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南亚小国，新加坡独立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既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福祉提高，又将本国发展同域内外大国在本地区利益深度融合，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
经济外交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二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本组织）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归结起来，经济外交可理解为国家将经济力量作为手段或目标而采取的外交行为，其主要内容是实施“商品、服务、投资和官方援助相关的生产、移动和交换政策”。新加坡在建国后的各个时期，都重视利用经济外交实现政治安全目标。其主要做法是：
（一）利用本国优势广泛吸引外国投入
新加坡非常善于打造并综合利用本国优势，为推动经济外交创造有利条件。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要道，地理位置优越。独立之初，新加坡游说各国，将其地理环境上升为事关各国发展的战略筹码，吸引各方关注和投入。如新加坡对日本强调，如果“新同印尼和马来西亚等沿岸国家站在一起，（日本）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面对收费人员时可能会有麻烦”。以此为筹码，新加坡最终将自己发展为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生产和转运的重要枢纽。对欧洲，新加坡宣称自己是自由航行的捍卫者，是欧洲企业拓展在东南亚和亚洲业务的宝贵“垫脚石”，推动德国、荷兰等将其作为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
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和灵活外交手段，到2000年新加坡已吸收了超过7000家跨国公司投资，其中约5000家将新加坡作为其在东南亚的生产和服务基地。新加坡的人口以华人为主，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成为其另一大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新开始加强同中国接触。新方强调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理解，表示可以帮助中方更迅速融入国际社会，同中国合作开展了包括中新苏州工业园在内的重大项目。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和对外经济合作需求不断上升，新方开始积极推动中国公司到新加坡上市。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达84家，占新加坡市场中海外上市公司总数的40%，总额超过80亿人民币（约16亿新元）。到2011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增至14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8.89%，总市值达260亿新元（约1220亿人民币）。同时，新方对外宣传其熟悉中国市场和商业环境，对协助其他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有独到优势，其对中国的分析受到很多国家重视。
（二）密切同邻国的利益联系
新加坡是东盟创始成员，视东盟为其经济发展和拓展外交影响的战略依托，积极推动东盟开展多形式经济合作。新加坡于80年代初首先提出地区化主张，建立了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组成的“增长三角”，并于90年代初致力于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对新加坡而言，东盟不断加强经济联系，开拓内部市场，不仅有利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新加坡获得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强化其与东盟各国的利益联系，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多年来，新加坡一直通过工业园、双边投资并购等多种方式，建立起与邻国间的多形式利益捆绑关系，使邻国将发展与新加坡关系作为优先事项。
新加坡地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大强邻之间，尤其重视通过经济外交密切同两国关系。以新马关系为例，虽然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纠纷两国关系时有风波，但经贸依存度却日趋紧密。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在东盟内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仅在2004年，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公司（Tamasek）斥资4.2亿美元收购了马来西亚电信公司5%的股份；淡马锡控股的丰树资产管理公司（MapletreeCapitalManagement）投资1.3亿美元，同马来西亚第二大金融集团联昌国际（CIMB）合作成立了马来西亚首家合资房地产基金。该年底，淡马锡还购买了马种植（MalaysianPlantationsBhd）和安联银行（AllianceBank）各15%股份。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开展的一系列密集投资，显示了新加坡加强同马来西亚利益联系的意图。
（三）实施大国平衡战略
独立之初，新加坡即认为，没有美国“和英国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走上前线，新加坡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就无足轻重”。70年代初新加坡领导人访问苏联时，表示新加坡相关维修设施是以商业形式提供美国使用，对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开放。苏联提出要使用原英国海军船坞时，新加坡通报英国，英国则同美国协调。当美方表示关切并要求新方澄清时，新方称此举是为了让英美保持在东南亚存在，认为苏联此举给了新方“一张牌”，因为“美第七舰队让新方更容易发展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2003年5月，新加坡同美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新加坡表示，该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缺少美国的东亚区域合作将“逐渐被一个国家主导”，“减少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呼吸空间”。新方在公开表态虽没有指名道姓，但各方普遍认为，其暗指中国在东亚一家独大，需要美国进行牵制。同期，新加坡不断加强同中国各领域合作，鼓励企业向中国投资并表示要“加紧制订一套中国策略，把握时机，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2004年新成为中国的第七大投资来源地。2011年新加坡对华投资63.28亿美元，跃升为中国第四大投资来源。
（四）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特别是双边自贸区建设
新加坡早在1973年即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并成为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创建时的正式成员，一直积极推进各成员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出了不少重要主张，树立了其大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形象。随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代表的小范围自贸机制迅速发展，新加坡开展大力推动双边自贸外交。截至2012年4月，新加坡共签署了18份地区和双边自贸协定，涉及24个国家，成为全球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
新加坡推动双边自贸协定主要采取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策略。新西兰是新加坡首个双边自贸谈判对象。新加坡几乎不存在农业问题，新西兰则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两国双边贸易额占彼此总贸易量份额较低，即使相互全面开放市场也不会对本国经济形成冲击，是开展双边自贸“实验”的理想伙伴。新加坡与新西兰谈判可积累经验，并在相关协议中写入于己有利内容，树立样板。如，新加坡大量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要使这些企业的产品享受自贸区便利，必须在谈判自贸区原产地规则时为其创造条件。为此，新加坡在与新西兰自贸协定中
引入了“外包生产”（OP）概念，同意“产品的部分生产流程可以外包给邻国”。这实际上“承认了商品全部生产链的各个阶段都是新加坡制造”，并成为新加坡与新西兰自贸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强化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商业枢纽地位。在此后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中，新方均以此确定原产地规则，确定了新方在双边自贸区谈判中的主动地位。
新加坡在推动双边自贸协定过程中，将美国作为重要对象。2003年5月签署的《新美自贸协定》涉及金融服务、电信、电子商务、投资、竞争、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劳工、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覆盖面极其广泛，对提升双方经济关系效果显著。协定生效后第一年，美国对新加坡出口较前增加18%，与美国对法国出口相当，新加坡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顺差国；新加坡对美出口增幅虽仅为1.3%，但作为其经济增长关键领域的制造业出口却增加了6.4%，结束了连续三年下滑局面。截止到2011年，新美双边贸易增长59%，新美贸易占美向东盟10国总出口总额的40%，新成为美第11大出口国。
经济外交是新加坡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新加坡人口仅500多万，面积700多平方公里，地窄人稠，既无战略纵深，也无自然资源，甚至连供水都要依赖马来西亚，且由于种族问题，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两大邻国有较多历史恩怨。因此，新加坡一直推动密切同各国特别是域外大国的经济联系，增强其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强调，无论是1965年建国之初寻求国际社会承认，还是后期治国理政促进国家稳步发展，新加坡始终将“求生存”作为基本理念。为此，新加坡独立之初除了强军重武，大力采购先进军备，实施全民国防外，还积极开展经济外交，遍访欧美等发达国家，争取当时仍被很多国家视为“帝国主义剥削工具”的大型跨国公司赴新投资，力求拉入、留住和强化大国在本地区的存在。经过努力，新加坡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在经济发展局统筹协调下，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对外经济合作机制，采取了吸引外资一站式做法，成功争取了大量海外投资，密切了新加坡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投资国的经济联系，维护了新加坡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经济外交是新加坡维持本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新加坡是外向型经济，贸易量是其经济总量的2至3倍，经济增长的70%来源于外部需求。在独立之前，新加坡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转口贸易与英国驻军开支。独立后，新经济则依靠海外投资与加工制造，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对外部界经济走势高度敏感。确保与投资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良好关系是新加坡经济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新加坡“有城市无农村，有中央无地方”，不涉及发达国家极敏感的农业领域，有开展经济外交特别是推动自贸谈判的先天优势。
经济外交是新加坡拓展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新加坡国小力微，根据其独特国情及各时期发展的不同需要，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密切同各国联系，确保其发展利益并增强自身影响力。独立之初，新加坡经济外交重点是招商引资，将吸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资金和投入作为重点。为此，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强调其价值，并表示“美国公司最初来到东南亚建厂是为了支持在越南的美军，然后继续修建了与战争没有关系的工厂，并将产品返销回美国”，这成为包拓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实现工业化的发动机，新加坡借此增强在美等发达国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新加坡于1999年底开始推动双边自贸区，2000年同新西兰签署了“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成为新加坡达成的首个双边自贸协定。这不仅开启了新加坡推进双边自贸区的进程，也使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最早推动双边自贸区的成员，其谈判举措和成果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为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后期推动双边自贸提供了借鉴，提升了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2003年5月新加坡同美国最终达成《新美自贸协定》，被新美双方均视作双边自贸谈判协定的样板，提升了新加坡在美亚太地区战略布局中地位和作用。
三、成功经验
新加坡通过大力推动经济外交，同各主要国家构建密切的经贸联系网络，为促进本国发展，拓展国际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推动经济外交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
（一）战略设计上，综合利用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投资环境和政府管理
水平等本国各种有利条件，形成开展经济外交的综合优势。新加坡资源有限，但善于根据对方关切突出自身优势，实现谈判目标。如新加坡在同美方谈判双边自贸协定的过程中，反复向美方强调，新加坡既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对美投资国，同新方签署自贸协定既有利于美在新的大量跨国公司，更有利于美吸收新方投资。美方对此予以认可，并做出了较翔实统计。美方表示，美新贸易多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跨国公司间内部贸易，美在新制造业投资占其东南亚总投资的60%，美对新出口的40%均由在新的美国公司购买，因此美将首先从达成双边自贸协定，实施减税后受益。美行政部门在推动国会批准自贸协定时，曾多次援引上述情况，确保协定最终获得批准。
同时，新加坡在东盟内积极宣传同美国签署自贸区的积极意义，强调新此举旨在锁定美方在东南亚存在，吸引更多美方投资，为维护东南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加坡示范下，马来西亚、泰国均陆续启动了与美国双边自贸区谈判进程。美方反过来也更加重视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协调作用。
（二）坚持大国平衡战略，利用、渲染甚至制造大国矛盾以保证其多处得利。
靠大国、搞平衡、谋实利，是新加坡一贯的外交方针。新加坡特别重视美国作用，将其视为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维护东南亚稳定的最重要的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时，新加坡反复向美渲染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将“主导”东南亚的言论，同时利用自身与美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坚定美将其作为东南亚自贸协定样板国家的决心。新方向美方表示，“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会满足于对其不利的既有格局，而美方作为卓越的全球大国，要维护现有秩序”，因此，美方签署美新自贸协定，加强同亚洲的接触是平衡中国的“关键”，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的组合能够做到这一点”，继续将自己塑造为美辐射东南亚、接触全亚洲的重要立足点。针对美方关切，新加坡在突出中国威胁的同时，还宣称东南亚国家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升的影响，强调新加坡在应对东南亚“政治化伊斯兰”方面有重要作用。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增强新加坡于美的价值，确保美国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长期存在。
（三）统筹规划国内改革与经济外交，针对经济外交需要提前部署国内重点领域改革，同时将推进相关改革的力度和措施变为经济外交筹码，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
新加坡在推进双边自贸谈判时，注重将国内经济改革与双边自贸谈判相结合。在本世纪初，新加坡在银行、保险、法律服务、电信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准备同美双边自贸协定奠定了较好基础。新加坡金融监管局于1999年宣布取消对本地银行的40%外资投资入股限制，并撤消外资持有本地保险公司股权不得超过49%的规定。在后期谈判过程中，新美一度在资本管制问题上陷入僵局。美方坚称在其同45个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中，资金自由转移均是不可谈判的原则。新方鉴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坚持政府须对资本予以适当管制。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立场均做出了调整。协议第15条第7款规定，“双方均允许所有与投资相关的资本应自由转移，在进出入双方领土时不应受到迟滞”。但在协议附件中，新加坡保留了对资本进行管制的权力，但对管制期进行了限制，且承诺如管制期超过一年并严重影响资金运转，美投资者可以起诉并要求新加坡赔偿。新加坡在资本监管问题上一方面照顾了美方关切，同时保留了与新加坡主权相关的政府监管权力，较好实现了在重点领域改革进程中内外统筹、协调并进的目标。
（四）善于创新。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最发达国家，在组建高效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均做出了很多颇具特色的创新，取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向，新加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建立起了各种跨区域机制。新加坡于1992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倡议成立亚欧会议，1998年发起东亚-拉美论坛。新加坡上述倡议推动了各方加强同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接触，争取其在亚洲格局转换中的有利地位，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总的来看，新加坡开展经济外交是其结合现实国情和发展需要采取的重要举措，是其从战略上“求生存”的手段，是其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合而为一，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行设计并执行的重要策略。新加坡在开展经济外交的过程中，坚持用足优势和内外统筹，坚持大国平衡并经营周边，综合调动各种资源，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引导投资方向，为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