这胜利无异于惨败。
在印度文化中，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本质的平等，所以不得加害。从奥义书到甘地，不害(ahimsā)一直是印度的核心观念。《歌者奥义书》将不害列为五大美德之一，在“五戒”、“八戒”、“十戒”中，不害是最重要的戒律，胜论派更是将不害列为人生必须履行的三十条普遍义务之首，甘地则将不害(非暴力)当作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主要思想武器。
印度宗教和文化，没有好战的基因，有的是和平的思想，但这并不影响印度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勇气，当亚历山大军队、莫卧儿军队和英国殖民军入侵时，印度人民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坚决抵抗。甘地、泰戈尔等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抵抗毫不动摇。
中国和印度在和平观上有惊人的一致性，其哲学原因是“天人合一”与“梵我一如”的相似与相通。“‘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梵我一如’(Brahmātmaikyam),二者具有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和理解。可以说，如果对‘天人合一’和‘梵我一如’这两个中印文化的核心概念毫无认识，是搞不好中印关系研究的。”13
中印友好让两国人民获得实利。中印关系在1950年代，有过难忘的蜜月期。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发生，两国关系降至冰点。1970年，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印度临时代办发出“毛微笑”(Mao Smile)开始，中印关系逐步改善。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两国关系开始全面好转。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印，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双方签署旨在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印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印，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中印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这在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0年5月，印度总统帕蒂尔访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分别会见，就进一步发展中印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广泛共识。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0至2012年执行计划》。
十分明显，中印关系近30年来得到了迅速提升。两国领导人互访频密，所签合作文件富于内涵，而且递进关系明晰。经济是政治的密友。随着中印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中印经贸呈现直线上升的势头。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不足30亿美元，2010年达到660亿美元，2012年达760亿美元。到2015年，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
从中印经贸的迅速发展中，两国人民都尝到了甜头。这种实在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坚定了增强中印友好的愿望和信心。印度通讯制造商协会会长高耀(Goyal)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英国和日本，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经济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两国政府已经设定目标，到2015年，力争实现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14Giri是中兴通讯印度研究所项目经理，毕业于班加罗尔一所知名大学，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说：“在中兴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能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与以前的同学相比，自己能在一个跨国的大企业工作，感到很自豪。”15
龙象共和的途径、步骤和前景
龙象共和有着“天人合一”、“梵我一如”的思想基础，又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经济实利，只要把握方向，努力操作，前途一定光明。这里，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步骤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双方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有偏见或对印度有偏见的人，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懂得对方;凡是有机会了解对方的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不会对对方产生偏见。解决偏见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文化交流。舞龙舞狮、戏剧功夫要有，高端的学术访问、古代经典互译也要开展。中印两国学者做了许多沟通工作。近年来，两国出版了四本重要著作，产生了积极效果。
1998年，谭中在印度出版了英文著作《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Across the Himalayn Gap: An India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谭中说，此书的编著受到1990年瓦赞嫣博士(Dr. Kapila Vatsyayan)访问敦煌的启发。她对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说：“现在我们应该面对面来直接了解彼此了!”回印度后，她组织了好几次“印度—中国面对面”为题的座谈会，邀请了解中国的印度学者、退休外交官和战略专家讨论。“最后收集了41位印度学者、专家们的50篇文章，附加印度领袖访华时所作讲演以及摘录印度历史名人有关中国的言论。”16孙培钧高度评价此书：“这部篇幅长达500多页的巨著凝聚了印度中国学界著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它为印度人民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国的友谊之桥。”17
2004年，由郁龙余带领一批年轻学者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受到中印学界、政界很大关注。此书开篇为季羡林和郁龙余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华夏天竺，兼爱尚同》。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印度前调阅了此书。4月11日晚，他出席中印建交55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结束时他说：“华夏天竺，兼爱尚同。愿中印两国文化更加辉煌。”2006年3月14日，温总理在“两会”答中外记者问现场，对印度记者和各国记者说：“今年是中印友好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梵典与华章’，即中印文化交流。”
2006年，谭中和耿引曾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一书出版。季羡林先生为此书写了《序》，印度总统K. R. 纳拉亚南写了长篇《祝词》。
季羡林在《序》中说：“我想用一种生动的比喻形容：这本书将会是中印传统友谊与文化交往的几千年古树上开出的新鲜花朵。它必将增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不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普通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18
纳拉亚南总统在《祝词》中说：“我高兴地看到，这本名为《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的书，在当代患有忧郁症的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与宣传越来越响亮的时刻出版。本书事实上是对这一危险理论的有力批判。”19
2006年，还出版了著名印度经济学家张敏秋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培钧在该书的《序》中说：“1998年，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出版，6年之后，《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奉献给广大读者。”20对于此书编写目的，张敏秋在《后记》中说：“加强中印之间的了解，增进互相的信任，使两国早日成为真正的友好邻邦。”阅读此书，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认同她的意见：“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和研究还应该继续打破历史的成见和禁锢，与印度一起，回归理性的思索。”21
2013年，印度著名中国学家谈玉妮(Ravni Thakur)克服种种困难，将《跨越喜马拉雅障碍》译成英文在印度出版。谈译以《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为基础，篇幅上作了某些增删调整。此书英文版的问世，是谭中、张敏秋努力的结果。他早在2005年《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中国寻求了解印度》中文版《前言》中指出：“我和印度朋友看到张敏秋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动员印度三所著名大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和国际大学)的教员把这本书的文章译成英文，在印度出版。将来英文出版物中就会有两种《跨越喜马拉雅鸿沟》——第一本是《印度试图了解中国》，第二本是《中国寻求了解印度》。今后使用英文研究中印关系的学者就会把两本书同时摆在书架上，随时查阅。”22不言而喻，英文版《跨越喜马拉雅障碍》(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 Chines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India)的问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中印两国领导人深知文化交流，对于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的重要性。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时，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0至2012年执行计划》。在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包括组织中印学者合作编撰《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在中印两国用中英文出版。这项工作中方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牵头，印方由外交部牵头。两国组成了10个人的编写委员会，计划在2013年内完成编写工作。考虑到普及的需要，《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收入一千多词条，出一册。相信，此书出版后对中印文化交流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除此之外，中印两国学者还写了大量文章、报告，分析中印关系，解难析疑，呼吁两国团结友好。
文化的交流，是心灵的交流。中印之间应该持久地进行大规模、深层次、多样化的文化交流。中印两国学者在寻求互相了解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也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要真正跨越喜马拉雅障碍、填平理解鸿沟，让中印两国广大人民的心灵沟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方面形成合力，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大幅度扩大两国留学生规模。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加起来有25亿之众，占世界人口的2∕5。可是，每年只有25名官方交换学生。狄伯杰认为：“这是很可笑的，这个数目起码要增加到250名或更多。”狄伯杰的想法是对的，但还是有些保守，中印之间的留学生不论公派生还是自费生，其规模应该大规模扩大。
增大对中印学者的支持力度。针对高水平的中国学家、印度学家奇缺的现状，两国有关部门应该制定一个合作计划，大力支持中国学家、印度学家。
首先，制定年轻学者的进修计划，让30岁～45岁的博士毕业生到对方大学进修1到2年，费用由两国政府提供。
其二，联合培养相关专业的博士生，支持博士生在读期间到对方大学学习一年，以此提高博士论文的质量。费用由两国政府和相关大学提供。
其三，两国学者合作完成研究项目。以《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合作编撰为契机，加强两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完成一批重大项目。中印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合作研究前景广阔。同时，可以发挥两国的退休学者的学术积极性。文科学者60岁正当学术盛年，退休之后如何发挥他们的学术优势?用合作研究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其实，《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的编撰，中印双方都有退休学者参与，并承担重要角色。我们应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将其形成一个长效合作制机。这将是中印学者之幸，中印学术之幸。
利用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中印关系。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各种国际合作机制越来越活跃。中印两国应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等多边国际组织来发展中印关系。
首先，发挥各自优势，互相支持。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具有广泛影响。今后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印度首先提议，再加上中国资金的支持，金砖国家银行才得以提上议事日程。两国应以此为例，在合作共赢中加强互信，在互信中进一步合作共赢。
其次，在国际合作中，加强双边合作。在国际关系中，有些问题适合双边会谈，有些问题适合多边会谈，有些问题适合双边加多边会谈。在国际合作中，中印应加强相互扶持，进一步取得互信。
第三，明确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入常。印度一直希望在联合国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印度朝野对此颇有怨言。有印度学者说：“印度曾经30多次支持中国恢复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是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一次都不能支持印度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呢?印度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中国积极的建设性的支持。”23当然，此事印度也有责任，如1998年的核爆，增添了它入常的难度。
第四，适时解决中印边界划定问题。印度是和中国存在陆上边界争议的唯一邻国，边界争议是横在中印之间的最大障碍，是中印关系肌体里的病灶，时时都有发作的可能。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签署协定双方保持边境和平与安宁。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双方签署《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议》。这些对保持边界和平稳定作用巨大，是为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作出的必要铺垫和过渡。从中印关系的发展来看，以互谅互让、一揽子解决的方法，达成双方都满意、都获益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最终划定边界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
最后，隆重庆祝“五项原则”诞生60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是中印两国对世界和平秩序建设的一大贡献。2014年是其诞生的60周年，中印两国应隆重庆祝，举行友好而务实的磋商，让“五项原则”的火炬重新大放光芒，为中印边界问题解决营造必要氛围，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门会议。争取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解决好中印边界问题。
总之，当下中国印度之间缺乏互信，原因是互相缺乏深刻了解。但是，中印关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而且越来越好。边界问题是中印所有问题中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必将把中印关系推向一个空前的新高度。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时机。中印两国有智慧、有能力适时解决这个旷世难题，从而释放巨大正能量，推动两国在各自的发展和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
有学者认为：在未来50年中，如果印度经济能保持5%的年均增长率，印度经济在21世纪中叶可相当于日本目前的规模;如果年均增长率为6%，则可相当于美国现在的规模;如果年增长率为7%，则可为美国经济现在规模的1.5倍。“21世纪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印度经济将在世界上处于前列。这意味着21世纪也将成为亚洲世纪，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24实现这个宏伟的前景，必须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龙象共和、中印友好至关重要。
注释
1、[印度]杰伦·兰密施：《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蔡枫、董方峰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印度国名Bhārat Ganatantra，可直译为“印度人民共和国”。
2、23、诸国飞：“龙象共舞：中印建交60年——访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印问题研究专家狄伯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
4、6、郁龙余等：《印度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0、13页。
5、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7、8、《环球时报》，2010年5月12日。
9、《环球时报》，2012年9月5日。
10、《环球时报》，2013年4月16日。
11、《环球时报》，2013年4月17日。
12、郁龙余、孟昭毅主编：《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13、郁龙余：“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4、15、《深圳特区报》，2012年10月25日。
16、17、18、19、谭中、耿引曾：《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2、4页。
20、21、22、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466、9页。
23、沈开艳等：《印度经济改革发展二十年：理论、实证与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