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爆发已两年多了，形势依然紧张且越来越复杂和危险。当前局势正沿着三条线发展：
一是战场上的形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6月5日，叙利亚政府军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被反对派占领一年多的西南部战略重镇古赛尔。夺回古赛尔可使巴沙尔获得来自黎巴嫩的补给，并控制连接地中海、霍姆斯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重要走廊。近期，政府军又乘势向霍姆斯市发动进攻，并取得重大进展。多个城区被政府军包围并切断与外界联系，反对派被迫退守霍姆斯北部。
二是西方加大了支持反对派的力度。战场形势出现逆转迹象后，一直犹豫的美国终于下决心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以扭转叙利亚反对派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欧盟则决定不再延长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给予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向叙利亚反对派援助武器的权利。同时，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也加快了内部整合，选出了新的领导人。
三是各国围绕叙利亚问题展开了新一轮外交行动。战场形势的逆转直接导致美俄共同推动的原计划在6月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受挫。6月17日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上，叙利亚危机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议题。美、英、法和俄罗斯之间加强了外交磋商，但未能弥合彼此的分歧：西方坚持要向叙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和部分逊尼派主导的中东国家，与俄罗斯和什叶派主导的中东国家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已经成为美俄大国和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博弈的主要战场。
叙利亚问题为何久拖不决？许多分析都认为，大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各方立场僵持不下加之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持久拉锯甚至长期胶着是主要原因。笔者认为，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形势的误判，或者说形势的发展超出了西方国家的预料但西方又不愿放弃主导，才是叙利亚问题一拖至今的根本原因。
2010年年底，从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政治社会变革运动，本质上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开始。众所周知，该地区热点问题突出，各种冲突频繁，美国又在这一地区长期主导反恐战争，各国虽有强烈的变革需求，但一直被恶劣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所压制。中东转型基于内部需求，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按照西方模式改造阿拉伯国家体制的机会，于是早早给这场运动贴上“阿拉伯之春”的标签，并积极予以引导乃至干预，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反对派也试图利用西方的支持和民众的变革诉求来达到获取国家权力的目的。一时间，各国的广场示威如火如荼，统治者如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一倒下，这便是我们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初期看到的一幕图景。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早早地下达了“巴沙尔必须下台”的“命令”，结果令自己没了退路。
但是，中东变局的后续发展大大地出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预料。它们根本没想到抛弃穆巴拉克这个昔日盟友的结果会让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更没想到它们费劲费力地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结果美国的大使却被利比亚反对派干掉。在叙利亚问题上，它们没想到叙利亚反对派是那么无能：既没有办法战胜政府军，也没能让自己成为受叙利亚人普遍欢迎的一方。当然，更没想到它们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拷贝“利比亚模式”的企图，一再被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识破并否决。
其实，美国是应该想到的。奥巴马身边熟悉中东事务的大有人在，美国的中东研究力量也是世界最强的。然而，美国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驱动力似乎更强。当然，它现在也承认被“阿拉伯之春”最初呈现的“灿烂”忽悠了一把。美国现在已经清醒过来。它不可能对当前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乱局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对地区内日趋活跃的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毫无警觉。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了退路。自它们提出的议案在安理会遭到否决后，它们已经将叙利亚问题放到了大国博弈的层面。近年来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发展让处在困境中的西方感到十分焦虑，美国和西方多年来保持的经济优势正在慢慢失去，它们越来越担心新兴大国终究会对美国和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而今，政治解决已经成为中俄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核心话语，并且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可以说中俄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占据了道德高地，令美国和西方国家至少在表面上无法拒绝。但是，美国有许多人始终认为，一旦接受了政治解决就意味着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彻底输给了中俄，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更何况“巴沙尔必须下台”是奥巴马和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早早说出去又收不回来的话，巴沙尔下不下台实际上成了关乎他们威信的赌注。既然如此，其结果就是，美国和西方即使知道政治解决或许是唯一的出路也必须硬着头皮撑下去，至少坚持到把巴沙尔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挽回些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