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急速贬值，人民币快速升值，这一矛盾组合背后，是经济政策的明确指向。
2013年5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和即期汇价双双改写汇改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对美元开盘中间价为6.1811元/美元，较上一交易日大涨56个基点，就开盘中间价来看，2013年已经累计升值幅度为1.69%，而在2012年全年中间价的上涨幅度只有0.25%。
这一涨势令市场大跌眼镜，在日元大幅贬值、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币即便不贬值，也应至少维持币值稳定。可眼下，人民币涨势如虹，出乎众人预期。那么，在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选择相对坚挺，其中究竟有哪些考量，又遵循哪些逻辑？
图：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曾子颖/图）
何不步日元后尘？
如此，“货币战争”真要来了。
2013年5月22日，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接近104日元/美元，最近几日回调到102日元/美元左右。相比2012年11月初大约80日元/美元的水平，日元至今已经贬值超过20%。
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大幅贬值，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极为罕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试图以日元贬值来提振日本经济，作为亚洲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日本与周边国家多年来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和金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可以说仍是亚洲经济的核心。因此，日元的急剧贬值必将抑制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出口，这亦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刺激经济手段。
不得不说，每个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先考虑本国利益，因此针对日元快速贬值，“跟随策略”也广为流传，简而言之：日元贬值，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也随之贬值，以此对冲日元的贬值冲击。
但，如果中韩等亚洲国家迈出这一步，必然引发一轮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大战，造成更多的动荡和不安，“货币战争”真要来了，而届时，整个亚洲地区都可能陷入混乱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战场就可能从第二个主战场欧洲转移到亚洲，这样，全球经济的复苏之旅将更渺茫和遥远。
这并非危言耸听。当前，国际投机资本巴不得亚洲国家间打起“货币战争”来。中韩等亚洲国家之所以不采取跟随贬值策略，并非充大头，而是看到了其中的危机。
跟随贬值策略不可取，但是不能也不应放任日本政府日元贬值政策。中韩等国应该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充分表达对日元过快贬值的担忧，通过与日本谈判或协商，要日本清醒认识到操纵日元贬值的不利后果，约束日本不负责任的汇率政策，防止日元进一步的大幅贬值。
如此，有人会问，虽然不能采取跟随日元贬值的策略，那是否可以像2012年一样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呢？
2012年全年，就开盘中间价来说，人民币升值幅度仅为0.25%，即使按照盘中交易价，全年的最大波动幅度仅为1.15%，但是在技术层面上，这往往会被认为是紧钉住美元。
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启动之日起，中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果长期维持对美元汇率的紧钉住状态，会授人以“汇率操纵”的口实，也与我国政府当前提出的“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相符。
2013年3月20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合计101位议员再提议案，准备再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一度将人民币紧钉住美元，直到2010年6月19日重新启动汇改。当时是特殊时期，因此这一举措一开始得到了主要国家的默认，但是到了后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则逐步增加。从我国自身来说，也不得不谨慎选择时机予以退出。
以升值促转型
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33%，中国的出口比重不降反增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改革开始以来，尽管也多次强调要实现经济集约增长、强调环境保护，但事实上一直实行的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粗放式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和牺牲环境取得的，被形象地概括为“三高一资”（高成本、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
从需求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方式不仅越来越不经济，而且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根据国家统计局支出法核算的GDP，最终消费占比由2000年时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而同期资本形成则由35.3%上升到48.3%。最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2002年至2008年，我国的投资乘数平均为1.51，而2009年至2012年，下降为0.90，2012年仅为0.73，即固定投资中多投出去的1元，仅能使GDP增加0.73元。
同时，在GDP中净出口所占比重则持续在2.0%以上，2005-2008年四年均在5.0%以上，最高的2007年达到了8.8%的历史最高点。过度依赖出口，则不仅招致中国成为国际上遭受“双反”（反倾销反补贴）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成为欧美国家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借口。
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则直接对中国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发生作用，从而利于经济整体的转型。
2004年底时，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到很多来自其他部门的报告，谈论中国很多出口行业利润率很低，以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为例，当时多数观点指出：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行业必然陷入困境，工人将大批失业。
2005年7月21日，央行启动汇改并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1%。这些年以来的实际结果却是，这些行业非但没有陷入亏损和破产，出口增速反而加快，国际市场份额不降反升，多数企业通过实施产品升级，利率润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
而且，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33%，但是此间，中国的出口并未受阻。另据统计和测算，2005年时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为7.26%，到2012年则提到高11%左右。
不过整体上看，出口商品的质量仍然不高，附加价值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2012年共同开发出了“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试图更加准确地评估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传统算法以各国海关统计的出入境数据作为统计基础，而新体系仅计算一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中的真实增加值部分。
按传统算法，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为3.8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3.8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按照新算法，我国某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贸易总量仅为美国的六成左右，美国仍为第一大贸易国。
由此可见，出口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任务仍然很重，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则是可以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切在为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准备。
2013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确定：“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国际上有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是指一国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与独立的货币政策，永远无法同时兼得。
在资本进出国门尚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每一美元能换多少人民币的控制力，但央行也需要不断地印钞票购买涌入的大量外汇资金。
而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在于，汇率进入均衡状态，并放弃汇率的管制，让其充分的市场化。
试想，如果汇率存在明显的低估，则必然吸引大量资本流入，汇率会在短时间被推高，而且往往会被推到高于均衡汇率的水平，即出现所谓“超涨”；如果汇率存在明显的高估，本国资本则担心汇率水平无法持续而大量流出，汇率也会在短时间被推低，而且往往被推到低于均衡汇率的水平，即出现所谓“超跌”。无论是超涨还是超跌，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为了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市场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相对分化，即一半人看涨另一半人看跌，汇率能够相对稳定而不至于大涨或大跌，都希望在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前，本币汇率能够进入到均衡汇率水平。
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为了未来能够平稳地转变到浮动汇率阶段，当前有必要通过逐步升值的办法让人民币回归到均衡汇率状态。由于无法准确计算出均衡汇率值，官方往往采取试错法，有时会快速升值，然后维持相对稳定，看看是否达到均衡汇率水平，如果涨过了，也会向相反的方向调整，直到既无明显的升值压力也没有明显的贬值压力，即被认为进入到了均衡汇率状态。
日前，市场广为流传一份有央行背景的研究报告《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其中指出：制定并公布人民币可兑换的路线图、时间表，明确2015年末实现可兑换。
尽管外界质疑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困难重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提速，而汇率也必然要加速向均衡汇率状态回归。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国际金融问题专家，长期从事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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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伟：人民币的升值逻辑 来源：《浙江日报》
近期人民币升值成了经济界热议的话题，尤其成了“外贸口”从业者和主管者的热话题。随便翻翻网上网下的议论，占优的说法是人民币升值伤着了外贸出口。做外贸的朋友叫苦不迭。GDP对外依存度高且有些只出不进迹象的地区官员怨气也不小，而贴着这两拨人或机构的专家们，更是火上浇油，说这样升值会导致经济衰退，进而引发失业乃至社会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乍一看，这一次升值确有些“逆势而动”的迹象。就时下国内外经济情势与走势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似乎并不大，尤其是对全球最大储备货币美元的升值压力不算太大。至少有三个视点可找到相关证据：第一个可称做“美国因素”视点。美国向来是人民币升值的积极施压者。但近期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在走稳，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也在缩小。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1季度美国GDP增长了2.5%，货物贸易赤字减少了9%。一般情形下 ，如若美国经济增速提升，货物贸易赤字减少，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好斗”情绪会减弱，施压会暂缓。
第二个是发达国家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远期预期效应。金融“后危机”以来，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竞相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经济系统注入了巨量的货币。故而财经界的占优预期是，这将埋下未来货币竞相贬值的隐患，有一天全球范围内将可能发生一场竞争性货币贬值。就这个视点看，人民币有过早升值之虞。
第三个是人民币国内购买力下降视点。虽然断言人民币在“外升内贬”有些夸张，但经过上两轮高通货膨胀，外加国内消费环境的恶化，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确已大打折扣了，不说房价，单是有些消费品的价格都已高过美国。就这三个视点来看，人民币确有些逆势升值的迹象。唯一的“顺势”因素，是贸易顺差。但2013年1季度5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顺差，和以往多年相比并不算多！
何以人民币逆势升值？ 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逼出这种无奈选择的因素，既有浅表性的又有深层的。
浅表性因素当首推两个：一个是还在增长着的过多外汇储备；另一个是国内通胀压力。前者是个很现实的尴尬。外汇储备已经很多了，还在有增无减。最新数据是，截至2013年1季度，中国外汇储备3.44万亿美元，几乎要赶上全年进出口总额（2012年3.88万亿美元），相当于23个月的进口外汇需求。作为一个距离发达经济门槛尚远的经济体，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普遍实施超低利率的背景下，保持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显然是愚蠢的。当务之急是及早消化掉多余的外汇储备，以便减少贸易福利的外化与流失。后者是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威胁。虽然CPI暂时压在2左右，但谁都清楚，政府行政干预稍有懈怠，立马会反弹的。借助本币升值抑制出口刺激进口，无疑会达到一石二鸟的目标。
深层的因素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延宕。转变增长方式说了多年，迄今进展不大。但委实不能再拖了。客观地来看，此次人民币升值，多半反映了高级决策层的一种决心与信心，借助人民币升值，加速增长方式的转换。
我们知道，转变增长方式有两根支柱：一根是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由此前形成的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搭配的“三驾马车”，变为消费、投资、出口齐头并进的“三驾马车”。反金融危机刺激政策的“行为表象”无疑是，指望在不减弱投资与出口增速的情形下启动消费，现在决策者显然认识到，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战略是很难奏效的，弄不好会两耽。必须痛下决心，先让投资和出口略微减速，才有可能给消费以加速的机会！
另一根支柱是产业升级。论及产业升级，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高技术、高附加值。可有多少人想过，如若将许多供出口的产品扩大到国内市场，也不是一种升级吗？别的不说，单说山东那些供出口和内销蔬菜的农残差异，就存在巨大的升级空间。说明白点，如若把供内销的蔬菜标准与供出口的蔬菜标准拉齐，对于后者不也是一种升级？然而何以拉齐？以前人们容易想到的是行政监管，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许多企业不愿意做内贸。如果这样设想，把外销蔬菜的收益降下来，把内销的收益提上去，不是一种更容易的杠杆？
上述视点来看，人民币逆势升值并非绝对的坏事，或将起到某种“杠杆效应”，加速转变增长方式。但对于外贸口的朋友，我还想说一句，如果以前做外贸感觉还不错，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有赚头，那么接下去多半要过紧日子了。这事儿用经济学的行话说，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
赵伟系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