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周边和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动，地区格局加速演变。在“中美共治”提议似乎烟消云散之际，中美协调(C2)新概念正在崛起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太地缘政治趋向两强的局面似乎渐近现实。这一格局的发展趋势不容忽视，应当抓住时机，分析其变化特点，为当前与未来目标之间的路径选择、为建立周边利益共同体目标进行战略谋划。本文将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变动中的亚太格局特征、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周边战略。
一、地缘空间的三大变化与四项新特征
就研究对象而言，地缘政治分析工具在确认国家、邻国及其周边地区的领土辖区概念时，对象实体及位置基本上是给定的、不变的。但是，地缘政治空间不可能静止不动，而是变化不定，甚至是变化万千的。同十年前相比，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出现了大变革、大调整情景。中国崛起和美国重新布点引致亚太地缘空间出现三大变化。
其一，中国的经济实力改变了亚太地缘经济环境，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和重组现象。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40%，2020年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中国对亚太经济的重要性最近150年以来未曾有过，“经济上靠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地区口头禅，形成了以中国为驱动力的亚洲地缘经济格局，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版图。
其二，中国政治影响力变化，冲击着周边广大地区，覆盖了周边30多亿人口。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邻国政治关系稳定发展，相互之间基本完成了陆地边界划界工作，14个陆上邻国及22000公里陆地边界中，仅印度、不丹两国陆界尚未划定，中国长期面临的陆上安全威胁得以缓解。尽管海上边界尚未划定，但是所有这些海上国家，无论是友好的、中立的，还是敌对的，现在都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引发的政治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上的任何举动，犹如水中涟漪，一经激发，迅速向周边扩散。其辐射影响力，至少波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总人口达30亿人之多，全球几乎一半人口同中国共命运。这种地缘政治场景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然而，这一切无不同剧烈震荡的地缘政治空间变动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其三，中国军事实力提升与美国战略重新布点，使周边地缘政治生态和安全空间出现新变化。在亚太地缘安全环境中，中国海、空军正在扩大其活动空间。中国“辽宁号”航母下水，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实现“核打击能力”；中国开发出新型反舰导弹，给第一岛链内外的美国及其盟国军队造成威慑。未来几年中国军费开支将保持在年度千亿美元以上水平，世界上除了美国没有国家可以匹配。或许，在亚太乃至全球，也仅有中美两家有能力持续保持如此高昂的军事投入。美国因此正在推行再平衡战略。地区安全格局处于重组之中。
图：中国航母“辽宁”号
概言之，尽管国家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国家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空间则是变动的。较之解放初期的周边环境，现在中国周边地缘空间的内涵及其特征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归纳为四大新特征，从中也可窥视未来的发展趋势。
1.亚太地缘经济版图呈现双轨竞争格局。
随着中国在东亚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成为日韩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第一出口对象国，中国在东亚地区“10+1”、“10+3”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对此，美国片面认为中国正在排挤美国，中国要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建立自己的势力圈。于是，美国布什政府于2008年决定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推动这一协定。到2012年12月，TPP扩容谈判共进行了15轮，队伍扩大到11个国家。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出现了美国主导的TPP，及由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亚经济合作双轨竞争格局。尽管也有人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启动后，亚洲合作进程又出现了新变数。
2.地缘安全空间呈现中美竞争性低度合作走向。
美国依然是全球和亚太军事强国，它通过强化既有的军事同盟、发展新安全伙伴来应对亚太地缘格局变动，平衡中国崛起。中国没有塑造安全同盟的战略需求。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内涵，是中国外交和安全的既定政策。中美有竞争，但不是对抗，双方必要时启动相关机制来化解冲突。中美两军关系目前改善至“历史性”水平[2]。这些至少表明，中美在安全领域呈现低度合作走向。这对未来地缘安全空间变动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地缘政治空间变动凸现发展模式之争[3]。
这种竞争和博弈将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深远的地缘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发展模式强调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稳定和人权的适当平衡，对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构成有力挑战[4]。中国模式成为地区和国际发展的范式之辩，至少反映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现状和走向。
4.新技术是亚太地缘空间变动的原动力。
技术作为文化要素是当代地缘政治空间竞争和变化的强大推动力。20世纪初以来，地缘安全领域经历了工业化时代、核子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演进。在信息技术时代，国家在网络竞争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占领地缘政治空间制高点的重要指标[5]。信息流可以自由进出国家边界，上达太空，深及海底。技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维护或争夺地缘霸权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精准无误地击落太空卫星，中国的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对接，中国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现“神舟翱翔太空，蛟龙深潜海底”的壮观景象，使中国在太空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打破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鉴于此，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隐性武器，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维护和反对地缘霸权的基本手段，成为地缘政治和安全空间移动、合并或分散的“推手”。美国现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再也不能压制中国崛起。新技术赶超和竞争已经无庸置疑地成为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源动力。
总之，中国在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同时加强同周边国家政治和安全合作，有利于中国扩大其周边地缘政治空间的活动余地，削弱美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其发展趋势是，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向中美两强共存新格局演变。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发展的逻辑使然，任何人的意志无法阻挡。纵观历史长河变迁，任何强国对地区和国际格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当前这种乱局对中国不利。但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确信，惟有中国才是变局中的主角，中国正在改变东亚及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
二、走向遏制对抗还是竞争合作格局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主要指当前国际各种力量的互动状态。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所拥有的实力，以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这种稳定状态是暂时的，非均衡性则是绝对的。非均衡力量通过博弈和竞争实现国际和地区局势的稳定，以使各方利益得以实现或满足。这个过程可能是遏制甚至是热战，也可能是协调博弈。不过，竞争性合作，则是实现均衡或者稳定状态的阶段性目标。
（一）遏制性对抗格局成为辩论的焦点
在上文对亚太地区格局变动要素进行分析之后，人们发现相关变量发生了变异，力量变动成为格局演变的基本指引。这种变动不利于守成的大国。维持现状，确保现有格局和秩序不变，有利于守成大国及其同盟伙伴，有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利于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及其利益诉求。因此，新兴大国崛起引发的地缘环境变化，撼动了地区格局和秩序，出现了相关力量之间的互动。
美国针对亚太地缘环境变化以及地区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各种战略予以应对。其中，美国对华是否应实施遏制战略，成为美国政治激辩的焦点。在美国2012年总统大选中落败的罗姆尼是遏制主张的代表。澳大利亚有学者之前还担心，如果罗姆尼当选，将迫使澳大利亚跟进美国的对华遏制圈，虽然利弊兼有，但是澳经济将遭遇灾难[6]。另有澳学者主张，对中国可以推行有限的遏制战略，对华遏制要适度[7]。在日本及东南亚，不少人也都支持美国对华实施遏制战略。而在中国国内，有的学者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认定美国对中国已经推行遏制政策了。
概言之，遏制论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现有的军事优势及其硬实力，对中国实施全面的遏制战略，在中国羽毛丰满前加以绞杀，否则在中国长成铜筋铁骨时就会无从下手。有的则说得更加干脆，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重组中绝不能让中国成为主角[8]。
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的产物，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双方采用的冷对抗手段。美国遏制战略起源于凯南的“8000字电报”，及其发表的“X先生文章”。凯南提出对苏遏制政策的理由是：第一，苏美两国意识形态迥异，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苏东集团威胁西方的政治制度。第二，苏东集团威胁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必须先下手为强，全面扼杀苏东集团。第三，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强迫苏联改变行为方式，否则，遏制不可能停止。
毋庸置疑，遏制是一种极端的战略。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针对美国推行同样的极端政策，终于形成了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概括而言，遏制战略是在全球层面上对一个国家及其集团实施的对抗手段，遏制是全面的，而不是部分的。也就是说，要么实施遏制，要么解除遏制，不存在任何中间状态的遏制，或者“适度遏制”，也不存在某个领域遏制，而另一个领域放开。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推行遏制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至上的国家战略，不仅以体现美国及西方集团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也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守护者们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至上和传教士派风格。也正因为此，遏制战略的对抗性趋向更加明显。在冷战时期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本质上都是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名进行的。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是否会回归冷战时代的遏制对抗格局呢？
（二）遏制战略的生成条件不存在
亚太地区现在不存在冷战时期酝酿、生成遏制战略的极端条件。
首先，无意识形态之争。198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特点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而是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制定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及其在外交上采取的主动行动，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现在，中国经济上去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继续推行，中国党和政府的总任务就是“攻坚克难，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9]，中国既无挑战霸权之意，也无摆脱现存国际秩序另起炉灶的要求，更没有策划战争的意图。
在地区问题上，中国坚持通过渐进的合理方式改善国际体制和地区合作架构。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不是带有帝国野心的“强国崛起”。中国军力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已经具有打破霸权的可能，但是中国强调，依靠军事能力不是保障和平的途径，中国绝不走帝国主义老路。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主张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以求实现普遍性的持久和平、永久安全。中国不是历史上充满侵略性的新型大国，而是以“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美国失去了制定对华遏制战略的价值观基础。
其次，中国没有威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取得的伟大成就，靠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靠13亿人民的智慧、奋斗和牺牲精神，而且，中国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给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威胁，反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凯南“8000字电文”有关遏制苏联的核心理由，即苏联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当代中国根本不存在。
再次，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搞军事对抗。经济合作、相扶相容是当代亚太地区的基本特色，也是这个地区共存共荣的发展基础。在中国，有关世界是一个市场的理论和思想，取代了冷战时期的两个世界、两种市场的理论，成为中国面向亚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理论支撑。现在，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贸的重要依托，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70%是在亚太地区展开，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70%来自这个地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对象也是在这里。2003年以来，中国开展的地域外交、领域外交，也是首先从亚太地区着手进行。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周边国家同样如此，日本和韩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出口市场是在中国。中国同东盟2010年1月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来，双边贸易量以40%速率递增，2011年贸易总量达到3600亿美元，为历史之最。印度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快速发展，从十年前的几十亿美元贸易额，2011年达到700多亿美元。现在，周边国家谁都不愿意关闭经济交流大门，互利共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基本共识。这些国家不愿意加入对华遏制梯队，对华遏制只能成为无人应答的山谷空响。
最后，美中经济相互依赖，这动摇了遏制战略的生成基础。中美双边贸易已接近5000亿美元的水平，仅凭这一项指标，足可以让美国在制订遏制对抗政策时，三思再三思。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1220亿美元，较之前年翻番，美国政府的对外出口倍增计划首先表现在美中贸易之中。如果两者之间有什么龃龉的话，那么也就是市场竞争与和平竞赛。美国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中美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交织及其密集程度胜过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该首先在地区治理上有所作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是中国外交布局的优先顺序，美中关系既是大国关系，又是周边特殊的地域邻国关系。中美经济频繁互动史无前例。美国人很清楚，美国的经济恢复和繁荣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中国的经济繁荣。倘若中美之间发生灾难性对抗，不仅会重创中国经济，也会重创美国经济，并且成为地区灾难。因此，搞遏制战略，不仅是双输，也使整个地缘经济崩溃。
（三）竞争性合作应该成为选择方案
美国和西方国家因其思维定势所致，不易理解迅速崛起的中国及其强调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和谐世界理念。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国家无法理解新兴大国深厚的文化历史及其追求和平的哲学理念，即中国发展道路5000年“路径依赖”的事实[10]。这或许需要时间，慢慢地教，慢慢地学。美国在不知道如何有效应对现实的时候，也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强调：美国战略转移不针对中国，美国建立亚洲导弹防御体系不针对中国，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搞军事演习也不针对中国。
不管美国是言而有信，抑或是言而无信。美国应该明白的是，采用遏制战略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也不可复制。美国没有实施对抗性遏制战略的理论依据，中国没有威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亚太地区更没有提供遏制战略可以生成的环境。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倍感棘手，变得缩手无策。究其原因，美国作为全球性超级强国，使用遏制政策的时候往往是从全球的视角看待共产主义运动。在美苏两极对抗格局时期，强国势力范围明确。于是，苏联发出的任何进攻性信号，美国都是从全球的视角和高度来看待的。苏联在非洲安哥拉或者在东南亚越南的战略布点，美国都认为是在蚕食甚至进攻自己的全球势力范围，从而纠集盟国，应对所谓的全球问题，设法逼迫对手退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使用全球方法应对恐怖主义势力，效果不佳，根本原因是，传统方法不适宜对付国际体系中出现的这种非政府行为体。美国现今的盟国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于是有一段时间竟然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之争的怪现象。美国也不得不设法借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美国在新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的时候无从下手，其症结在于中国不搞霸权，不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成员。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美国曾经以接触加对冲的办法对付中国，2005年后美国基本上确认中国的崛起已经无可撼动，于是又有了“责任论”和“再保障”的说法，试图借此整合中国。现在，在中国崛起已经撬动地区格局的时候，美国设法改变方式应对地区格局变动。
美国决定采用竞争性区域方法应对亚太地缘环境变化和区域国际格局的变动。美国的区域方法起始于奥巴马上台不久提出的“回归东南亚”，2010年则由希拉里国务卿明确提出区域论。希拉里认为，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不同地区问题有关”，应该摆脱传统上一贯采用的全球性做法，用区域方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要到“新兴大国的势力范围中心去寻求解决办法”[11]。
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区域方法聚焦于领域外交，即经济外交、安全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在经济领域，美国把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介入”亚太、抗衡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途径。美国积极参与TPP，旨在获得制订新规则的主动权，掌控正在到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同时也要扩大出口，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美国近期目标就是阻止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机制[12]。在安全领域，美国“重返亚太”，首先从军事部署入手。美国起初强调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常驻军人”，到提出“再平衡战略”时则提出把60%的美国军事力量转移亚太[13]。美国增兵澳大利亚是其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向亚太地区增加兵力，最近甚至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似乎令人感受到了冷战之风日益强烈。美国这一切举动也加剧了地区安全的紧张氛围，让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由于本地区根本不存在两极对立的势力范围，中国事实上也已经融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国际机制之中，一些中小国家因此出现的困惑和担忧不无道理。美国给这些国家制造压力，不过压力再大，也不可能硬拉它们参与重建“围堵中国”的工程。
美国在外交领域侈谈美式价值观，其实，这是美历届政府的老生常谈。防务、经济发展和民主，三者之间存在联系，也是希拉里竭力主张的所谓“3D”思想。必须认识的是，所谓价值观外交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如果美国试图重新撑起这面旗子来搞遏制战略，显然已经过时，在中国周边找不到市场。亚洲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各国利益高度融合。本地区各国人民希望，国家间关系发展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希望在多种文明的现实面前相互包容、相互共存、共同发展。因此美国试图推行价值观外交，借机搞变相遏制和对抗，不是亚洲的出路，也不会成功。
亚洲的出路就是走合作之路，而不是搞对抗遏制。东亚合作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希拉里提出的领域外交，其实都是地区格局变化时期可以推进合作的重要领域。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立足点在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茂物目标，无论东亚合作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都是APEC框架下的合作领域。在亚洲，合作应该适应亚洲的特点，发挥各方积极性，而不是把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方的意愿之上。现在的合作态势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已有的多种对话和多个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2012年11月18日东盟第21届领导人会议决定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RCEP）。这些机制（包括TPP）只有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有协商统一的可能。这个过程应该是协商的过程，竞争的过程，和平竞赛的过程，优势互补，寻求利益最大化。
在安全领域，美国依然是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者，美国的强势来自于军力优势和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双边同盟体系。由于地缘安全格局的变动，中美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空间同样存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者合作空间是广泛的。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问题不是美国军力存在多或者少，而是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军力增长，因此恐惧中国以军事手段构建势力范围。其实，这是美国以其自身践行的历史轨迹来看待中国发展。美国不是在成为“经济巨人”之后，就使用武力干涉古巴、支持哥伦比亚叛乱的吗？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在西半球实施了30余次的武装干涉，或者是为了解决领土争端，或者驱逐那些美国认为无法接受的政府领导人[14]。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问题不是中国军力和现代化程度怎么样，而是中国军力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的军事行动，这本身就是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军事力量合作的突出表现。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还很大。这些合作不应该是无原则的合并，而是在遵约基础上的协作关系；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任意要求，甚至蛮横强求，而应该是相互尊重前提下的竞争与协调。这种合作应是竞争性合作的先导，创建竞争性合作的地区国际格局，为建立全球竞争性合作的国际格局打下基础。
三、中国亟须制定周边战略大框架
中国和美国正在地区格局的变动中发挥作用，两国应该进行协调，有事情要协商，而不是相互遏制和对抗。合作中存在竞争，竞争中有合作，这就是竞争性合作，杜绝战争，共同创新历史。为此，中国亟须制定周边战略大框架。
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走的是一条开放包容的路线，把美国看成是学习的对象，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邓小平亲自出访美国，考察美国领先的科学园区、引进美国的设备和资金。中国同美国存在矛盾和摩擦，但是，中国在那个意识形态依然很强的时代，仍然同美国大搞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的技术转让许可。中国学习美国，不是一味顺从，也主张竞争。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在竞争与合作中求得双边关系的稳定，争取平衡发展。这种竞争有时很尖锐，甚至可以使用斗争来描述，但“斗而不破”，为推进中美关系、维护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当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将自己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中国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5]。这在中美两国相继进行了领导层更替后，为推动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政策基础，中美更应该在地区治理、在地区格局的调整进程中积极有所作为。为此，笔者试对制定周边外交战略框架提出如下思考：
思考一，在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16]。这是基于地缘空间或地缘板块位置来思考中国周边战略。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都在这个地区，中国必须拥有友好的、稳定的、和平的周边地区，才能确保中国利益的实现和完整无损。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怕事”，更要注意“不惹事”，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决不损害周边国家的利益，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气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应在保障周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收获中国的利益。
思考二，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实现途径，原则上应该是双边功能性合作起步，逐步深化，推进多边合作，关键是促进建立有利于利益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地区机制。这种方式是我们常用的先易后难、先双边后多边、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周边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深远，即使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经过历史浪潮的冲刷，也锻炼出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种文明，文明多样性特别显著。所以，“包容互鉴”是要在处理周边国家间关系中必须弘扬的精神。由于多种文明共存，共同体建设可以考虑先易后难的方式，从双边做起，持久而认真地将其推进。在深化的过程中，条件成熟时可以由双边向三边甚至更多边合作展开，促进建立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地区机制。
思考三，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建设可以考虑吸收东亚国家已经确立的东亚共同体概念中的积极因素。2002年东盟“10+3”领导人会议确立的东亚共同体方向，从建立经济共同体起步，再扩展到其他领域，这个总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可以为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2015年东盟共同体成立，中国应该提前谋划2015年之后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
思考四，利益共同体的实现有赖于中国能否真正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调整周边外交战略，其重大转型起步于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注重经营地区间国家关系，坚持以外交方式解决海上岛屿争议。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还给东南亚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金融支持，这些都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构建周边利益共同体的进程中，更要承担重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我们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思想和政策上要有长期的“惠及周边”战略。睦邻需要通过长期的善意表现，才能彻底根除一些人的疑心生暗鬼心理。要从对方的立场和视角来思考问题，为其提供服务，使对方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他们想到的，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国。到这个时候，利益共同体也就如期可抵了。中国要进一步开放市场，不仅是让东盟国家获利受益，而且也要让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广泛周边经济体获利受益。如果周边国家在同我交往中觉得无利可图，它们不可能同我共建利益共同体。
思考五，建设周边利益共同体在模式应用上，可以采用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未必强调中国道路，可以在协作过程中同周边国家探讨。一开始就设定一种模式不是成功的办法，历史上有过教训。美日和东盟等作为中国的大周边邻居，中国应有包容之心，它们的有些思想和政策也有借鉴之处。中国在当前国际格局演变过程中主张利益共同体建设，不必拘泥于已经有过的地区合作模式，应该创新道路，推进具有中国色彩的利益共同体。
注释：
[1]林跃勤，周文主编：《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Kevin Baron，“China carrier not worrying Pacific commander，yet”，Thursday，December 6，available at http：//e-ring.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12/06/china_carrier_not_worrying_pacific_commander_yet
[3]中国学界1990年代后期开始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议题，并引发国际关注至今。
[4]俞正梁：“试论中国外交新政的国际战略环境”，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3页。
[5]Philip E.Steinberg. “A Review 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in Taylor and Francis，Ltd，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91，No.1，pp.219-220.
[6]Andrew O’Neil，“The US Alliance：Fear of entrapment”，available at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2/07/05/anzus-australia-america-china-entrapment.aspx
[7]Robert Ayson，“We are containing China，just a bit”，available at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2/07/09/Whisper-it-We-are-containing-China-a-bit.aspx
[8]Paul Dibb：Why I Disagree With Hugh White on China’s Rise，in The Australian，August 13，2012，p.12.
[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第一版。
[10]乐玉成：“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十点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4页。
[11]Hillary Clinton，“New American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peech，delivered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Washington DC on September 8，2010。
[12]C.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Schott，“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January 25，2010，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vailable at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1482.
[13]Leon Panetta，“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Speech to the 11th IISS Asian SecuritySummit，The Shangri-La Dialogue，02 June 2012.
[14][美]格雷厄姆 阿利森：“美国应接纳中国崛起”，《金融时报》中文网站：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228#utm_campaign=1D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一版。
[16]季志业：“中国地缘政治‘123……’”，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第15页；郑必坚：“对一个重大战略构想的新认识”，载《北京日报》2012年1月16日。
