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领导人换届，中美关系如何顺利过渡备受各界关注。对美国而言，过渡的关键是如何正视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同时使其不对既有体系提出重大挑战；对于中国而言，过渡的关键是不落入过去新兴大国势必挑战守成大国的窠臼，导致后者的遏制围堵并最终爆发冲突。
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是两国战略界都很重视的对中美关系的新构想。日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专访，向记者解读了他对这一构想的看法。
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内容 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合作要比过去更加深入
财新记者：刚刚履新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15日在接受财新传媒专访时说，中美两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是应体现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上。然而，自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战略公布后，中国国内有些人士对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并不看好。你怎么看？亚太地区良性互动该从哪里开始？
李侃如：奥巴马政府非常想和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发展强大和积极的关系。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201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访华盛顿。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美国做了很大的努力，开始和习近平相互认识和了解。我们也极不寻常地请他去了五角大楼。目前，双方都很明确地表示要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种关系包括什么，只是有了一个大致想法，却没有具体细节。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从而减少两国间的互不信任。
我想，至少在公众层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近期到访北京是朝着这种新关系又迈进了一步。他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举行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交谈。他说，中国方面非常有想法，也很关心，并且有意愿参与到解决朝鲜问题中来。我们现在马上要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员去北京，进一步和北京接触。因此，在朝鲜问题上，双方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美中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和平与稳定，朝鲜需要去核化。克里很明确，我们需要和中国一道努力。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深化这种合作。
在亚洲，目前最迫切的安全问题是朝鲜。这是一个美中双方可以比过去合作得更好的议题。
克里访华时的第二个重大议题，是气候变化。中美双方在这个议题上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声明。两国将组建一个工作小组，这也将是今年夏天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双方都接受科学研究，我们也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有效地合作。这非常重要。
美中要在网络安全上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这个议题要在S&ED上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又非常重要。这些议题都预示着美中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都说明未来几年美中间的合作要比过去更加深入。
求解网络安全问题 在双方“共识”领域开展合作
财新记者：在网络安全方面，即使双方都承认这个问题存在，但目前似乎仅局限于口头上的争论，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未来这个问题会有多么困难？
李侃如：我想这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十分复杂。这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新领域：目前还没有在网络安全上有任何条款。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词汇来定义网络安全。比如，拿“网络攻击”这个词来说，网络攻击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如果你问6个网络专家，他们会给你至少4个不同的答案。这一现实，也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崭新程度。我们需要开始摸索这个领域，从而达成某种共识。
我的感觉是，最终国际上会就网络安全达成共识，但仅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对此，双方对彼此都有担心。历史上任何政府都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其他政府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和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会达成共识。
其次，美国政府不进入中国企业的网络，从而窃取技术和商业计划，并将此给美国企业，让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也很自信我们从来不这么做。但是，我并不确信我们从不进入中国公司的网络。
我注意到，当美国政府突然宣布要制裁某个从事非法行为的中国企业时，我们也通知中国政府这个企业在做什么，但中国政府却对此一无所知。那这就证明，我们也通过网络手段知晓这家被制裁企业的行动。
但是，美国通过网络进入公司系统，不是因为要让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而是其他原因。很难区分这是为了配合调查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还是为了自己企业提高竞争力。因此，这也很难达成共识。
但在另一些领域，谈判是可能达成共识的。比如，共同通过网络手段来打击犯罪行为：儿童色情影片、金融诈骗、洗钱和毒品交易等。我们都在共同打击这些行为上有各自的利益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另外，我们可能在网络反恐问题上合作。通过合作对非政府行为做出回应。美中双方还需要对那些破坏核心设施（如电网、水坝、交通系统等）的行为开展合作。
财新记者：这是否也说明，虽然网络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但我们刚刚将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这一问题也将在未来成为一个难题？
李侃如：绝对是这样的。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环境已经变了。互联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全球通讯的演化只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所有的社会化网络媒体，都只有五六年的历史，但是，现在它在各地都十分普及。因此，这种变化是极为壮观的，这个问题到了需要被重视的时候了。
“修正者”还是“补充者”？ 若我们用“冷战”手段处理，则会变得更加糟糕
财新记者：你刚才也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即便中美双方都没有公开地定义这种关系，但是，作为一位中美问题专家，你觉得这种关系应该包括哪些要素？
李侃如：是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目前仍只是一个缺乏内容的口号：有一个长期的抽象目标，但没有具体的议程内容。中国方面倾向先构建出理论，然后来提实际的问题；而美国的风格是先解决问题，然后再构建概念。这是两国领导层风格的不同。
我想，我们应当同时接近这两个层面，要对未来20年我们关系的本质寻找出知识框架：什么应该是可行的，以及为什么可行？如果你看美中两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共享的利益最大化？在我看来，其中包括气候变化，一系列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有更多的经济贸易问题，等等。
双方合作会让我们做得更好，而若我们用“冷战”手段处理，则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知识架构。这种知识架构的产物不是一本书，而是要将一些细节弄清楚。在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一些互不信任的议题采取主动。
财新记者：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了俄罗斯，然后又去了非洲，美国媒体各有解读。你觉得习主席想要释放出什么信号？
李侃如：毫不令人惊讶，他想在国际事务领域和大家交朋友。因此他和美国官员交谈，比如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和克里国务卿；但他也对普京和南非领导人说他们想听的话。他希望和所有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他会花一段时间来确定他的首要任务，并且开始执行。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掌管美中关系，这是邓小平时期就开始的，到现在还是如此。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最高官员级别的议题。因此，我对他说什么更加关注。
财新记者：去年这个时候我采访你时，你说“中国不是一个激进的修正主义者，而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最近“金砖国家”要成立一个金融机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有意图从现存国际体系中逐渐转移？
李侃如：我会在“修正主义”和“完全参与到现有体系，并发展出新的体系”间加以区分。
我并不认为中国想要忽视现有的国际体系，或者改变现有体系。现有的国际体系将继续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可能是现有体系的改革者。我对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外发展一些新的体系，并不感到意外。在1998年，我们曾看到《清迈倡议》，类似的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我想这反映出中国逐渐增强的能力，在操作领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能力也得以加强了。我个人的感觉是，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金砖国家”可能并不会那么团结。为什么？因为它们的产业利益并不那么相符。
现实是，在出口方面，“金砖国家”互相为竞争对手，并且有着相似的国际分工。因此，它们间的互相竞争远大于相互弥补。这有点像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得很厉害。我认为，这会是“金砖国家”关系演化中的一个因素。
长时间以来，中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这个还没有改变。它并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修正者，而是补充者，它并不会试图摧毁现存的体系。
财新记者：你怎么看北大教授王缉思提出的中国应当“西进”的提法？这个想法可行吗？
李侃如：我认为这个提法有些过于简单。我无法想象中国会不关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而转向西边，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利益是巨大的。因此，我个人最倾向于中国、美国和印度认真地坐下来谈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合作，在中亚和波斯湾地区取得稳定与和平。我更倾向于此，事实上我们也正在看到各方有这种想法的迹象，但还没有具体化。
财新记者：北美地区正在走向能源独立。这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安全方面有什么影响？
李侃如：美国将继续在安全层面有所介入。但是，我们不会保证美国在过去十年内所投入的资源。在中国的安全利益方面，中国在这一地区有很大的投资，但是，其安全是由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来保障的。你可以从阿富汗的例子中看到。
因此，随着美国和NATO在该地区的安全投入降级到仅以反恐为目的，这就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中国需要找到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作业的方式。这也将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拽入地区政治当中。这对中国来说，将具有巨大的安全影响。未来几年，这个地区还有许多未知数，包括伊朗问题。我们还得记住，沙特和海湾国家十分反对伊朗。这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复杂性根深蒂固。我们可能创造出好的结果，避免坏的结果，但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