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其著名的观点，即自由民主制战胜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制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不消说，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者们短暂的欢欣鼓舞，很快便被对在西方世界之外实施自由主义实践之困难的冷静分析所取代。残酷的种族战争、危害深重的贫困、横遭破坏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这样一些更为显著地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为成功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设下了严重的障碍。然而这都被视为令人遗憾的（希望只是暂时的）、拖延历史之终结——也即自由民主最终战胜其竞争对手之时——的困扰。它们并不必然地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构成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可能得到，自由民主是所有理性个体的心之所愿。
（一）“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模式
对自由民主更为深刻的挑战则出现在东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亚洲价值观”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概念是由一些亚洲官员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旨在对抗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声称，亚洲人特别强调家庭和社会和谐，这也就暗示着，为了促进人权和民主，那些生活在混乱而破碎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在干预亚洲事务的时候应当三思。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人“毫不怀疑，一个社会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社会，比起美国那种个人主义来说要更适合他们”。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东亚领导人看来正在主持着如同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称的“20世纪，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为持久而广泛的发展奇迹”。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是由政治领导人带着可疑的动机加以主导的，但李光耀及其同仁的主张确实对亚洲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它促使东亚地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去思索他们如何在一场有关人权的争论中自我定位，而他们此前并未在其中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主要聚焦于人权。一种人权建制仅仅（或者主要）以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道德抱负及政治实践作为支撑，它究竟能有多么“普遍”呢？如果亚洲文化不像西方的那般个人主义化，那么也许有某种形式的统治和政策更加适用于亚洲社会呢？———这种形式不同于通常由自由主义理论家、西方政府和在没有东亚的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制订的国际人权文件所认可的那种人权标准。如何使“亚洲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充实进“国际”人权建制，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建立在被广泛接受的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批评“西方式”人权的亚洲评论家说，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尊重亚洲那些有可能对一种“西方化”人权建制有纠偏作用的非自由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在使人权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理念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在1997至1998年间，东亚奇迹看来倾塌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也深受其牵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终结来得可为时不晚，因为整场讨论似乎都搁浅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了。最明显的是，亚洲是一个巨大且极其多样化的大陆，拥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这里容纳了众多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还有众多的种族、民族、习俗和语言。那种认为亚洲自身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精华的观点，至少也不怎么站得住脚。亚洲的一些政治家，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便公开质疑李光耀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他辩称，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实践不仅是普遍的，也同样适宜于他的国家。既然是由那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要说“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价值观”，只是有一点点夸大其实罢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加坡对于有关政治价值讨论的创新性贡献：新加坡的官方话语之所以没有多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一则因为它挑战了人权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在“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专制政体之间，新加坡的领导人们摒弃了二分法。他们认为还是“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鉴于新加坡人口不多、资源基础有限，这个国家应该归于最有天赋和最有声誉的人们所领导，选拔则依据品德来进行。让我们再次引用李光耀所说的话：
新加坡是一个建立在努力和品德，而不是取决于出身的财富或者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符合人们利益的［国家］权力的方向、计划和管理……将我们有限而微薄的资源托付给这个群体，为的是让他们提供我们社会中的酵母菌、发酵剂和催化剂，仅仅这些便能够保证新加坡维持如常……这一社会体制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我们，提供了在亚洲位居第二的生活水平……现行计划和政策执行的主要负担，都落在三百位关键人物的肩上……这些人们出身于贫穷和中产家庭。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语言学校。新加坡是一个贤能政治的社会。这些人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良好品质、辛勤工作和高绩效来获得提升的。
“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如果领导者表现良好，人们多半也会配合。
这样一种路径与新加坡华人社区的儒家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李显龙总理（也即李光耀之子）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儒家理念仍与我们密切相关。王道（government by honorable men）的概念便是一个例子。君子有责任做对人民正确的事情，并且享有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这比起西方那种认为政府应当被赋予尽可能有限的权力，并且除非得到证实，否则便总是面临着不信任的观念，要更适合我们。”
为何新加坡关于贤能政治的言论没能在境外引起多大吸引力？一方面，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看来并不仅在于选拔富有才干且品格高尚的儒家式君子，它也有赖于许多存在很大争议的措施，比如严密控制的新闻媒体、严格限制的结社自由，以及对政治反对派成员的严厉打击。由此，在许多外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的眼中，这一政治制度仍应被称作（坏的）威权主义，即便它与朝鲜等国的威权主义政体相比而言更加“软性”。此外，其政府自身的政治言论也表明，贤能政治不应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理念：选拔和擢升政治人才的需求在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极小人才库的极小城市国家最为紧迫。这样一来，我们为什么要就一种本该只适应于一个极为独特的城市国家的理想范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争论不休？
然而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判断，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似乎还是相信贤能政治能够并且应该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的政治改革产生影响。看来新加坡和中国于此关系尤为密切。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中国官员就被派往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新加坡经验”。当然，新加坡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无法被轻易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但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却或许可以转移。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过学习新加坡治理模式（某些方面）的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变得更加“贤能化”了。但这是件好事吗？我乐意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理由有三：首先，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次，票箱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贤能政治则有助于弥补它的一些缺陷。第三，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下面，我将分别论述这些因素，并用些许建议来作为结束，以便缩小现实与贤能政治理念之间的鸿沟。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主题。“尚贤使能”的理念伴随着春秋时期建立在门第血统基础之上的贵族秩序的崩溃而产生。这是战国时期大多数著名思想家所共有的观念，政治思想家们并就如何界定品德以及如何完善建立在品德基础上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展开了讨论。孔子认为，贤能政治起始于有教无类的假定。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具备同样的能力来作出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领导者，并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才参政。在孔子看来，这样的统治者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贤能政治的制度化是通过将成功的应试者置于名利之路的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的。不论这种制度有怎样的缺陷，它确实提供了人才选拔的最低标准，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这一制度波及韩国和越南，并影响到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社会发展迅速，至少应部分地归因于按照贤能的标准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所作的稳健决策。目前，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史天健和吕杰认为，在中国，大多数人认可“贤能政治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认可“自由民主话语”（liberal democraticdiscourse），前者认为有必要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会选择好的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则强调可以确保人民参与政治及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
贤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贤能政治理念辩护的著名言论是：最好的政体是由那些因具有卓越能力作出合乎道德的政治决断而被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所组成的，这些领导人被赋予统治这一共同体的权力。在随后的历史中，贤能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后世思想家很少拥护纯粹的贤能政治形态。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19世纪的密尔（JohnStuart Mill）、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自由主义精英“都提出了试图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张。不过，将贤能政治理论化的努力已经从西方政治话语中尽数消失了。虽然有数百成千探讨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书籍，但人们很难想出有哪一部最近出版的（并且出色的）关于贤能政治理念的著作。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广泛认可为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所说的，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有关贤能政治讨论的缺席便不成问题。然而，自由民主制遭遇的质疑越来越多。史无前例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这一点很多政治学家都有所记述。资本家的利益在政治程序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权力，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像它被描述的那样（也许不是那么公平），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质疑。部分原因是选民往往只自私地考虑自身狭隘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子孙后代和生活在国家边界以外那些受到政府决策影响的人们的利益。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曾说，如果选民无法作出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还不如不去投票的好。一些问题无疑已经表明，投票时追求狭隘的经济私利会让缺乏代表权的非选民们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想想全球变暖吧）。也许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选民们经常对自身的利益存在误解。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显示，选民常常是非理性的，他因此建议对选民的参政能力进行检测以作为矫正措施。当然，这样的建议在自由民主社会注定是行不通的。一人一票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原则在当今具有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19世纪，密尔还能提出让受教育者获得额外选票的建议，但如今支持这种建议的人（在西方国家）可能会被认为已经丧失了其道德准则。
好在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这么教条。蒋庆提出，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于人民主权论）应该受到另外两种合法性亦即天道和传统的平衡。他认为，在现代背景下，这种政治理想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现，其中权威在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之间分配，三者代表了三种形式的合法性。与之类似，白彤东和陈祖为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起来的混合政治体制模式，其中，贤士院的政治领袖通过考试以及在政府基层工作的政绩选拔产生（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the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这些模式可能有点乌托邦色彩，但他们提供了新的（这或许存在争议）、更好的标准来评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进步。不是简单地以中国是否变得更为民主来进行判断，新标准提供了判断政治进步（或退步）更为全面的方法。关键在于中国政治制度是否变得更为贤能化。这里或许有令人乐观的理由。
在其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拒绝了儒家所倡导的贤能政治理念。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鼓舞革命斗志，增强军事力量以终结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但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相对安全和强大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较少地担心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因此，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实施善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流大学里的优等生往往不会设法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情况不同了。2010年，在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全部本科生中的28%，大四毕业生中的43%，以及硕士毕业生中的近55%是共产党员（我在清华教书近八年，我的许多优秀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尽力吸引城市中的年轻专业人士这一“新社会阶层”，包括商人、私企业主、律师和会计。
干部晋升体制的尚贤色彩更为明显。在几年前与几位中外学者的对话中，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先生讲述了一些有趣又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他提到，对于不同的政府层级，判断能力和品德会使用不同的标准。在基层，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尤其重要（换句话说，或许民主在基层更为重要）。在较高的层级则更多地强调理性，因为领导需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决策制定所涵盖的治理领域也更广，但关心群众等美德、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很重要。干部还应以身作则树立廉洁的榜样。为了说明政府高层干部选拔的严密（尚贤）性，李先生介绍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选拔过程。首先是包括退休干部在内的提名过程。获得较多提名的候选人将进入下一个环节。接下来是考试，包括像如何当好秘书长这样的试题。有十几个人参加考试，从中筛出五位入选下一轮。为确保程序的公正性，答卷要被张贴到走廊供所有人评判。之后是口试，由部长、副部长和大学教授担任考官。为保证公开和透明，为秘书长工作的一般干部可以旁听，如此他们可以监督整个过程。三位得分最高的候选人入选下一轮。之后，人事部门将组成一个检查组，考察各位候选人的政绩和品德，其中品德的表现更为重要。这一轮中选出两位进入下一阶段。最终的当选者将由一个12位部长所组成的委员会投票产生，至少需要获得八票。如果首轮投票没有人获得所需票数，部长们将继续讨论，直到三分之二的评委就当选者达成一致。
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如此严格的选拔过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成功当选者更令人敬佩）。人才选拔过程的这种透明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人民不清楚选拔过程，就会怀疑干部晋升主要是基于效忠、关系或腐败。透露一些具体的选拔机制，可能会消除上述疑虑。当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那些影响到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选拔的标准就非常有益，不过，李先生向我们介绍组织部干部的选拔过程，本身就是政府高层决意增加透明度的良好信号。
中国共产党“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好处很明显。干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既往政绩优异的人才有可能晋升到政府的最高层。培训过程包括对品德的培养，比如通过在贫困乡村地区工作一定时间来培养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此外，这种尚贤的选拔过程可能只在一党执政的国家里方才有效。在多党制国家中，政府核心成员会因不同政党的领导而发生更迭，因此不能确保政府基层官员由于政绩突出而得到提拔，政党也没有强烈动机去培训干部，使其在政府高层工作时更富有经验。所以，即便是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有才能的领导人，一旦上任可能也会犯很多“新手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为迎接在政府最高层工作而应有的适当历练。中国领导人则由于经验和历练的关系，不太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最高决策出自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也消除了某一个人有着不切实际的和无知的看法，却有权作出错误决策的情况（如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的受教育妇女生育优惠的政策，其理论基础是多数科学家反对的优生学）。
中国领导人上任后，他们能够作出虑及所有利害相关者利益的决定，包括子孙后代和居住在国外的人们。相比而言，在多党制民主国家，领导人通常经过竞选获任，他们需要操心下届选举的问题，很可能基于关系到他们连任机会的短期政治考虑而作出决策。像后代子孙这些非选民的利益，即便会受其政策影响，假如与现任选民利益相冲突，也很有可能不会被认真对待。
此外，在西方式民主中，真正的掌权者是在选举中由人民选出的人，这个事实往往意味着“官僚”并不倍受重视；因此，相对平庸者会进入官僚体制。这一缺陷在美国政治体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最近我与一位年轻的罗德奖学金（也许是美国教育体制中最有名望的奖学金，意在选拔未来领导）获得者的谈话中便可见一二。她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我建议她或许可以进入美国国务院，但是她说，有人曾警告她，有志向有才能的人很难从那样的体制中脱颖而出。相反地，中国政治体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官僚”和“掌权者”，从而不会阻碍有志向的人才加入这个政治体制的基层，因为他们有望向高层晋升。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应该努力学习中国式的贤能政治。一方面，贤能政治更易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形式中表现得可行而稳定：像前面提到的，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的人们更趋向于重视贤能政治，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并非如此。比方说，美国政治文化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精英”思潮，因此很难想象它会支持贤能统治的一党制。这并不是否认美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精英主义元素（例如，最近数任美国总统都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但政治领导人往往不愿公开表现出这些精英主义特征。再者，很难想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会作出鼓励更加贤能化的重大宪法改革（可以预见更糟糕的宪法改革———例如，倘若美国本土遭到另一起重大恐怖袭击———而不是好转的）。与之相反，中国宪法体制在必要的情况下更有可能进行重大变革。
笔者也并不是说中国“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已尽善尽美。中国的贤能政治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中国领导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扶贫成就，数亿人摆脱贫穷走上了富裕之路。但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的一些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环境破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为了自身利益扭曲经济体制的过分强大的国有企业等，似乎是在政治体制变得更加贤能化的同时恶化了。问题部分地在于中国各级政府缺乏民主，毕竟，民主可以提供权力制衡，也为边缘化的群体提供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但部分地也是因为贤能政治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制度在过去三十年间逐渐贤能化，而未来能够、也应该更为贤能化。
（六）改进的余地
贤能政治涉及德才兼备的政治官员的选拔和晋升，请允许我依次论之。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最明显的进步大概就是更加注重对能力超群的官员的挑选和提拔，尤其是在政府高层。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也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不妨考虑一下“反贤能”理念对政治言论的限制作用。最好的政治决策当然必须建立在完整信息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一味担心负面结果，可能会阻碍相关各方自由表达观点。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开始进行内部调研，以尽可能充分地获取信息，干部们也被鼓励不断学习和提高，但言论障碍的减少可能会提高决策的质量。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过于严格的、历时多年的人才选拔过程有可能阻碍冒险精神。换言之，相对有创造力和原创性思维的人才可能因为得罪人或者挑战了“常规”，早早地便被淘汰了。在危机时刻，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许能作出实质性调整，但在平时，当一种制度的合理性已经过期很久之后，仍然存在着固守现状的情况。也许这个问题自有解决之道，比如在政府重要岗位上（包括政治局）多设一两个岗位，允许出身于其他行业的人才，像是商人或学者来担任。
选拔过程也许有必要进一步对国外公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服务中国人民。但中国现在是全球性大国，其作为也会影响到生活在中国以外人的利益，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中国需要尽可能地人性化。政府领导人子女在海外接受教育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他们可以充当非正式顾问，不过，什么也替代不了领导人直接接触外国的做事方式。在选拔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过程中，或许也应该重视海外经历，甚至是外语技能。阎学通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像唐朝那样聘用更多有才华的外国人做官。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最高层需要吸收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以扩大其代表度，即便他们没能从现有政治体制中脱颖而出。只有真诚的宗教信徒才清楚什么真正对其教派有利，而贤能政治的决策需要容纳更多的宗教团体成员来体现其代表性。蒋庆所提议的国体院便是由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种宗教，包括儒教、藏传佛教、道家和基督教的领袖所组成。
当然，贤能政治决策不仅是拥有能力和知识进行政治决策的问题。拥有高水平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然却不道德的决策者，其危害要甚于那些不怎么称职、不知该如何实现邪恶目的的平庸的政治领导人。笔者并不是说中国政治领袖缺乏道德。我见过很多令人敬佩的官员，他们富有公德心，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但是，有道德的领导人不应营私舞弊，而在当今中国，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政治腐败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任期和年龄限制有助于抑制腐败，但还需要其他机制的配合———相对独立的反腐机构（类似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公署）、更多的透明、媒体报道腐败案例的自由、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财务审计、提高领导人酬劳、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惩罚等。还有必要更加严格地注重政治领袖的道德教育。现行的领导选拔过程没有为系统思考道德和政治问题留出足够的时间。在党校的短短数周并不足以让领导者充分阅读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名著，来增益其关乎作出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方面能力的知识。如果给政治领袖半年的假期，专门去阅读名著（尤其是更直接论述政治伦理的儒家经典），长远来看有助于增强其作出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小学阶段更加注重儒家经典可能会改善未来中国领导人的道德教育水平。
当然，除了抑制腐败之外，一个政治决策者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他／她也必须是出于对人、动物和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和恻隐之心。但要把这一愿望同政治决策机构，特别是最高层当中女性代表名额极端不足的状况协调起来，殊为不易。现行的领导选拔过程对女性非常不利：这一过程是如此费时，看来难以与普通的家庭生活相调和。由于女性多是家庭成员的主要照料者，她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与男性公平地竞争政府高层职务（即便女性不充当主要照料者的角色，选拔过程也会受到下述期待的影响：据说女性格外难以被外交部录用，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这样的职位很难同普通家庭生活相调和）。如果我们承认恻隐之心主要是一种女性特质，那么就应该鼓励更多女性进入政府。也许政府最高层职务中的半数应该交由女性担任。一个由更多女性领导者组成的政府更有可能以一种充满同情和仁爱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对此我毫不怀疑。
最后，我想说的话可能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引起激烈的争议。很显然，“贤能化”的过程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长期转型（它不像“民主化”那样，通常意味着就一个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而进行的自由公平的竞选）。中国可以从通常与民主政体相关联的政治美德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政治参与、自由、透明和宽容等等。但是，中国能够并应该建立在贤能政治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基础之上。被赋予政治决策权的政治官员长达几十年的训练，在决策时有能力考虑子孙后代、世界其他地方人和自然界的利益，即使该决策可能与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委员会决策而不是给予个体（比如美国总统）最终的决定权等。贤能政治的所有这些优势与更多的自由、透明、宽容、非全国性政府的政治参与和最高层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是相容的。但贤能政治与高层的多党竞争不相容，也与一人一票选举最高决策者不相容。因此，中国的任务不是学习当今许多民主主义者所认为的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而是改善贤能政治，学习民主制度的某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