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目前国内外媒体、学界和政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尤其是最近一年多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纵横捭阖，动作频频，显示出要把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既定决心。多数观察家都把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区分为经济、外交和军事三大领域，实际上构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个基本实施路径。然而，有限的战略资源与宏大的战略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上述三个实施路径都带有先天的制约性因素。这种制约性因素将会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产生牵制作用。
一、经济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
经济方面的考量是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首要动因。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与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美国公司的出口，以及它们开发亚洲的巨大且仍在增长的消费市场的能力”。
不难理解，经济实力是大国综合实力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实力归根结底都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对于具有某种战略雄心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高目标就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先后受到反恐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打击的情况下，美国要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首要任务就是重振美国经济。
然而，美国传统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伙伴欧盟和日本同样处于债务危机的旋涡中，经济低迷已久，至今看不到走出低谷的迹象。而亚太地区在冷战结束后经历长期经济繁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潜在的大市场不断转化为现实的大市场，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取得了亮丽的成绩，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大，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大幅提升。奥巴马政府要想重振美国经济，实现其国内失业率降低和出口额五年内翻番的目标，借重亚太地区的繁荣态势是必然选择。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繁荣态势的借重，不是通过平等且建设性地参与该地区既有的经济合作框架，而是以获取该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为出发点。在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是美国的传统经济伙伴，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冷战刚刚开始那段时期。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则起步于冷战后期，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至今则形成惊人的规模。直到奥巴马政府上台前，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更多地还是一种靠市场力量驱动和国际多边规制（如WTO）管理的关系。虽然亚太地区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进程（如10＋X框架）确实带有浓厚的官方主导色彩，但美国对此趋势一直采取袖手旁观、有时甚至是负面的态度。例如，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仅无所作为，甚至还强烈反对包括日韩等美国盟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导致该计划无疾而终。同样地，2009年日本方面提出以中日韩为核心建设“东亚共同体”，也因遭到美国反对而不了了之。虽然美国也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主要成员，但由于最近十余年来一直忙于反恐战争，美国并未把它作为经营重点。
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正如亚洲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一样，一个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亚洲的未来也至关重要。该地区渴望我们的领导作用和商业参与，这种渴望或许比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烈。”
鉴于亚太地区已有存在多年且运行良好的10＋X合作机制，而另一涵盖范围更广的APEC机制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日益空洞化，美国就另起炉灶，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作为取得亚太地区未来经济合作进程主导权的关键抓手。
TPP的前身是2005年5月由APEC的四个小规模经济体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发起成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2008年2月，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宣布加入其中，但调门并不高，也没有强烈的欲望去充当谈判进程的主导者。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1月上台后，于当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P4的计划，该机制也随之更名为TPP。随着亚太地区更多成员宣布加入TPP谈判，该机制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工具的态势越来越明显。2011年11月，在美国强势主导下的TPP纲要正式发布，详细阐述了20项谈判议题及部分领域的谈判成果，主要涉及公平竞争、跨境服务、环境保护、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法律法规对接等方面。这个纲要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明显高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也高于现行的各类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尤其是对成员国内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甚至价值观念的相关规定，更是史无前例。如果TPP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下去，那么它将不仅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更是一个在政治利益方面“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有论者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势推动TPP计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意图：一是借助亚太繁荣态势促进国内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二是夺取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发展进程的主导权，三是重塑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四是削弱或稀释中国在亚太地区既得的主导权。
人们普遍认为，TPP已成为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支柱性工具。除了TPP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合作安排，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探讨建立“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更直接地参与到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各项建设中。
增加出口、促进就业、重振美国经济，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首要目标。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美国扩大出口既意味着其他国家要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也意味着美国也要相应扩大对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它必须是一个双向互惠的过程。从理论上说，这要求美国也要扩大自身的市场容量。然而，美国已经是一个过度消费的经济体，因过度消费而导致的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长期居高不下，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后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长期以来以借债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向更加注重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恰恰是一个排挤市场泡沫、节制消费水平的过程。因此，如果美国只是打算扩大出口以增加本国就业机会，而不打算或者没有能力相应扩大进口以促进其贸易伙伴就业机会的增加，或者新增出口与新增进口在数量上严重失衡，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很难行得通。从制定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游戏新规则的角度看，美国也面临重重困难。目前东亚地区的10＋X合作模式是东亚国家共有的制度性资产，十多年来稳步推进，运行良好，区域内成员都从中获益匪浅，这也是该地区十多年来持续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很难相信会有哪个成员国甘愿放弃或削弱一个现成且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而去冒险尝试另一个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的新机制。而前文提到的TPP纲要，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标准经济合作框架，其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水平等方面的要求，是某些成员（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根本无法承受的，因为它意味着相关国家要在内部进行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较大幅度改革，而这样的内部改革说易行难，它往往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文化观念的交锋。某些成员之所以加入这样的谈判，与其说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倒不如说是出于某种政治外交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姿态。事实上，即使在TPP现有或潜在的发达谈判方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足够共识。日本国内之所以存在反对TPP的巨大声浪，导致日本在这个议题上举步维艰，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国内农业利益集团担心接受TPP的严苛条件后，其核心利益将受到致命损害。在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与小布什政府一样，尚未获得梦寐以求的国会“贸易促进授权”，这就意味着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与外国所签署的任何贸易协议，送到国会后不能享受“全案表决”待遇，而必须接受逐条审查，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添加任何一条修正案都可能让整个谈判结果推倒重来。所以，在美国总统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很少有国家认真与美国展开自由贸易谈判。而且，农产品市场开放与否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其现实难度并不比日本小多少。
TPP涉及众多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其情况之复杂，远超双边或三边性质的自由贸易谈判。此外，日本会不会主动放弃争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国家会不会甘愿让美国主导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美国能投入多少精力推动TPP，这些都有待观察。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美国的角度还是从其他TPP谈判方的角度来看，TPP目前更多地是一个停留在概念层面的东西。亚太地区某些国家之所以对TPP趋之若鹜，看中的不是它的经济意义，而是隐藏在其后的国际政治含义。
二、外交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
冷战结束迄今，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缘起于该地区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些重大变化主要有：该地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而美国处于这个进程之外；中国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发展最快、总量最大、影响力也最大，已成为地区内多数经济体的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国；该地区国家间以海洋权益争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既有地缘矛盾，并没有随着它们之间经济合作的深化而有所缓和，相反，普遍的经济增长导致的对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上升，日益转化为相关国家间围绕海洋权益展开的激烈竞争、甚至冲突；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几乎与所有邻国都有海洋权益争端，而这些邻国大部分又是美国的传统盟国或伙伴；美国对中国发展前景和战略意图的疑虑加深，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存在不信任，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赤字非常明显。诚如希拉里所说，“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担忧和误解仍然在太平洋两岸挥之不去。我们国内的一些人把中国的进步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在中国有些人担心美国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总体来看，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可谓秩序良好，美国却身处这个良好秩序之外；在外交领域关系微妙，在安全领域暗潮汹涌，美国作为其中多个当事国的传统盟友，确实有条件、有机会介入到这种复杂的地区互动当中。在努力借重亚太地区繁荣态势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在该地区外交领域的传统资源，主导该地区政治秩序的重构，既是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动因之一，也是该战略的主要实施路径之一。自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美国通过政治宣传、外交运作等途径，唤起美国国内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加大对该地区的外交投入，以此强化美国“重返亚太”合理性与可行性。主要举措包括。第一，刻意强调美国的亚太属性，为美国“重返亚太”寻找地缘理论依据。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不久，就在其对外政策演讲中以首任美国“太平洋总统”自居。希拉里在2011年APEC预备会上明确指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政要和学界的类似表态自奥巴马上任以来就不绝于耳。通过这种政治宣传，美国试图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扭转长期以来人们把美国看作欧洲—大西洋国家的刻板印象，刻意塑造“美国也属于太平洋国家，美国的未来离不开亚太地区“这样一种新的印象，实际上是为美国“重返亚太”寻找地缘理论方面的依据。
第二，美国政要频繁出访亚太地区，切实把外交工作的重心转向亚太。奥巴马上任以来，总统、副总统和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关键部门的高官频频访问亚太地区，其密度之大，在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这些访问的对象国不仅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也包括被美国定位为友好的非盟国或伙伴国（如越南），甚至还包括曾被美国敌视、迄今仍未解除制裁的国家（如缅甸）。奥巴马政府还一反小布什政府对东亚国家间的多边机制无所谓的态度，高调参加“东亚峰会”，参与10＋X体系的系列对话活动，并向东盟派驻首任大使。
第三，美国全面介入亚太地区的既有争端，为其“重返亚太”寻找现实切入点。利用既有矛盾追求特定战略目标，历来就是美国擅长的外交手段。自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先后利用“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中韩黄海划界争议、中日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争端、南中国海争端等既有热点问题，提升与盟国的同盟关系，增进与非盟国的政治谅解，高调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国际事务的关注，通过强化对该地区政治与外交关系的介入，争取获得对地区内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的发言权、主导权甚至裁判权。
第四，美国还加强同亚太地区周边相关国家、主要就是印度的外交关系，作为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外围支点。印度也是一个新兴大国，拥有仅次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虽然同为“金砖国家”，但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的地缘矛盾（主要就是领土争端）长期无解。最近几年，印度推行“东向”战略，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和南中国海地区，力图成为这个热点区域的新玩家。美国加强与印度的关系，除了借重印度的市场潜力为美国经济振兴计划服务外，开发利用印度的“搅局”能力恐怕也是重要考量之一。
目前来看，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外交态势可谓纵横捭阖，似乎游刃有余。然而，在这种喧嚣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美国难以克服的障碍。美国试图把东盟作为“重返亚太”的关键着力点，但东盟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目前来看，东盟成员中对美国“重返亚太“持最热烈欢迎态度的只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国家恰好也是近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国家。而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则代表着东盟内部另外一种态度：他们对美国“重返亚太”并不很感兴趣，却更看重与周边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双边关系。虽然缅甸最近一段时期进行着令人注目的、在大方向上似乎符合美国期待的内部改革，但这种改革与其说是受到美国施压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缅甸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新加坡的态度则代表着一种更为理性的声音。虽然新加坡对美国“重返亚太”表示欢迎，甚至允许美国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但新加坡政要也多次声明，新加坡和东盟不希望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新加坡外交部长尚穆根在2012年2月上旬访问美国时，完整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我们欢迎美国与东亚加强联系，但美国接触亚洲的方式必须能被亚细安及东亚国家所接受。美方不应以冷战言论来形容美国与亚洲的接触，这将引起反响，其他国家会开始盘算，需要如何回应美国的表态。”
也就是说，它们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欢迎是有条件的，它们不想因为无条件支持美国“重返亚太”而与中国发生对抗，即使它们中间某些国家还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虽然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也并非完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契合。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韩两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国内与中国有着密切商业联系的利益集团不会坐视中日／中韩双边关系的恶化。就韩国来说，其长远战略目标无疑是要实现朝鲜半岛在韩国主导下的统一。中国作为与朝鲜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的邻国和大国，对半岛事务的发言权是韩国必须面对的。与东盟多数国家一样，韩国也不可能无条件支持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事实上，韩国方面已经认识到，韩国未来的发展与繁荣将更多地与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联系在一起，而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将是决定亚太地区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韩国方面甚至声称，中国的持续和平发展将是未来二十年韩国以及中韩关系持续和平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目前来看，日本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支持度最高的地区内大国，中日之间在海洋权益、历史问题与民族感情等方面的长期争端应该是主要原因。当然，日本国内也存在理性力量，曾经的“亚洲货币基金”、“东亚共同体”等概念由日本方面提出，曾经的“脱美入亚”讨论，都代表着这种理性力量的存在。虽然这种力量目前的影响力并不大，但只要它保持客观存在，就会对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构成一定程度的牵制。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政治外交层面的制约性，还表现在世界其他地区事务对美国精力与资源的牵制上。美国作为一个极力保持全球唯一霸权的国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的战略重心会有所调整和转移，但它的利益覆盖面毕竟是全球性的。
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把一部分资源预留给其他地区。如果这些预留资源不足以维持它与其他地区相关国家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传统联系，就会导致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负面反应。例如，在美国的传统盟友聚集地欧洲，欧盟担心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将使美国减少对欧洲安全的承诺，削弱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影响力；担心引发亚太地区的权力对抗，影响欧盟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欧盟国家期待美国把更多精力与资源投放在欧洲地区，期待美国与欧盟共渡时艰。在大中东地区，美国决心结束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把主要精力和大量资源从该地区撤出。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事过程中，美国一改先前当仁不让的领导作风，自愿退居幕后。但形势比人强，大中东地区的烂摊子不会轻易让美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时常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传来的爆炸声不断提醒着人们，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重建目标远未达成。在持续发展的叙利亚乱局中，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美国的身影都清晰可见。伊朗核问题对美国来说更是心头大患，美国需要随时准备应对局势的恶化。甚至在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随着近年来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大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该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出现了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势头。
如果美国想在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内继续发挥重大作用，它就必须正视该地区国家在实力增强后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进行经营。这必然会在有限战略资源的分配上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构成有力的竞争。
三、军事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
有人说，美元、美资、美援、美军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四大支柱。“美元”代表的是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也是这种霸权地位的物质基础；“美资”和“美援”代表的是美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也是其构建盟国体系的重要手段；“美军”代表的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利益的终极工具。在和平时期，军事力量更多地作为一种战略威慑而存在，其目的在于警告敌人或潜在对手不要发动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行为，否则将遭到美国的武力反击，甚至导致灭顶之灾。因此，军事力量部署的变化是美国战略重心发生转移的敏感而又确定的标志。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在全球层面上的军事态势是致力于收缩战线，包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军，也包括计划大幅减少国防开支。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动态却呈现活跃之势。美国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并强化它在亚太地区既有的军事同盟体系。奥巴马政府在不断强化美日、美韩双边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加紧推进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和深化，试图把日本、韩国这两个存在海权争端与历史问题的邻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整合到一起。美国还试图把这个军事合作体系扩展到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上，最终形成由美国主导、由日韩和东盟部分成员国及澳大利亚共同组成、涵盖亚太地区多数国家、双边与多边交织互补的新型军事合作体系。
美国还与亚太地区外围的印度加强军事合作，试图把印度对安全的关注引入到以南中国海为核心的东亚地区。根据美国的规划，到2020年美国将把其60%的海军舰船部署到亚太地区，而目前亚太地区所占比例为50%。美国最先进的“弗吉尼亚”级和“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以及B1、B2战略轰炸机和F－22隐形战斗机的部署，也以亚太地区为主要目标。从军事演习的规模和频率看，美国近年来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之多也让人刮目相看，堪比冷战时期对欧洲—大西洋的投入。事实上，美国最近几年来无论是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还是在战略战术理念（如“海空一体战”）的创新方面，其针对亚太地区未来安全环境发展变化的意味非常明显。
与经济和外交路径一样，美国在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军事路径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制约性因素。其中最根本也是结构性的制约，在于美国政府财政力的不足，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以实现规划中的军力调整与部署，而财政资源是战略资源的基础。鉴于两场反恐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财政资源，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将削减国防开支作为任内施政重点之一。虽然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初发表的新军事战略报告中表示，其大幅削减军事开支的计划不会影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存在，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军在该地区的某些调整措施其实只是对存量资源的重新配置。例如，把驻扎在冲绳的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几十架F－15战斗机移向关岛，派遣少量陆战队员（最多2500人）驻扎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把原先部署在第一岛链的部分军事力量转移到第二岛链，是考虑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中国仅仅凭导弹力量就能在半天时间内让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失去功能”，因而美军实际上是“以战术进攻掩饰战略退却”。奥巴马政府削减国防预算可谓不得已之举。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已经超出经济领域，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即使美国现在规划在削减整体国防开支时不会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力规模，美国海军在未来五年内也将不得不安排9艘军舰退役，16艘新军舰的采购实际上也面临取消或推迟的命运，未来几年内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执行任务时将面临军舰不足的问题。美国海军原计划到2020年将舰队规模从目前的285艘扩大至313艘，但由于国防预算被削减，海军舰队仍将维持285艘的现有水平。这引来国会议员对国防部的质疑：用少于预期数量的军舰如何完成奥巴马的亚太新战略？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军事领域面临的另一个结构性制约，是其多数亚太盟国在经济与安全两个领域的“二元依赖”格局。所谓“二元依赖”是指，美国的大多数亚太盟国在经济发展上高度依赖中国以及本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在军事安全上却选择依赖美国。中国已经是本地区多数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的事实，导致这些国家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担心受到中国的操控，其中的某些国家还同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所以它们在军事安全上选择依赖美国，希望以此平衡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美国也趁机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作为在军事上“重返亚太”主要内容之一。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又决定了它们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不会毫无避讳，而要顾及到中国的感受和利益。经济依赖毕竟是由客观的、市场化的物质利益所决定，调整起来并非易事，对相关国家的国计民生和内部稳定却意义重大。在没有发生冲突的和平时期，安全依赖提供的只是心理上的慰籍。重要的是，这种主观的心理慰籍无法取代客观的经济利益，尤其无法取代这种经济利益对相关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最近一段时期中国、菲律宾和美国在“黄岩岛事件”中的微妙博弈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利用亚太国家对它的安全依赖遂行其战略目标时，难以做到随心所欲、予取予求。
四、结论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化中，“界定国家利益→分析主要威胁→盘点战略资源→确定战略目标→规划实施路径”是美国战略精英在进行国家安全战略谋划时遵循的基本逻辑，它体现了“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朴素原理。在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纲领性文献——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白宫提交的NSC68号文件———中，这一基本逻辑清晰可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历了持续的经济繁荣，为维护其全球唯一霸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战略资源。然而，“9·11”事件及其后的两场反恐战争，加上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极大地损耗了美国国力，美国用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可用战略资源相对减少。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意味着美国用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资源需求相对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把维护全球霸权地位作为其最高战略目标，那么这个宏大目标与有限的可用战略资源之间必然出现紧张关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实施路径上存在的各种制约性因素，甚至包括制定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这件事本身，正是根源于这种紧张关系。这些制约性因素将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造成一定的牵制作用，并最终体现在该战略的实施效果上。对于中国来说，认清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这些制约性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美国的战略动向，更加理性地分析它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局势可能造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