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G8）峰会于6月17-18日在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尽管G8峰会自西方金融危机以来日趋贬值，但此次峰会仍有两大“卖点”：一是美欧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力图共同打造全球最大自贸区，为共同摆脱挥之不去的债务危机打一剂“强心针”；二是美俄首脑会晤（“奥普会”），双方围绕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继续角力。
而就在此次G8峰会召开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逃亡中国香港，不停爆料美国秘密监控窃听包括盟友在内的全球电信与网络活动，美国国安局的“棱镜”计划有如一面“照妖镜”，再次暴露了美国双重标准与贼喊捉贼的伪善，斯诺登也由此成为G8峰会最大的“搅局者”，搞得奥巴马狼狈不堪、如坐针毡。
更重要的是，此次G8尤其是其中的G7（俄罗斯仍是“外人”）峰会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面对非西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新东方”的显著上升，西方大国力图通过重新“激活”G8尤其是G7，开展经济、政治与安全的新联合，打造“大西方”，继续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今年也即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其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同时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TTIP，加快实施太平洋与大西洋兼顾并进的“新两洋战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以欧洲为首访地，迥异于热衷亚太的前任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副总统拜登高调出席年初慕尼黑安全会议，大谈TTIP。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主任撰文召唤“即将到来的大西洋世纪”，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推出相关报告，为美欧新联合大造舆论。而此次G8峰会更进一步，西方大国借机推进“新合纵”，涉及经济、政治、安全三大领域，力求“共进退”。
此时此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实施“新合纵”，以下四大缘由可以说明问题。
首先，它是美国调整与提升“大战略”以维持世界霸权使然。眼光独到的美国元老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业已提出要构筑“扩大的西方”，用以应对“新兴的东方”。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与债务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陷入历史性困境与系统性危机，包括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窝里斗”与内耗增加，危机使得西方尤其是作为“老大”的美国“穷则思变”，美企图通过“两洋双P大战略”，重新“激活”传统同盟关系，大力整合美、欧、日，通过西方大国的联合自强，以共渡难关、重振雄风、维持西方主导权。而美国作为霸主，对此也充满私心，希冀藉此推进“经济外交”，通过扩大外部市场以增加国内就业，从而加固霸权根基。例如，美欧如达成TTIP，欧盟经济将因此每年增加1190亿欧元，美国经济则每年增加950亿欧元，难怪奥巴马称TTIP是其第二任期的核心经济议程。当然，无论是TPP还是TTIP，其谈判都将是长期激烈讨价还价的过程，如法国与加拿大就分别抵制TTIP中的文化产业与税收条款。
其次，它是西方大国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新变化的需要。新兴大国不仅群体性崛起与后来居上，而且还以“金砖国家峰会”（BRICS）等机制联合互助，在全球经济、气候、网络治理与地缘战略（中东北非、亚太等）上与西方大国据理力争、展开“集群博弈”，共同挑战西方主导权，共同改造国际体系与秩序。面对“大敌当前”，西方大国的集体危机感与焦虑感上升，美欧日遂强化经济、政治、安全大联合，假手TPP与TTIP，共同整合并争夺大市场，企图共同主导国际经贸新规则与新兴产业新标准制定权，进而压制新兴大国发展空间。英国《金融时报》就此发表《美欧应以贸易“延寿”》的社评等文章，强调美欧启动TTIP谈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它们深化经济联系和携手延长对全球经济的主导。美欧通过整合市场，将可凭借联合在一起的影响力，确保自己仍有能力为世界其余地区设定市场标准。尽管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但TTIP将延缓该趋势对大西洋地区影响力的冲击。而欧盟和美国联合的商业实力，也将让它们抗衡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进一步而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演变存在三条线索，分别是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西西关系”），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新新关系”），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西新关系”或“新老关系”）。对国际体系而言，“西新关系”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线”；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西西关系”就是其“生命线”，其战略价值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生命线”对西方大国变得更加重要。其中，美欧之间开展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协作；美日之间强化经济（TPP等）与安全捆绑；欧日之间开展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北约（NATO）与日本联合研发新式战机，日英加强情报交流。西方大国的双边与三边（G8中的G7等）合作同步加强，力图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历史性挑战”。
再次，它是美国外交与国安团队新变化使然。反映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关键的人事任命上，不仅新国务卿更加注重欧洲与中东，而且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比前任多尼隆对中东、欧洲更感兴趣。人事的变动必然体现在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上，即从希拉里·克林顿时期的全力“重返亚太”与对亚太“一头沉”，调整为克里的“重返欧洲”和对“转向”亚太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速，美国正在加大对欧洲大西洋盟友的战略投入，更多关注欧洲及中东，更加注重平衡其全球地缘战略布局，而近期其对亚太的“喊话”可谓虚多实少、虚张声势、力不从心。
第四，它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大国外交“回调”的反映。即从之前的“喜新厌旧”与重点结交新兴大国，大力发展“新伙伴”如中国、印度、印尼等，势必冷落“老情人”与旧盟友，转向重新发现乃至提升“老伙计”的价值，力图“鸳梦重温”。
面对西方大国之间紧锣密鼓的“新合纵”，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理应高度重视、准确评估、有效因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