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代人看来，美国7.6%的失业率是很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如今，它却成为了经济改善的迹象。确实，前不久在华盛顿出席春季会议的各国财长中有许多人都对此心生羡慕。在欧元区的17个成员国中，失业率高达12%而且还在不断攀升，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过去19个季度中的10个季度，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萎缩。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吗？
未来会有人（而且已经有人）撰写如何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书籍，关于原本应该救助谁、应该任由谁破产的争论会持续不休。不过，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经济体在遭受严重的金融冲击后该如何加快复苏，过去这些年教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我们很难了解情况原本可能会怎样。现在的事件尚未结束，所以没有人能知道已采取的措施将带来的最终结果。即便如此，一些初步的教训似乎还是显而易见的：
教训之一：作出正确的诊断。
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写了一本讲述金融危机史的书（其有关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的数据前不久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质疑）。他认为我们要记住的最重要事情是──“当经济衰退还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经济就会陷入长时期的缓慢增长。”
减轻失业和被驱离家园的阵痛是人道之举。然而，眼下这种衰退更像是一种慢性病。罗格夫说，如果你意识到你无法迅速走出衰退，那就需要改变对风险的计算法。这意味着你要做些短期内在政治上（很可能也在经济上）会带来阵痛的事情，比如说注销坏账，因为它们会在日后给你带来回报。罗格夫称：“这实际上关系到经济将缓慢增长五年还是15年。”然而，当第一波主要金融冲击来袭之时，美国和欧洲都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教训之二：心中存疑时，要做的更多，而不是更少。
这句话听上去轻率鲁莽，特别是考虑到此次危机就是由过度放贷、借款和冒险所引发的。然而，近期历史表明，最初的预测永远悲观不足，在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后，意外的失望总比惊喜更有可能出现。自2009年以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官员就一直对经济增长形势持过分乐观态度。
假如美联储能够让一切重来的话，它大概会更快采取更多降息、印钞和购买国债的举措。假如国会愿意配合的话，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的大多数经济顾问也会制订更多财政刺激方案。
当然，也有另一种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是财政“药方”本身而不是“剂量”出了差错。但关于“刺激越少，情况可能更好”的论点从近期历史中得不到太多支持。例如，迄今为止英国在试行财政紧缩方面的过往表现毫不出色。尽管英国央行采取了种种举措来抵消政府严厉的开支削减措施，但该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低于预期。
教训之三：金融危机关系到的是经济学，与道德无关。
在这么多人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之后，大家出现了说教的冲动：要防止造成危机的种种罪恶，惩罚作恶者，在经济上奉行节俭之道。
从长远来看，这显然是正确的。然而，在遭受巨大的金融冲击之后，如果每个人都立即同时减少债务，那经济就将一直萎靡下去。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应鼓励借款和支出，并暂时把认为这么做可能会使大家未来犯下更多罪恶的忧虑放到一边。
教训之四：关注银行。
正如本·贝南克(Ben Bernanke)在其学术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在“大萧条”时期，美联储未能认清正是垂死挣扎的银行阻塞了经济的信贷动脉，这种认识错误导致经济受创。贝南克在最近这次危机中又研究了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当时瑞典和日本双双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瑞典选择了吃猛药，它整顿银行体系，从而使经济恢复了增长。日本没有做到这一点，其经济也停滞了10年时间。在本世纪头10年，美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欧洲则没有。
美国与欧洲对银行的压力测试的对比颇具启发意义。压力测试的意义在于让市场确信，银行拥有（或者是将会被迫募集）足够的资本金来抵抗住糟糕的经济。
在美国，事实证明2009年的压力测试获得了市场的信任，政府也承诺用纳税人的钱救助无法从市场募集到所需资金的银行。欧洲的压力测试缺乏可信度，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承认政府债券的价值或许不值其面值是个棘手的事。此外，欧洲各国政府仍然没有形成为无法募集到资金的银行提供支持的令人信服的机制。
如此一来，美国的银行被普遍认为状况良好，并开始更加愿意放贷。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大银行依然被认为处境岌岌可危，它们也不愿意放贷。现在，各国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压力测试。
教训之五：也要关注借贷者。
假如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但却假装能够偿还，这对借款方和出借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这种做法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注销债务，特别是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会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美国，四分之一以上有抵押贷款的房主所负担的贷款都高于房产价值，有些经济学家呼吁对大量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或是将其抹掉一部分。但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他们都未发现这样做的回报能超过他们为此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过分的谨慎延长了房产市场的萧条，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
欧洲则不甚愿意免除欧元区外围国家（参见教训三）的债务，因为这样做会显得自己似乎是在奖励这些国家肆意挥霍。这使得欧洲银行业面临着政府所欠其债务可能无法全额偿还的风险。。这还迫使负债的政府大幅削减开支和加税，它具有引发恶性循环的风险：政府的紧缩政策加剧了衰退，衰退反过来又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上升。
教训之六：采取效果持久、随时间推移逐渐发挥作用的财政政策。
事后看来，布什政府在2008年的小规模财政刺激举措和奥巴马政府2009年刺激举措的具体措施不适于解决当时的问题。（参见教训一。）临时减税（两届政府均采取了该举措）或是为购房购车提供减免税优惠使经济得到了短暂的提振，但其效果逐渐消退，使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假如国会同意的话，更明智的刺激举措本该是没那么“及时，有针对性和临时性”的措施（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008年1月提出的解救方法），它们应该是更加“迅速、大规模和持续”的措施（萨默斯在2008年11月提出的方案）。比如说，如果当初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本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更长久的提振。
教训之七：要有退出策略并要需加以解释。
大家依然在不停地担忧形势将以悲惨结局收场，这将导致企业、消费者和政界人士束手束脚并因此伤及经济发展。大企业在继续囤积大量现金，彷佛它们正在为巨大灾难做准备一般。
政界人士则受到他们自身对赤字的抨击所累，选择了即时和时机未成熟的财政紧缩举措，因为他们无法就如何应对真正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问题是福利支出未来会不断增长。
美联储已经阐明了其退出策略，告知市场在其开始加息前会发生什么情况，它还制定出了在未来某个时候着手缩减其规模达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的计划。但是，没有人能肯定美联储会做好这件事或是具备迅速采取行动的政治勇气。
正如一个爱开玩笑之人最近所言，贝南克看到了出口，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到达出口。
（编者按：本文作者David Wessel是《华尔街日报》专栏“Capital”的专栏作家。该专栏着重分析经济状况、以及影响全球生活的其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